作者：鲍昆
摄影术传入中国可记载的时间大约有一百五十年以上，这之中包括西方的传教士、随军记者等在中国拍摄照片。他们为近代中国流下了宝贵的历史影像资料。随着摄影术的商业化，中国人自己也开始使用摄影术作为谋生手段。19世纪60年代前后，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中已经出现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的照相业。1859年，广东人赖阿芳在香港皇后大道开了一家“摄影社”。他除了拍摄人物肖像外，还拍摄香港社会的世俗生活和风物景观，作为旅游纪念品向观光客销售。这是中国人最早的社会纪录摄影。赖阿芳的摄影，标志着中国摄影正式担当了记录历史的媒介身份。进入20世纪的中国摄影，很快分叉出两股不同的走向。一股是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实用摄影，像民间照相业和传媒新闻摄影；一股是有闲阶级的艺术摄影。在传媒摄影上，代表性的是沙飞、石少华、吴印咸等一系列的战争摄影人物；后者则是和大众温饱无关的风月无边，代表性的人物是后来去了台湾的郎静山与留在的大陆的张印泉、胡伯翔、蔡俊三等。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作品。1949年以后，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导致摄影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这一时期的摄影基本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有着极强的政治符号性。其中尤其以侯波、吕厚民等领袖人物摄影给人印象深刻。这种状况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北京四月影会为代表的一批新摄影人的努力才使摄影回归到媒介本体的丰富性。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摄影的社会作用开始全面复苏。从开始的唯美主义的传统沙龙摄影，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纪实主义摄影，至世纪末兴起的观念艺术摄影，中国摄影以几个浪潮式的运动将西方近一个世纪的摄影历史浓缩性地补课式地实践了一遍，期间还若隐若现地进行过不明就里的“现代主义”摄影实验。
2000年以来，随着国际艺术品市场的兴起，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期。在初期的以传统艺术方式创作的作品率先市场化以后，很快以摄影方式创作的当代性作品大量进入市场。以摄影方式进行当代性艺术创作，中国的艺术家基本与国际上的潮流同步。最早以摄影方式引起注意的艺术家是高氏兄弟、王庆松等人。高氏兄弟的影像艺术大量使用电脑数字技术，严格说是数字影像艺术，其作品带有很强的政治隐喻性。王庆松则显然受到了加拿大艺术家杰夫·沃尔的影响，以摆拍导演的方式虚拟重现许多带有情节性的场面，用反讽的表现手法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念。2005年以后，王庆松的艺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一系列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看法，如“千手观音”、“新闻摄影”等。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观念性影像艺术的代表，具有极强的当代性。稍晚的缪小春的影像作品从“解构”艺术史方面获得巨大的关注。他以模拟影像作为原始素材，然后进行数字化三维处理，进行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经典绘画的重新演绎，其手段方式的颠覆性给予了原来画作意象的新的哲学阐释。晚近的姚璐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建筑工地上的绿色渣土堆覆盖布为基本素材，利用后期的电脑数字拼贴，模仿中国传统水墨青绿山水画的意境，对现代性的社会发展过程景观做了反讽式的揶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也慢慢引起注意，如王久良以中国民间农村鬼神殡俗文化做文章的“往生”、“极乐”等，既有当代艺术炫目的效果，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意涵，这是目前多数当代艺术家所缺乏的。天津的戴翔则完全利用玩偶和现实场景进行数字化的合成，重新演绎了一个贯穿中国大陆半个世纪的政治英雄符号雷锋的故事，将一个政治道德神话放进消费主义统辖的当下语境中，其辐射的思考意义丰富深远，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在这些比较典型和没有争议的当代影像艺术作品之外，一些早期当代艺术的记录影像也进入市场，引起了一些对什么是当代影像艺术认定的混乱。比如张洹的“为无名山增高1米”、马六明的一些作品等。他们这些今天被称为影像艺术的作品，只是对早期行为艺术的一些现场记录，属于文献式的影像，不能归属于纯粹的影像艺术。但他们仍然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因为那些表演性的行为艺术最终只能以影像的方式进入艺术史和大众传播。至于其具体的市场价格，则需要根据其当下的市场规则来认定，如限量、尺寸、材料和出处等。不过，马六明在后期已经将自己的行为艺术有意向“影像艺术”转移，也就是说这部分作品创作的动机不是行为表演艺术，而是完全按照影像表达规律和效果创作的。这部分作品则可以清楚的判定是影像艺术作品，如“芬·马六明”等。
当代性的影像艺术性作品也带动了传统摄影作品的市场化。2006年11月华辰秋季拍卖会影像拍卖专场在北京王府半岛酒店成功举行。这是国内首次的影像拍卖专场，基本以传统摄影作品为主，其中著名的大陆希望工程摄影师解海龙的“大眼睛”被追拍到人民币30万元。它的成功，有力的推动了摄影影像作品的市场化，大量原来以经营传统艺术作品的一级市场画廊开始关注经营摄影作品。在此之前，只有一家在自2003年开业的专业经营摄影作品的北京798“百年印象”摄影画廊，现在则有较著名的“映”画廊、“巴黎·北京”“大河”和“See＋”等新画廊入市。在华辰之后，紧接着有嘉德、诚轩等拍卖公司举办摄影作品专场拍卖。2008年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波及中国艺术品市场，但华辰等公司依然坚持，而且保持业绩。目前，各个画廊经营均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交易仍在持续甚至保持活跃。值得指出的是，在二级的影像拍卖市场上，“老照片”大有成为收藏家热捧的趋向。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在130多年前拍摄的圆明园老照片以近百万人民币价格在2008年华辰春拍上拍出，为老照片价格的飙升打了一针强心剂。现在，各拍卖公司都在挖掘老照片资源，而且成交活跃。台湾收藏家徐宗懋（秦风）先生的民国影像，就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总的看来，市场由早期的狂热转为现在的冷静和理性，这是一个必须肯定的现状。
从2006年热络起来的中国大陆摄影收藏市场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目前保持平稳的盘整期。一些在高潮时期跟风开业但没有专业素质的画廊渐渐退出市场，剩下的则是具有专业精神的经营者。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民间财富迅速崛起，大量游资需要寻找投资热点，所以艺术品收藏市场只会逐步扩大。另外，中国大陆摄影普及程度极高，爱好与行业从业人员都居于世界首位，每年各地和各种方向的大型摄影活动不断，比如著名的连州国际摄影节、丽水国际摄影节和平遥摄影节等，其影像文化和相关的市场前景必然灿烂。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尽快提升对影像藏品的学术判定，尤其是需要对并未经过时间检验的所谓当代影像艺术作品保持冷静。这部分作品与稀有性极高的历史老照片不同，应该属于当代艺术一类，并不具备“稀有性”，其判定标准应该是“艺术”标准。但是由于近年来西方艺术品市场的疯狂扩张，大量复杂商业因素参与其中，加之摄影媒介艺术在市场中属于新生事物，相应的美学标准并未清楚确立，所以显得比较混乱。因此，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还有待时间来解决。对于收藏投资者来说，则需慎重加慎重。对于已经在历史上著名，摄影师还在世的现代摄影作品，则需完善其作品进入市场的各项规则，如限量、材料和制作工艺等，以保证收藏者的权益。这是目前亟待深入完善的工作。对于已经去世摄影家没有签字的作品，入市需要由具有公信力的中介公证机构认证，但这样的机构目前还没有，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实习编辑：崔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