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冯海
她是一个老派人：来录节目的时候，和每个人都要打招呼，走的时候“多谢摄像大哥，辛苦了”。要和丹丹姐开会，怕迟到，简直是一路小跑着去。
“我想有家庭，想有孩子，这是我一直的梦想。我现在这么快乐，因为这个我唯一的梦想实现了。”
她主动提起，“我最近笑，都发现自己眼角有皱纹了”。她没有恐慌，“我现在是适应阶段。就是岁数大了，因为我也不折腾，不打针什么的。”
当你近距离接触过一个明星，然后再回去看她过去的采访，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2017年年底，章子怡在绍兴录制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期间，我们两次去到了录制现场为这篇报道做采访，在她的化妆间里，我们前后共跟踪采访了7天。白天的时间里，我们交流不多，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她的旁观者。每天晚上录完节目——通常是后半夜，我们跟随她的车回到酒店，一个小时的车程里，她回答我们的提问：关于电影、关于生活、关于童年、关于世界……在一程又一程的夜色里，她或兴奋或疲惫，但都尽量成全我们的采访。还有一次，她靠在座椅后背上，让我们帮她把她后脑勺上可能多达有100个的发卡取下来——她离我们之近，近到触手可及。
我们从未见过一个如此敞开的章子怡。那大大颠覆了我们之前对她的想象——也是公众对她的想象。
后来我们回到北京，为开始写这篇稿子做准备，翻出她过去的采访看，才发现了那么多视而不见。原来她从来就像在《演员的诞生》里当评委那样直接：台上的演员表演可以打几分？看章子怡的表情就知道。她的点评风格是女性的、温柔的，但同时，也是敞亮的。
在《演员的诞生》中，演员什么表现，章子怡就呈现什么脸色在这篇稿子里，我们希望追溯那个误读的缘由，也想记录下，这个我们重新理解过的章子怡。
打动章子怡接戏的唯一标准
很多年后，章子怡仍然记得八年前的一个夜晚，她在酒店大厅听李芳芳给她讲王敏佳的故事。那个时候王敏佳的故事还没完全成形，章子怡听到的只是一些片段——王敏佳还是一个漂亮小姑娘的时候，她曾经有过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她最终生病错过了。后来她一直谎称自己就是那个给毛主席献过花的小女孩。而谎言被揭穿了，王敏佳的人生也随之坠入深渊——她虽然从一场批斗里活了下来，但从此，容貌尽毁。
仅仅是几个片段，章子怡就被王敏佳的人生给迷住了。再后来，她看到《无问西东》的剧本，是在飞往欧洲的航班上，才看了一半，她就忍不住泪如雨下。这个戏，就这么接了下来，“这样一个角色在我眼前我怎么能去拒绝？她有独一无二的美丽和独一无二的命运”。
章子怡在《无问西东》中饰演王敏佳
她什么都没问——她甚至不知道导演有没有谈下其他演员。而导演本人，李芳芳，之前写过一本《十七岁不哭》的散文集，将其发展成一个10集的剧本，拍过一部叫做《80'后》的电影。对于电影这个行业，不要说“著名”“资深”，连“有经验”都不怎么算得上。
那些对章子怡都不重要。有没有其他著名演员参演不重要，片酬有多少不重要，电影投资有多大不重要，戏份是不是最多不重要，有没有“成功相”不重要，未来有没有机会得奖不重要，“我的戏就这么多，我爱上这个角色我就去做了。我不是非大片不演，那不是我的标准和要求”。
她一心一意地扑在了王敏佳的命运里。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她把身体与情感都交于一个角色，让她带着自己起起伏伏——她一贯的，细工、慢活。
出道20年，章子怡出演的电影作品表——哪怕算上客串，也比起她的得奖记录来要短很多很多：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女演员，可能也是中国最难请到的女演员。
然而，要打动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女演员，其实只需要给她一个能让她投入的故事——去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导演程耳，也曾经得意过，自己请来章子怡，全凭剧本，话都没多说。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几乎没有比这最诚恳和最朴素的出发点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明星，需要考虑得则比这多得多——但吊诡的是，恰恰是最章子怡，在过去这20年里，扛着一个“把欲望写在脸上”的罪名。
