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楠
摄影人要以圈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
对我影响最深的照片，其实有两张。一张是布列松的《圣拉扎尔火车站》。第一次看到它，是在高中时班主任的报纸上。可能是由于那时报纸印刷质量比较差，我只注意到了画面右边跳跃的人和他在水中的倒影，当时以为这个人和影子就构成了 “决定性瞬间”，或者说，我以为所谓“决定性瞬间”就是对动作高潮的一个抓取。后来，我从一本印刷质量较好的杂志上再次看到了这照片，才发现画面左边的墙上的招贴画上的那个人!这时我才知道“决定性瞬间”不是我原来理解的那个意思，它是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瞬间同时达到的高潮，它不但要抓取到那个人的动态瞬间，还要考虑这个瞬间是发生在非常恰当的环境里边，它是一箭双雕的。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大家大多还是在拍花卉和风景之类的东西。比如你拍长城，一定是气贯长虹的;拍工人，一定要高昂的，机位一定得低一点儿。当我试图用这种惯性的“意义”来理解布列松的照片时，当然不可能从中读到意义。
而另外一张照片，就是吴印咸先生拍的《白求恩大夫》。其实这张照片我看到的时间比布列松那张还早。最初看的不是照片，是在一家医院的楼梯间里的一张壁画。后来，我从一个教摄影的电视节目上看到了专家从照片的背景、用光什么的进行分析。我才知道了这原来是一张照片，且拍一张照片还有那么多讲究。我想它吸引我的并非专家嘴里的专业技巧，而是照片自己“说”出来的一种东西。非专业读者看到照片，不会有人关心照片是不是用莱卡拍啊，用没用闪光灯这类的技术参数。吸引他们的只有照片的内容和形式。就是说好照片应该具有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广泛的学科价值，而不仅仅是一张满足基本技术指标的电子文件或者是一张昂贵的纸片。
摄影圈相对于社会大众着实显得太小众了。只有走出摄影的小圈子，以图片的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待摄影，才能把摄影做得更有价值。仅以摄影圈自己的眼光看摄影作品，基本属于自娱自乐。
中国摄影师应该为自己的时代造像，否则，即使我们国家发生再大的事情，也只能算是WPP中的一条突发新闻
我学摄影是从高中一年级学校的课外兴趣小组开始的。1993年3月23日中午，我用我母亲悄悄给的840块钱，在济南百货大楼买了一台凤凰DC303照相机。这是我的第一台相机。那时，840块钱对于我母亲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到现在，我已经用过不少相机，那台凤凰早已退役十年，我依然把她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干燥箱里。
1995年至今，我从拍身边的残疾同学开始，陆续拍过农民工、养老院里的老人、残疾孩子、京剧演员、商人等等。在拍摄过程中，不断有人问我拍这些个有什么用，其实我也不断在问自己。照片要扩大影响力，要么获奖，要么卖钱。而我拍的这些照片既不能获奖，更不能给孩子买奶粉，给媳妇买大衣。人们大多只认得两样东西：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权力。如果强迫他们认第三样东西，那就是拳头。但是这三样东西，纪实摄影都不能直接给你。有时我看摄影也像一种生物链。譬如说，非洲草原上的一头狮子咬死了一匹斑马，狮子吃掉了大块的肉，然后一群鬣狗分吃内脏啃碎肉，事后秃鹫来啄啄骨缝，剩下就由昆虫们处理最后的残渣……我们这里有个城市搞了个摄影活动，几位为活动提供了重要赞助的高官和企业家获得了 “××大师”的称号，而我在这次活动中获赠画册一本，还跟着混了顿免费午餐。我想，我算是摄影食物链里面比较低级动物的吧。
当前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时代，外来文化的和本土文化的碰撞导致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画面，这正是我们时代变革物化的表象。我也许没法理解它们，但是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我们需要自己的摄影师给我们自己的时代留影。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照相机生产厂家是诺基亚，他几乎把每一部手机都安装上镜头。在照相机史无前例普及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来分担这份给时代留影的重任呢?
不知是谁说过，摄影有些像“佛”，高人赴之，俗人趋之，为官做宰，士农工商，贩夫走卒走都在玩相机。崇高者为艺术献身，风雅者只是闲情偶寄，职业者纯粹为了衣食生计。对我来说，为中国人拍照是我的理想。对于甘心为时代造像者而言，只有甘于淡泊持之以恒，才是出路。否则，即使我们国家发生再大的事情，也只能算是WPP中的一条突发新闻。
中国现在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大师，等到我们这些草都烂掉以后，真正的大师才会在我们的养分中成长起来
以前有朋友问我，中国现在有摄影大师吗?我说有可能还没有，必须等到我们这几代人都死掉以后，等到我们这些草都烂掉以后，真正的大师才会在我们的养分中成长起来。
你认为中国摄影界现在都只是草，没有乔木?
只有草和长得比较大的草以及灌木，但是没有乔木。
什么是大师?就是把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做好了的那个人!大师的标准是全世界该领域的最高点，是八千米以上的高峰。
交出照片，摄影师的一切都无可保留。我们当前的摄影有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我们的摄影有没有独立的思考?我们的摄影有没有自己的语言体系?我们有人比阿勃斯做得更好么?有人比阿威顿做的更好么?若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恐怕没有哪个方面的摄影工作做在世界同行的前列。那就不能算是有大师，只能算有劳动模范。我的话比较得罪人，但我是讲真话，我希望中国有摄影大师，真的。
你前面提到了侯登科，你怎么评价他们那一代摄影人?
