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是大自然的儿子，也是鸭绿江的母亲，更是抚育各族人民生生不息的摇篮。
距长白山天池东南三十多公里，有一个名叫布尔湖里的地方。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三位仙女从天上来到这里洗浴，其中一位名叫佛库仑的仙女，因为吃了神鸟衔来的一枚红色果实而怀孕，不久便生下了一个男孩儿。这个男孩儿就是大清帝国皇室的先祖布库里雍顺。佛库伦告诉布库里雍顺：你是神的儿子，爱新觉罗家族是天下的主人。
据历史学家考证，两千多年以前的肃慎和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都是满族的先世。他们原本在白山黑水之间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后来这个族群中的一个部落迁徙到了辽宁省东部的山区定居下来。公元一五五九年夏季的一天，辽东一个小山村的上空突然阴云密布，随后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村外的河水紧跟着暴涨起来，正当人们为祸福吉凶议论纷纷的时候，一道彩虹划破了满天的阴霾，而这个时候，部落酋长塔克世的妻子顺利的生下了一个男孩儿。这个传说显然是后人根据“皇权神授”的封建意识而杜撰出来的，但塔克世的这个儿子，日后确实成为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满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一五八三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父亲留下的十三幅铠甲，率领几十个族人开始了统一女真族各部落的战争。三十三年以后，努尔哈赤终于如愿以偿，在辽宁省新宾县建立了后金政权。这时的努尔哈赤已经不再满足于在东北的山乡僻壤里打打杀杀了，他要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去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他率领他的八旗铁骑把刀锋指向了大明王朝。然而壮志未酬，在向中原挺进的路上，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败在了四十三岁的明朝儒将袁崇焕手下。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称帝，并把国号改为“大清”。公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在沈阳的这座宫殿里，颁布了废除女真旧称的诏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从此，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大清帝国建立以后，世代居住在白山黑水的满族人逐渐向中原迁徙，但无论是住在北京城里的皇亲国戚，还是居住在山乡僻壤的平民百姓，他们都顽强的保持着祖传的那点很特别的东西。即使是今天，在鸭绿江流域仍然能够看到满族人的古风习俗。
蔓枝炕、木摇车、炭火盆、还有玩儿嘎拉哈，这些都是具有标志性的满族风俗。
酸汤子是满族人特有的一种食品。一般到了秋后，许多人家都要把新玉米磨成水面放在缸里发酵，当玉米面儿有点酸味儿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做酸汤子。
过去满族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人人都会攥汤子。据说，不会攥汤子的女人甚至连婆家都找不到。攥汤子看起来很简单，借助一种器具，这么一捏一甩，粗细均匀的面条就落到了滚烫的锅里，可要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女真人狩猎以后，常常会把猎物切碎放在陶罐里煮食。由于塞北高寒，他们往往边烧边吃。后来随着铜制品的广泛使用，火锅逐渐取代了陶罐，成为女真人行军出猎的必备炊具。经过上千年的演变，满族火锅也成了一道民族风味。满族火锅以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片、血肠为主料，再配以酸菜和冻豆腐，肉嫩汤肥，腴而不腻。特别是在冬天里，一家人围坐在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火锅旁，其乐融融。