王敏佳无法抵抗命运给她的——比如时代，比如美丽，比如他人的恶意。她不得不承受下来。她美丽被摧毁的那一刻成了很多人心目中这部电影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但是，当采访中，章子怡自己回忆《无问西东》时，她所忆起的是，王敏佳在毁容之后，在云南给孩子们教书——“她跟他们一块儿唱歌，她坐在那里，有一缕光照进来。她坐在那里剥豆子，她还是没有生恨。”
这个片段我们并没有最终成片的《无问西东》中看到。但那是章子怡本人，最喜欢的镜头。
被最严厉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好学生
“信念感”这个词可能是2017年下半年最流行的词语之一。它的流行，始于坐在《演员的诞生》评委席中间位置的章子怡——“拍戏无数年，我合作过很多演员，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演员当面提出过任何表演的问题，因为我深知自己的本分，尊重合作伙伴。但是，在《演员的诞生》这个舞台上，我的身份不同，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对这件事情负责，我必须要履行我的职责。”
章子怡19岁拍摄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我的父亲母亲》
关于章子怡的认真这点，并不怎么出乎人们意料,关于她的“敬业”，从来没有受到过半点质疑。然而她的认真是每时每秒的。录备采的时候，她给自己打板：一只手高高抬起，然后用力拍下去，发出很脆很响的一声“啪”，“演员章子怡备采”，她精气神十足地说。
她是一个老派人：来录节目的时候，和每个人都要打招呼，走的时候也不忘感谢，“多谢摄像大哥，辛苦了”。要和丹丹姐开会，怕迟到，简直是一路小跑着去。听说吴秀波来了，去他休息室里打招呼问好。觉得陶虹的表演特别好，私下夸了又夸，骄傲地说，“这是我们中戏的大师姐。”
像那种被最严格最讲究的方式教育出来的好孩子。
那的确是的。彼时的中戏极为苛刻。表演专业才一个班，千军万马挤进来20人，却还要再经历一层考验——大一的汇报演出被称为“甄别”，演出不过关的将被劝退或者转专业。那一年，20个人里被甄别走了4人，“本来是6人，还有两人就是我和章子怡”——刘烨曾经多次回忆这段黑历史，这两位的友谊在那个时候开始结下。他们的问题是年龄小，没有生活经验，也就编不出交作业所需要的小品。有次俩人演一对离婚的夫妻，老师看着看着笑了起来：“你们这是演戏吗？不是小孩儿玩泥巴过家家吗？”全班哄堂大笑。
汇演自然也是不行的。他们最后请了一位师兄吃饭，饭桌上两人说到伤心处，痛哭起来，师兄才为他们写了一个剧本，两人排了一天，过了。
那是一种普遍弥漫在中戏表演系的氛围：外形条件在新生中非常突出的胡静回忆大一，“我特别后悔选择了表演这条路，太不适合我了，我是在迷惘和纠结中度过的，人生是灰色的，不，不是灰色，是黑色”。学过戏曲，在舞台上已经很有经验的袁泉，“进校第一个月就被打趴下了，学习压力很大”，她用吃来缓解压力，一度胖到了120斤。
他们几乎是被当做表演艺术家培养的最后一代人。中戏给他们的第一堂课是，“要想学做戏，先要学做人”。第二堂课，“中戏的学生不跑龙套，你们要想跑，不用在中戏待上4年，马上就能实现。”
学习舞蹈的章子怡
大二，常莉担当这个班的班主任。这一年，兄弟院校的同级生赵薇一夜红遍大江南北。目睹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常莉开始有一些转变。然而，中戏绝大多数老师仍然对此毫无认知，“传统的表演系统主张‘内大于外’。她（常莉）却是‘外大于内’，强调实用性。我们当时不赞同。” 时任表演系副主任王明亚，在曾经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这么回忆。
然而即便是思想开明如常莉，也并不准许学生在头两年就参加校外活动。有一次班主任常莉上完课，准备离开课堂的时候，发现所有学生都仍留在座位上——他们酝酿了很久，要和班主任进行一次关于出外接戏的谈判。这个谈判并没有成功，大一大二不能接戏仍然是铁规。
就算到了大三，学生们终于可以开始接戏，那也得经过老师们的审核，必须好剧本、好团队、好导演，学校才会放行。
1998年，霍建起来中戏挑中了刘烨拍《那人、那山、那狗》。女主角方面，刘烨还向导演推荐了章子怡和袁泉，然后才知道，章子怡已经接到了张艺谋的电影，而袁泉，也被滕文骥挑选中接拍《春天的狂想》——都是好戏，都是大导，符合严苛的中戏老师们的标准。
