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铮

    摘要：《影像》杂志为《摄影家》杂志做致敬号，应在情理之中。你想想，《影像》的学术主持陈丹青，曾在他去台湾访问的时候，专程到重庆南路的《摄影家》编辑部登门拜访，对于《摄影家》的工作表示敬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阮义忠先生亲口对我说起的。由此可以想见，陈先生对于《摄影家》杂志与阮先生的工作的由衷喜爱与赞赏。后来，在《摄影家》办到第六十二期时，因为阮义忠先生的个人原因而停办...

    你想想，《影像》的学术主持陈丹青，曾在他去台湾访问的时候，专程到重庆南路的《摄影家》编辑部登门拜访，对于《摄影家》的工作表示敬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阮义忠先生亲口对我说起的。由此可以想见，陈先生对于《摄影家》杂志与阮先生的工作的由衷喜爱与赞赏。后来，在《摄影家》办到第六十二期时，因为阮义忠先生的个人原因而停办，曾经令外界一片叹息。如今，听闻陈先生毅然出任《影像》的学术主持，此番“义举”，肯定令外界有一番大期待。虽然陈先生不事张扬，此事至今外人所知甚少，但这仍然不由我不发生这样的联想，那就是，阮先生本来想办到一百期的《摄影家》杂志所没有继续下去的一些计划、想象、以及承诺，可能要由陈先生来实施完成了。

　　让我假想与遐想，还加上瞎想，如果来接续阮先生的摄影理想，作为长久的致敬，《影像》有什么可以进一步让我们欢呼雀跃的可能?

　　《摄影家》对于历代(摄影历史不长，但总也有数代人马了)杰出的摄影家，不惜工本以大量篇幅、甚至整本篇幅推出之。方大曾、刘铮、周庆辉等人的专集，至今仍然生辉。这个好传统《影像》肯定会保存并发扬之。只要有好的、潜力大的摄影家，仍然可以开足马力地大做特做摄影家个人专辑。这种做法要比平均用力于各个栏目更有挑战性。同时，这也检验编辑的眼光与魄力。因为这是要为当下与将来负责的举动。人家会紧紧盯住这个已经被“做掉了”的摄影家的名字，他后面的一切工作，都会被人关注，有人甚至就跟踪他一辈子。除此种人物专集之外，《影像》似可更在各种专题议题上下工夫。比如，摄影与死亡、情欲与身体、空间与权力、摄影与记忆、摄影与国族身份、家庭与摄影、外国人看中国(反之亦可，不过我有点担心，中国人没有外国人的较真劲，拍出来的东西比不上人家往死里看我们的东西。人家那个心气与心劲，动了真格后，是没治的深入)。

　　可能已经在刊物的名字中就已经表明了的，《摄影家》杂志的重点是在自成一家的摄影“家”上，因此摄影理论似乎不是其重心所在。这也可能与杂志的宗旨和编辑也就是阮先生与袁瑶瑶女士的趣味有关。但是，《摄影家》的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影像》在可能的情况下，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每期编辑或译介一篇好文，对于推动中国摄影的理论生产，善莫大焉。

　　在我的感觉里，《摄影家》在注重当代同时代的摄影实践的同时，也对于历史人物与摄影实践的发掘有莫大的投入。比如，民国摄影家方大曾的发现，就是有了《摄影家》的全力推动才得以浮出水面。而《影像》，仍然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摄影史这一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对于历史的关照仍然有极大的偏颇。一些权力者先掌握权力，然后再把历史搞定，以为历史就是这样了。包括摄影史在内，根据破绽百出的“大史”排比出的各种“小史”，往往简陋与偏颇得无法令人相信历史是这样的。因此，摄影史的研究，应该是一个今后可以慎重为之的领域。以上为遐想。

　　另外，还有一个包含私心的建议是，如果做全本的致敬号，是不是可以复制其中的一期，让人窥见《摄影家》杂志的风采。这个念头，起于看到一本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所出的苏联艺术家、摄影家、设计师埃尔?李西斯基的研究专书。那本书中，在最后的封底里，嵌入一本按照当时原大复制的李西斯基的平面设计作品。这件作品是个折叠式的折页，从厚厚的封底中慢慢拉出，很有意思。如果《影像》也可以这么做，这个复制品，可以以另外一种不同于《影像》的纸张做成，以示与《影像》的区别。就有印报纸的这种纸也可以。