他们是非常有良心的人，他们的作品都是处在自己体力、智力、精力的尽头，他们做到了他们能做到的最好。
我父亲教育我，做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即使是要饭都会比别人要的多。做纪实摄影需要面对两个很大的成本：第一个是时间。纪实报道摄影其实就是摄影者与被拍摄对象长期交往、了解的过程，图片只是这个过程的副产品。在拍摄过程中要不断克服懒惰和疲劳感;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就像零存整取一样，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做这件严谨准确的事情，待到一定数量后，时间就会显现出分量。在时间面前，一切技巧都是可笑的。就像巴金先生说的，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想这句话同样适合摄影。第二个就是要敢于面对高昂的机会成本。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有了收获：有的升官，有的挣钱，有的玩得很高兴。我看着也眼馋，但是既然选择了做纪实摄影，就意味着你下决心放弃了其他的机会，哪怕现在正在做的事看上去很难有好收成，你也要敢于承担起这个损失。
对于一个立志为摄影做事的人来讲，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过怎样的生活，你都可以用摄影去记录去表达，并不在于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样的时间。即使你当时没有相机，其经历和想法，也会成为日后拍摄的一种养料。我觉得必须让摄影成为一种生活的自觉，才是好的摄影师。所以，我觉得当摄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这才是成为摄影师的开始。
我的照片也许不能解决问题，但起码，我能让别人发现这个问题
影像是观察的延伸，你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观察当然很重要。很多题材，我觉得自己是出于一种自然的责任感，要去拍。但是并非出于简单的怜悯或者所谓“人道主义关怀”，因为很多被摄对象并不需要你的照片去怜悯和关怀，他们需要的是立刻变现的实惠，但是我无法给他们。我拍京剧，是把它当作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缩影来看的，我觉得这是当下中国文化自信力缺失造成的一种可悲现象。
我在拍摄过程中想记录的东西，和文化官员及剧团领导想看的东西不一样。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吧：有位演员，用自己抵押房子的钱买了剧本。我觉得这是件很值得敬佩的事。后来这张照片发表在《人民画报》上，但是剧院的领导就很不高兴，追查这件事，演员为此挨了批，抵押房子买剧本这事怎么能说出去呢?多丢剧院的脸啊!
我觉得一个摄影师的最好表现角度，不是简单说它是衰落的，而是用平和的眼光去拍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譬如今年的第五届京剧节上，剧团准备了五年、剧本改了八稿的一出戏，在最后演出时却出了漏子——演员台下抢妆，音响师没有及时关掉麦克风，在后台说的话，全都播出去了，而且是全国直播。这种功亏一篑的感受，换了谁都会觉得要命。就是说，当我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他们的真实状态，这个专题才能更加真实和丰满。
当然，我的工作对京剧是有帮助的。当初我开始拍摄的时候，剧团就在火车站边的一个小胡同里，办公场所狭小，没有排练厅，大家连续多年只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但现在他们拥有一栋独立的小楼，各种设施有了很大进步，现在可以发百分之八九十的工资了。我并不能说这是我的功劳，但是我也为此出过一份力。
我总觉得，最危险的问题就是看不到问题。我的照片也许不能解决问题，但起码，我能让别人发现这个问题
我看到你拍“单位”很高兴，因为它表明你在变化。以前我说过，你的影像是比较安静和耐看的，但延伸和突破的能力相对会弱一点。
好像是冯骥才说过，一个成功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有几次华丽的转身，才可以称得上不断地成功、不断地进步。我试图对以前的语法和方法有一个突破。
“单位”对我来讲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单位这种体系和处在这种体系中人们和他们的心态就像老城区的老街老房一样，是时代的遗迹。它很快会被我们的时代所摧毁或者改变。我身处其中，感受深刻而真切，有责任记录。
有想过以后做一个职业摄影师吗?
我前段时间帮一个大企业的朋友拍照片，他把我介绍给领导时说 “这是××局的宁科长。”他不会说：“这是一位不错的摄影师。”其实我的职务是科员，比科长低两级，但在人们心目中，介绍干部最小也得冠个科长的头衔。在很多人的的心里，一个科长是必须去尊重的，而一个摄影师无论他拍的怎样，都不过是一个“照相的”。我觉得我像是两栖类的青蛙。但我坚信，我真正的理想还是在摄影上面。
拍摄结束，开车回家。我当司机，同车有一位教摄影的老师，还有一位在媒体做负责人，大家都是知心朋友。他们问我以后到底打算做什么?我脱口而出说我想做个摄影家。结果，他俩暴笑，团在一起，爬都爬不起来。他们笑我傻，说我“太天真”，说你现在当个干部多好，到处有人敬着，当了摄影家你就彻底成了个“照相的”……我现在考虑这个问题：一个摄影家难道一定要靠摄影吃饭?我想，当摄影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才是我真正成为摄影师的开始。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