“张艺谋导演找我拍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这些大导演的名字，当年在我们那时候简直崇高得不得了，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很多年后，章子怡面对着腾讯记者，回忆自己当时的入选，只有四个字，“懵懵懂懂”。
她虽有被“神”挑上的兴奋，同时也难免恐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大任”不是即将走上成名的金光大道，而是，为整个行业——包括自己老师们都仰望的“神”工作，该如何才能担负起“神”的期待，完成“神”给予的任务？
在电影衰落的年代里她只有电影
我们还必须再回顾一下上世纪的电影环境——或许这样，才能理解章子怡之所以成为了章子怡的原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二次衰落。1995年，中国大陆全年电影产量低于100部，总票房跌破10亿。许多传统的电影制片厂陷入困境，一些制片厂则转向影视合作，搞起电视剧。到了90年代末，很多限于困境的电影制片厂像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一样，发不出工资，只能出卖厂里的土地。一些小城市的电影院也干脆出租给了干录像厅起家的老板。
整个行业衰落至此，章子怡也大约很难在“电影明星”这个title上寄托太多的梦想。《我的父亲母亲》之后，张纪中开过200万的天价，那可是在二十年前，邀请她出演《笑傲江湖》中的岳灵珊。她拿不定主意，打电话征询张艺谋导演的意见，“一定要继续拍电影，你有潜力，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前途给毁了。”
拍摄《十面埋伏》时，导演张艺谋给章子怡讲戏
其实当年的电影行业如此破败不堪，谁能保证下一部戏什么时候到来？而张艺谋所说的“前途”——自然不是赚钱的前途，甚至都不是当明星的前途——而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的前途。那时章子怡不到20岁，表演也未到了她自称的“开窍期”，更谈不上“演员的自我修养”。更何况，演一部电视剧就真能废掉一个演员未来的生涯？换成另外一个女孩子，或许就不管不顾地接了。
但章子怡不敢，“神”说不可以，章子怡就再也不去想。放弃了200万的片酬，无非是，不肯让敬重的人对自己失望。在章子怡个性里，从小到大，最大的特色都是这股好强之心——她很擅长压榨自己，来完成一些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11岁，她因为优秀的身材比例，被选了上舞蹈学院，才发现自己先天条件羸弱，既没有柔韧度，也没有平衡感，其他学生轻松能做到的，她需要强行硬压才能完成。但这样的她，甚至还在15岁的时候，拿到了中国青少年最权威的舞蹈比赛桃李杯的奖项。
事隔半年张艺谋导演全力推荐了章子怡给一位举足轻重的导演，她最终通过努力得到了片中的重要角色。
这个导演，是李安。这部戏，就是《卧虎藏龙》。章子怡从此成了“国际章”。
《卧虎藏龙》中最为经典的一幕，是章子怡与周润发的竹林争斗
史航认为，一切的恶意都恰恰来自于“国际章”这个概念。一，幸运；二，超过所有人的成就，是章子怡的“原罪”——就连张艺谋都承认，“章子怡的成长道路真的是像梦幻一样”。
那是2000年，新世纪开始了，如今圈内的著名经纪人宗帅那个时候是北京一家报纸的文娱记者，他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是，“工作量突然增加了，以前文娱一周两个版，现在十几个版”。
国内的娱乐行业，真正开始兴起了。章子怡，这样一个被旧的行业传统打磨出来的女演员，被历史选中，送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从未有人走过——巩俐倒是更早就成为了“国际影星”，可是那个时候只有电影行业，没有娱乐行业。唯有章子怡，是这个新时代制造出来最独特的明星，她的声名，在新时代的加冕下，哗地一下，升到了半空，成为了所有人抬头才能看见的那朵璀璨烟花。
人们需要给这个“独特”找一个解释。“人们觉得她是一个簒夺者”，史航说。
在当时，章子怡本人，对于这些恶意，毫无准备。
没有人相信她的梦想这么简单
《我的父亲母亲》入围柏林电影节，组委会让导演带着全体演员上台。那天她穿了一件红色的肚兜——一个刚踏入国际的，不懂时尚为何物的，中国女孩正常不过的民族风选择，然后留下了一张和张艺谋共同捧起银熊奖的照片。在传播过程中，这张图渐渐被描述成没有得到张艺谋允许，她强行冲上了台，“只穿了一个肚兜”。