　　如果可能，我希望以某种方式复制第19期《摄影家》，并附在这期致敬号中。那期名为《面对死亡》的专辑内容惊心动魄，刊出了红色高棉大屠杀死刑囚的肖像照片。尽管红色高棉执政时间不长，而且档案制度粗率，但鬼使神差地，它所发动的那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却硬是有那么一大批照片资料在，成为后人指控它灭绝人性的铁证。照片中的男女老少，以平静的目光看着镜头，接受命运的审判。而摄影，则以比他们的表情更冷静的冷酷记录了他们的平静。这批照片拍摄于据记载屠杀了一万七千人的S-21监狱。我去年在东京看过一本名为《来自S-21监狱的呼声》的书，那书说，该监狱的头目在中国学习时康生曾经宴请过他。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还无法看到在现下的金边街头铺天盖地出售的有关屠场(killing field)真相的光盘与书时，让我们先看看这些面对死亡仍然镇定的面孔，给沉浸于欢乐与纵乐的我们以一个深思的机会，我认为仍然是必要的。我们究竟面对的是什么怪物，居然会、而且胆敢以社会重构的崇高口号来为死神开路?我的这个提议姑且称为瞎想。

　　以上说了遐想与瞎想，请再让我说说自己与《摄影家》的关系，也算一份小小的纪念。

　　其实，我看到的《摄影家》杂志相当有限。但阮义忠老师的大名，则是1986年在上海就已经知道了。他的两本书(我们简为“大师”与“新锐”)在我们的“北河盟”摄影沙龙在淮海电影院地下咖啡厅举事之前，就被沙龙团伙广为传阅，后来竟然传到了无踪影。要知道，那是正宗购自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台湾正版，36元RMB一本。当时一个青工的一月工资。《摄影家》好像是从李媚那里听到的，但一直看不到杂志。1991年出国后，有点不设相地委托台湾的同学帮我带来两本。一本记得有朗静山的作品，另外一本是威廉?克莱因专辑。想想看，这两个人的观念、风格的反差有多大，而阮先生居然都收容他们了。非常了不起的。由于那同学坚不收钱，这种委托有变成变相敲诈他人钱财的危险，因此后来就不敢麻烦她了。在日本八年，其实只看到两本《摄影家》杂志。不对，应该说拥有两本，因为在世界最大摄影博物馆东京都摄影博物馆，是可以看到这本杂志的。这也证明了《摄影家》的国际影响。我只要去那里，总要看看这本杂志的。但因为有了那两本杂志，从此对这本杂志念兹在兹。有的时候，光看看那两本杂志里印出的已经出版各刊的封面，就足以让我遐想一番了。对了，那个同学还给我带来一本也是阮先生办的《影像》杂志，那是一期自拍像专辑。而那个杂志的名字，居然今天与大陆《影像》的名字巧合。也许，这就是阮先生所说的“因缘”吧?

　　1999年回国，2001年在那个只办了一届的东营国际摄影节上终于见到了阮义忠老师。从此，就算有赠阅《摄影家》的特殊待遇，而且还接受阮先生的邀请，为刘铮特集写点文字，真是与有荣焉。但不幸的是，那时其实他已经萌生偃旗息鼓之意。因此虽然有赠阅《摄影家》之荣，却经常是伸长头颈左顾右盼地才等来一期。渐渐地，心中有个预感，这本杂志不久要“圆寂”。与此同时，浙江摄影出版社开始做《摄影家》的精华本，整整齐齐地一共出了十期。那大陆版也编辑得用心用力，但终究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得窥全貌，而且滞后，作为资料是有意思的，但对于了解当下情况却是力有不逮。承编辑葛卫卫女士的好意，我居然有始有终地保有了十辑大陆版《摄影家》丛书精华本，也算稍解对于台湾《摄影家》杂志的渴慕。因此，我的书架上，也算有一伙《摄影家》伴我。再后来，终于听到阮先生自己对我说，不准备把《摄影家》杂志办下去了。我听了无语呒然。阮先生有了更高的归依，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对于摄影的热爱，而强求他继续只是为了我们这些还仍然执着、执迷于摄影的人把杂志办下去。那就是自私了。当然，他仍然是热爱摄影的，但摄影于他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顺便说一声，当我2006年3月有机会去台湾时，《摄影家》编辑部已经“打烊”，我只能到阮先生家中表示敬意了。那天，那位出现在阮先生编著的《摄影美学七问》中的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传兴先生，也出现在阮先生家中。又是一喜。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