太平鼓是满族人为了祈求太平而敲响的。这里说的太平不是有关战乱和灾荒，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祈求。数百年来，太平鼓的曲调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唱词却是随心所欲。老年人爱唱过去的日子，年轻人喜欢唱男女之情，喜欢唱在他们心中的那份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所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原因，这咚咚的太平鼓声在鸭绿江边从来也就没有停止过。
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在神话了自己族源的同时，也把长白山看成是一条龙脉，是龙脉就不能允许平民百姓去骚扰和践踏。于是在大清帝国建立以后，不仅历代皇帝多次派遣使者或者亲自东巡祭祀长白山，更颁布了封山的禁令。
一纸封山的禁令使世代居住在鸭绿江上游的人们被迫迁到了其它的地方。但是，由于长白山远离政治中心，朝廷的统治力量鞭长莫及，这里实际上成了无人管理的地方。因此，皇帝的“封山令”并不能阻挡那些因为饥饿和灾荒而被迫闯关东的灾民。就连鸭绿江对岸的朝鲜人看到这里地广人稀、土质肥沃，也纷纷地越境开荒种地。刚开始他们早来晚走，春到秋回，后来他们干脆就携妻带子在这里定居了下来。清末的长白知府张凤台在他所著的《长白汇征录》中写道：“长白山南北区域，虽在奉旨封禁之列，奈何守边之吏、鞭长莫及，其潜移越垦者，防不胜防”。
一八六零年以后，朝鲜北部连年发生灾荒，饥饿的人们不顾清王朝的禁令，又一次大规模的迁徙，逐渐聚集成村落。允许关内的一些移民或者流民到东北去开荒，朝鲜移民也到中国东北来定居。
现在中国的朝鲜族人口已经达到一百九十二万，他们大部分居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保持着本民族的风俗和习惯。
金泽松是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鹿沟镇的一户农民，他家共有三口人，儿子金龙星在县城里读高中。一九八三年，金泽松承包了村里的四亩山地和五亩水田。由于缺少劳动力，他的家庭在当地并不富裕，就连耕地的黄牛也是他以每天二十元钱的价格从邻居家租来的。
传统的水田耕作都是脸朝泥水背朝天，一天下来人们常常会感到腰酸背痛。近两年来，那种劳动强度很大的插秧逐渐被抛秧所代替了，抛秧就是把育秧盘中的秧苗连同营养土一起抛向空中，而球状营养土的重量，可以使秧苗垂直的站立在水田里，这种抛秧的方法不仅秧苗返青快，而且劳动者不再需要弓腰弯背，劳作也由此变得轻松了许多。
当中国一侧的人们在水田里劳作的时候，江对面的朝鲜居民也开始了插秧。他们仍然实行集体劳动制度，插秧的活儿基本上是由村里的女人们来完成的。她们手里插着秧，嘴里说笑着，歌声缥缥缈缈的从江对岸飞了过来。
鸭绿江上游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很早以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了对木材的采伐和使用。冬季里他们成帮结队的上山伐木，春天河开的时候，他们又把砍倒的大树串成木排，顺江而下运往山外。从事伐木和放木排的人，山里人把他们叫做“木把”。
伐木是一项危险性很大的工作，为了求得平安，“木把”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虚无缥缈地山神。其实，在“木把”的心中，山神并没有什么具体而固定的形象，他只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需求。“木把”们说，大山里的一切都是应该敬畏的，也许一棵大树就是神灵的化身。
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木把”们进山砍伐的第一棵树，一定要让它顺山势倒下，同时他们的嘴里还要不停的喊着“顺山倒”的号子。“木把”们坚持认为这样做可以保佑他们在整个冬季里顺顺当当，平安无事。时至今日，在采伐作业的时候，人们仍然沿袭着这个传统的习惯。
长白山的春天来得晚，每年五、六月间，积雪才会完全融化，这个时候鸭绿江的水面变得开阔起来，放木排的季节也就到了。“木把”们把砍伐下来的圆木运送到江边，然后用树条编成的木环把圆木串在一起。《长白山江冈志略》中有这样的描述：木把们“将木用树皮绳从头贯穿，练如舟形，不至散乱，即名为排，排上有结树皮舍者，饮食宿卧皆在其中。如船舱同。”