“我人生被造的第一个谣就是这个”，章子怡回忆，“我那个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我就是19岁、20岁的一个女孩，很快成为了媒体编造谎言的主角”。同时，她也还清楚地记得，这并不是柏林电影节后立刻就有的传闻，而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暗暗发酵，慢慢扩散，乃至传播到不可收拾。
《我的父亲母亲》获得第50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章子怡与张艺谋上台领奖
在这个过程里，张艺谋以他独有的方式帮助了她——张艺谋觉得这毫不重要，“你不用解释，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解释的，你只要踏踏实实拍好你的电影，作品会代表一切”。这倒的确是张艺谋个人不二的价值观，这个从小就背着“黑五类”家庭成分压力的陕西男人，一生致力于把自己培养成“有用的人”和“干活的人”，自尊而又孤独地维持着“不说”，从未主动为自己辩解过一句话。
张艺谋说“不用解释”，章子怡就没有解释，何况她也同样是高自尊人格——“人是要相处的，不是说我解释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了”。
确实——她的解释，也并没有什么用。
“你看我曾经的访问，我一直在说我想有家庭，想有孩子，这是我一直的梦想。我现在这么快乐，因为这个我唯一的梦想实现了。其他东西都是顺其自然，表演是一步一步锻炼到今天的，我热爱这个行业，这将是我终身的职业，除此之外，我的世界简单得黑白分明”。她对我们说。
我们必须承认，在她真正结婚和生孩子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相信，“国际章”是一个把结婚生孩子当成最高梦想的人——谁都以为，她的梦想是抵达一个又一个高峰，乃至当做了母亲的章子怡在微博上成为一个“晒娃狂魔”的时候，全民都惊呼，“想不到”。
章子怡在微博晒出与女儿醒醒的日常
“近期的梦想是《一代宗师》可以早点拍完，长远的梦想还是想有一个家庭。”这是2012年她说的。
“当你真的碰到一段可以托付终身的情感时，你会为了这个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我特别期望有一天我真的能找到一个情感上的依托对象，两人彼此相爱，有家庭有孩子。”2011年。
“我的职业让我觉得孤独。因为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和爱人、朋友们在一起。我经常到一个城市拍一段戏，然后又得到另一个地方。有时我会突然觉得非常孤独。每参加完一个婚礼，看到朋友生了小孩，心里都会被刺痛一下。”2010年。
“如果让我在获得中国第一个金球奖影后与结婚生子二者之间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金球奖这次得不上，下次没准儿还有机会嘛。作为一个女人，即使你事业再优秀、再独立，你还是希望有一个港湾，可以歇歇脚。”这是更早一点，2006年说的。
人们终究以自己的想象构建明星的公众形象。而从北京女孩章子怡到“国际章”——甚至是，已经变成褒义的“娘娘”这个称号之间，可想象空间之大，或许堪比一个可吞噬万物的黑洞。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章子怡何以是一个从20岁出头就以结婚生孩子为至高梦想的人？
11岁，她进舞蹈学院。作为寄宿生，她每周有10元生活费，可以供她“在楼下买一个汽水，买一个火腿肠，然后是3毛2一包的方便面，海鲜味的，我印象特别深。”吃饭是免费的，只是如果想要吃个鸡腿就得去上食堂二楼的小灶了，几块钱，她舍不得。 但每个周六，“下午就两堂课，两点多就可以放学了。我都跑到学校的图书馆借录像带，我会每一个星期花两块钱借录像带。”
她借回家很多好莱坞大片，比如那时正热门的《辛德勒名单》。但重点不在于片子本身，那个年龄的她，大部分电影都看得似懂非懂。她持之以恒地每周节约两块钱花在录像带的原因在于仪式感本身，“我就是想跟家人呆在一起，共同去做一件事”。
“因为他们没有跟我做过什么事情，他们没有时间带我出去玩，串亲戚啊。我爸妈不是那种爸妈，他们不带我出去玩。我想跟我爸爸一块看电影，因为我爸爱看电影。我爸爸可以跟我讲是怎么回事儿，我特别想把人物关系搞清楚，我爸可以给我解释。”
与家人在一起，这就是她眼里最重要的事情。2005年的一个采访，记者让她回忆童年趣事，她想起的是，她小时候非常喜欢看见家门口多停了几辆自行车——那就意味着家里有客人来了，家里就会热闹一点，没准还会带着孩子们去逛公园——双职工，两个孩子，她是一个可以理解父母辛苦的乖女儿，但那种希望得到家长陪伴的渴望，也同样在沉默而又倔强地萌发着。
章子怡、汪峰与两个女儿
那些渴望，在她成年后，汇成了想自己有一个家庭的念想。她坦言，自己为数不多的几段恋情，其实都建立在结婚这件事上，当她发现对方并不是一个能够组成家庭的理想人选时，她扭头就走，“我不会拖泥带水，一个人适不适合在一起生活，其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当事人就会有感受，有些问题永远都会是问题，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永远也都改变不了。”
她以自己一贯强大的主见选择了婚姻，对于网络上那些不理解的声音，她的态度是：“日子是自己过的，话是别人说的，这是两码事儿。”
她有了一个渴望多年的孩子。对女儿她无限耐心、无限温柔。“我永远都会找到项目带孩子去玩。我们去动物园，去湖边喂鸭子。我们去看蝴蝶，给她穿浑身都是蝴蝶的衣服，很快她就请清楚楚地认识了蝴蝶这个昆虫。”
章子怡面对女儿总是有无限的宠溺与温柔
“满足。”夜色中疾驰的车上，章子怡用这个词为自己当下的生活做了总结。“我现在还在跟你聊还在说，其实我已经困得不行了，但我的内心是很快乐的，是很满足的。”
“以前不快乐吗？”
“就看那个时候我的恋爱状态是什么样子了。”她坦诚得令人惊讶，“如果我的感情在一种很美好的状态里面，也许会好一点，但是永远不会得到现在这么满足的一个状态。”
那天她录完节目，是凌晨2点收的工，然后她要赶去和汪峰一起吃宵夜。一上车，她就掏出电话打过去：“老公，他们家剁椒鸡蛋特别好吃，还有小炒肉，帮我点上。”
电影脸的标准是要有故事
有一次，她兴致勃勃地给周冬雨买了一个小镜子——是小黄鸭造型的，让她想起了周冬雨那个绰号。然而她也并不认识周冬雨，“我有个造型师说认识她，回头让他去送给周冬雨”。
她喜欢周冬雨，我们问她对“电影脸”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她说：“周冬雨，小小的吧，但她能量那么大。《七月与安生》里她有场戏我太喜欢了，就是马思纯死在医院的时候，她要签死亡证明。演得有层次有控制，节奏把握得非常好，这就是电影脸，是需要在银幕上有穿透力的。”
“舒淇也是电影脸啊。”举荐起人来的时候，她也不避讳是同辈，大大方方送上赞美，“舒淇多好看啊，她的脸有故事，你看她电影的时候是能感受到那种魅力的。”
很显然。章子怡心目中的“电影脸”和各种审美公众号里对“电影脸”的分析并不一样：不是什么“骨相美”、“五官比例好”、“线条流畅”。她的标准只有一个，“演员的能量”。
那么，演员是可以随着阅历增长而逐渐拥有“电影脸”的吗？
“有人生历练的人再去演戏，哪怕容貌没有太多变化，但是眼睛里散发出的光芒是不同的，那些眼睛里面能看到故事。”
章子怡在《演员的诞生》中以阴阳脸扮相出演小剧目
38岁的章子怡，在前不久，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她主动提起，“我最近笑，都发现自己眼角有皱纹了”。这个发现有点让她愕然，“因为以前就没见过嘛”，但是，她也没有恐慌，“我现在是适应阶段。就是岁数大了，因为我也不折腾，不打针什么的。”
她在适应她的新皱纹——既视之为人生里必然来临的事情，也视之为从此银幕上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像是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把年轻当作女性优势资源的时代，乐观地相信，皱纹的产生不会影响自己的事业，“这个岁数你也可以去演这个岁数的角色啊。我前阵子拿了一个剧本，我跟导演说你可千万别让我去装嫩，我不是那个年纪了，没有信念感这个角色就不成立。我可以演符合我现在阅历的角色嘛。”
可那切切实实的——包括很多演技在线的女演员都会遭遇的，40岁以后逐渐没戏可拍的情况啊？
“我太不担心了，演戏这个事儿我就是特别自信，我从小就是，所以我从来不争戏，不抢戏。”——几年前，她拍《太平轮》的时候，合约马上都要签了，遭遇到其他女明星以“带资进组”为许诺的争夺。她听闻此事的时候，人在巴黎，给吴宇森打了一个电话，和吴宇森说了很多自己对角色的分析和看法。
到了这一步，电话里的她仍然是矜持而自尊的，“在我心中只有对角色的揣摩，那些污的东西干扰不到我的节奏”。
章子怡在《胭脂扣》中的旗袍扮相
不希望自己的生命有任何的复杂性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不拍戏了呢？
“我不拍戏了，我就好好的过我的日子去。”