通常一张木排由四十多立方米的圆木串成，大的木排甚至可以达到六十多立方米。放排的时候，每张木排有两到三个人，掌舵的人叫“大卯子”，他是木排上的首领，其他的人叫作“雏把”。早年，鸭绿江并不像现在这样平缓，急流险滩随处可见，弄不好散了排，排夫就会葬身江底。因此，“大卯子”除了要熟悉江上放排的各种行规和习俗以外，还要对鸭绿江的水势、天气和礁石的分布，都有足够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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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放木排，可以从长白县直达七百公里以外的商埠丹东。由于水路遥远，放排人只能吃在排上，住在排上，甚至连女人和孩子也都带在身边。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们都得星夜兼程。
在江上放排，常常险象环生，处处充满危险。因此，许多排夫都曾经发誓，干完今年，来年决不再干了。可是当他们把木排放到目的地以后，往往又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他们攥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去逛窑子，进赌局，直到把钱全部花光，不得不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苦难的轮回。
横山林场是鸭绿江上游中国的第一座国营林场，它经营的森林面积达到两万三千五百多公顷，木材总蓄积量近三百万立方米。新中国成立以来，横山林场一直是吉林省的木材主要产区之一，每年木材的采伐量都在九万立方米以上。由于水路运输可以比陆路运输节省大量的费用，所以横山林场采伐的木材，有百分之八十都要通过鸭绿江运送出去。
金福渊是横山林场的退休工人。他风里来、雨里去，在鸭绿江上放了近三十年的木排。对于这项既惊险又刺激的工作，金福渊始终充满着感情。
鸭绿江是一条界河，中国一侧放木排，朝鲜一侧也放木排。同在一条江上，两国的排工自然会经常相遇，由于长期的交往或者是某种血缘的关系，双方的排工都能够使用对方语言讲一些日常用语，他们无论是否认识，只要碰面就会交谈。对于排工来说，这种交流即是出于礼貌，又是排遣寂寞的一种方式。
金福渊介绍说：刮风大了，有的时候免不了靠着朝鲜走。我还有流筏证，这个流筏证在朝鲜上岸以后，在他们那里办了手续，他们会照顾的挺好的，他们拿东西给我们吃；朝鲜过来，咱们也是一样。朝鲜缺酒，咱中国有的是酒，给了他们，他们挺高兴的，吃喝玩，第二天早上一块放排一块下去。
《流筏作业证》是中、朝两国有关部门经过协商以后，各自颁发给本国排工的一种身份证明。为了方便两国边防部门的查验，《流筏作业证》印有中、朝两种文字，作业证中的第二条明确规定：持此证可在对方境内双方协议的停筏场停留。
排工们的收入是以到达终点的木排次数，和运送木材的数量来计算的，要想多挣钱，就得不停的运转。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终点的到达也就是起点的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往复。自从鸭绿江上出现放排，到底有多少木材从长白山漂流下来，没有人做过统计，人们只知道春、夏两季鸭绿江水是伴着木材流动的。
一九九六年以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横山林场的木材采伐量也被大幅度削减。现在，林场的主要工作是保护森林和进行有限制的采伐。由于木材采伐量的减少和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中国一侧已经完全停止了在鸭绿江上的流伐作业。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修建的流筏出口早已经废弃，但是金福渊老人还是常常会来到这里看看。
中国一侧的放木排已经完全停止了，朝鲜排工仍然在鸭绿江上放排。在老一辈人的心中，放木排是一段荡气回肠的经历。而在年轻人的眼里，放木排则是鸭绿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宽甸县振江镇这个背靠青山的小村名叫鸭江村，由于鸭绿江就在小村前流过，因此，全村二十多户人家基本都以打鱼为生。清晨，刘殿忠早早的就出了家门。端午节快要到了，和所有的渔民一样，刘殿忠要赶在端午节之前，尽可能的多打一些鱼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因为这个时候人们的需求量大，鱼的价格自然也会高一些。刘殿忠划着小船把“丝挂子”下到江里。这是一种靠浮漂和网坠儿悬挂在水中的鱼网。鱼网是用透明丝线编织的，这种鱼网网眼儿很小，主要用来捕捞江里十公分左右的小鱼。
当太阳把江面染成一片金色的时候，刘殿忠的渔网也下完了。刘殿忠说，小的时候他常跟着父亲一起在江上打鱼，那个时候江面上的渔船很多，每次的收获也很多，而如今那种景象已经很难再看到了。对此，刘殿忠多少有些怅惘，他怀念着“船儿满江鱼满舱”的日子。