在《无问西东》里，黄晓明和章子怡之间有一句动人的情话：他扮演的陈鹏对她扮演的王敏佳说，“你别怕，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而在章子怡的事业里，“托底”大概不是一句玫瑰色的情话——她有她兴致勃勃的人生要过，这才是她的“底”。
如果不是亲见，很难想象“爱张罗”居然会是章子怡个性里的一部分。
节目录制期间，每天叫外卖，都一桌人一起吃，既包括她身边的经纪人、助理，还有浙江卫视的编导，也包括我们这样的“外人”。她给所有人夹菜，“杭州的鱼特别好吃，放到中间，每个人都尝尝”，甚至她会注意到谁吃得比较少，“再吃点啊”。
刷朋友圈的时候，她看到一个朋友抱怨买到了不好的苹果，便立刻找人打听，“上海有没有靠谱的水果商”，然后让助理帮她定了水果送去，“问问现在应季的水果有什么。有苹果吗？哪种好吃？进口的葡萄有没有？哦，草莓也上市了。”
《演员的诞生》编导周斌在得知自己这次要负责章子怡时，内心忐忑：“国际章啊，国际级别的，感觉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前两期录制“步步惊心”，因为章子怡要求非常高，可后来他慢慢发现，章子怡严格归严格，却是一个极好沟通的人。
她的宣传刘曦见过章子怡出国时如何给团队的人挑礼物：“每个人都有，而且是‘定制’的，她会考虑你是什么样的，买一个适合你的，比如编导天天熬夜熬得脸都糙了，她就给他带男士的护肤，还有眼霜，她很细心。”
周斌很快成为了章子怡团队中的一员，跟着其他人一起亲热地称她“姐”。章子怡跟女儿醒醒视频的时候会拉上他：“这是舅舅，跟舅舅say hello！”
正在背台词的章子怡
前来采访的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亲和。上场前，她纠结要不要穿袜子——她只穿了一双毛毛拖鞋，觉得有点儿冷。此时，她团队里有位工作人员感慨：你们这些女的，怎么都这样不爱穿袜子？她们也是没穿——我们刚从北京抵达浙江不久，已经私下抱怨了好一会儿江南的温度太有欺骗性了。她听闻之后，瞬间就和我们结成了统一战线：那我说什么也不能穿！就不穿！走！
“在一个环境里，我希望每个人都舒服，我都希望能照顾到了。我就是一个很操心的人，很多人不是，自己呆着一个角落里就好了，别人和自己无关。可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冲着我来的，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她清楚自己的个性，“我从小就是，我会换位思考的，我会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就像我小孩这么小，我必须站在她的角度去猜她说什么，猜她为什么手要一直挠她的裤子，是不是有商标扎到她了。”
这“操心”往另外一个角度说的话——她甚至带有一点很少被人意识到的“悲悯”。
《演员的诞生》里，有几位参赛选手在表演结束后的发言环节，诉苦诉了很久——因为发言时间太长，台下很多观众对这些不是当红明星的演员，产生了极大的不耐烦情绪，甚至有观众发出了嘘声。
然而当我们在采访中向她提起这几位选手时，她的回复是，“虽然她说的时间有一点久，但是我理解，我觉得她不容易，心里有很多的苦涩，你说平常她跟谁去分享呢？她在这个舞台上，或许就有机会留下来，观众就会对她多了解一点，这可能是她唯一的一个机会。这样想你是不是就觉得还可以，可以理解了？”
包括她说自己被抢戏的时候，除了忿忿之外，也不是没有一点理解，“也许某些人需要靠这样的角色奠定他的江湖地位或者多拿一个奖。有好角色大家都想演，就像你们，有好职位大家都想争。”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既没有高高在上的自得，也同样没有高处不胜寒的自怜。她没有想成为一个传奇的自觉，她活在她的日子里，且对获得幸福有强大的信念。因此，她非常斩钉截铁地，“我还有很多时间，她们（演过的角色）的人生我一点都不羡慕，我不想有任何的复杂性，我希望我的生命就是简简单单的我自己的。”
但或许——对于生活与生命本身的高投入，这又成就了她的那些角色。
《无问西东》里王敏佳被众人羞辱以后仍然要抱着雪花膏和蛤蜊油睡觉，《罗曼蒂克消亡史消亡史》小六在被囚禁与强奸之后，素着一张脸沉默地认真吃饭，仍然有着要活下去的欲念——那都是她自己，作为一个体验过好，也体验过坏的成年女子，对于这个世间的理解，对他人的好意。
大约也是，演员章子怡和北京女孩章子怡之间的，相互成全。平凡与伟大之间的，相互成全。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