端午节到了。按照传统的习俗，一大清早刘殿忠便上山去采艾蒿。艾蒿是一种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特有的那种淡淡香气有驱蚊虫和止痒消炎的作用，因此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把它当作避邪祛病的灵草。山上的艾蒿很多，一会儿的工夫刘殿忠就采了一筐。在回家的路上，他还顺手在自家的果园里砍下了一些桃树枝。在汉语中，桃树的“桃”和逃跑的“逃”同音，据说在端午节这一天，把桃树枝和艾蒿插在屋檐下，可以逃避灾难，逢凶化吉。
刘殿忠和妻子把采回的艾蒿和桃枝用红布条捆好后，插在了自家的屋檐下面。刘殿忠说，这些风俗和习惯是祖一辈父一辈传下来的，无非是图个吉利。
端午节过后，鸭绿江就进入禁捕期了。禁捕是中、朝两国为了保护鸭绿江的鱼类资源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每年六月初到七月中旬，正是鸭绿江里鱼苗成长发育的时候，因此，在六月一日到七月十五日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任何人都不能再到江上去捕鱼，否则将会受到渔政部门的处罚。
二零零六年六月九日，就在全世界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盛大开幕式的当天，朝鲜惠山市的体育场内也同样举行着一场足球赛，双方球员你来我往、激战正酣，看台上不时传来阵阵的喝彩声。在朝鲜踢足球是男人们普遍爱好的一项体育运动。据说每一座城市、每一家工厂和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足球队，而且水平相当的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境内的朝鲜族村落多以同族、同姓为主。许多家庭，更是以四世同堂为荣。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了改变，许多年轻人不再愿意在土地里劳作，他们向往着城市的生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许多韩国企业在中国落了户，这使得占有语言优势的年轻人纷纷走出家门，过去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如今已不多见了。
金福渊有三个儿女，现在他们都在外地工作和做生意。家中只剩下老伴儿照顾他的生活。金福渊的六十大寿很快就要到了，祝寿的准备工作提前几天就开始了。他的儿女们也纷纷从外地赶了回来。瓜竹栗是朝鲜族喜欢的一种面食，也是祝寿时必不可少的食品之一。这种面食的制作非常复杂，整个过程需要两天才能够完成，首先要把和好的面擀成面饼，然后把面饼放在通风的地方去晾晒，晾干后再放到油锅里去炸，炸好的面饼蓬松酥脆，然后还要在表面抹一层糖稀和撒一些染色的大米花。
现在会做这种食物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虽然这种食品在商店里同样可以买得到，但是金福渊的妻子坚持认为：自己动手做的瓜竹栗材料更纯正，味道也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份浓浓的深情。
清晨，金福渊早早的就起来了，在子女的服侍下老人换上了新衣，衣服是朝鲜式的，这是子女们特意在延吉为他订做的。贺寿的街坊邻居陆续的来到金福渊的家，男人在院子里聊天，女人们则在屋里化妆打扮，小小的院子里洋溢着欢声笑语。按照当地朝鲜族的习惯，过大寿的老人要在亲人的陪伴下，坐上花车在村镇主要街道周游一圈。虽然花车的价格并不便宜，但一生就这么一次，热闹一下还是值得的。一般的来说，老人祝寿的花销是由儿女们共同负担的。
尊敬老人是朝鲜民族重要的道德准则，因此位老人祝寿的仪式也办得相当的隆重。金福渊的六十大寿是在镇上的一家饭店里办的。接受祝福的除金福渊夫妇以外，家族中的直系长者和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也都坐到了受贺者的席位上。从长子夫妇直到孙子依次向老人敬酒，跪拜祝福，感谢老人的辛苦操劳和养育的恩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江绿水孕育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古古今今、生生死死、千姿百态。鸭绿江水还在流，百姓们还是世世代代的在这里繁衍生息，辛劳的创造着文明。
（实习编辑：项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