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1926年6月1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美国女演员。1946年7月19日，玛丽莲·梦露第一次到20世纪福克斯，开始出演电影。1960年，梦露凭借《热情似火》获得金球奖音乐及喜剧类最佳女演员。1962年5月19日，梦露在麦迪逊公园广场上为约翰?肯尼迪总统演唱《生日快乐歌》。1962年8月5日，梦露在洛杉矶布莱登木寓所的卧室内被发现已经去世，终年36岁。
玛丽莲（Marilyn）说：“我总是很孤独，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电影。在电影里我可以完全忘掉自己。”后来，她已然成为明星，《彗星美人》的导演约瑟夫·曼凯维奇却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他说：“她总是独自一人。她是我认识的最孤独、最寂寞的人。”
在三次婚姻中，玛丽莲一直很孤独，这些婚姻都以离婚告终。约翰·吉尔默写道：“她是如此的形单影只，但是又害怕这样孤单一人。她说这是一个囚笼，她想知道怎样脱离这个囚笼、获得自由。她说‘我不得不告诉你，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爱过我，我孤身一人陷在这个可怕的囚笼中’。”
有时候，玛丽莲的孤独也有其优势，对她演艺生涯的成功有颇多助益。她说：“天才只能韬光养晦。演员确实需要孤独，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像你有某些特定的秘密，只有在你表演的时候，才会让世人惊鸿一瞥。”
“玛丽莲”所写的这首诗讲述了她生命的终结：
它虽这般简陋，
却没有其他地方像家一样，
除非，像玛丽莲，
你孤身一人生活其中。
诺玛·珍妮·莫泰森（Norma Jeane Mortenson），也就是后来的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是由赫尔曼·M·比尔曼医生于1926年6月1日在洛杉矶总医院接生的。后来玛丽莲长大成人，她抬头看着比尔曼医生，问他接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他说：“玛丽莲，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你看起来就像我接生的其他所有婴儿。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玛丽莲对每个人都说，那是最后一次她跟别人一样了。别人有家，诺玛·珍妮则独自长大。她说：“我知道我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因为在我的生活里没有亲吻，没有承诺。”
那时候，她的母亲格兰蒂斯·巴克尔·莫泰森（Gladys Baker Mortenson）是一名地位低下的电影剪辑师，她在联合电影工业公司一家为好莱坞电影公司提供影片处理服务的工厂）负责剪辑胶片。诺玛·珍妮一出生就有两个沉重的打击在等待着她：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而且没有父亲帮母亲抚养她、爱她，保护她免受母亲精神病行为的折磨。格兰蒂斯不仅神志不清，而且诺玛·珍妮从来都没有感到母亲喜欢她，更没有感到母亲爱她。母亲总是冷冰冰的、没有感情，在玛丽连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把她抱在怀中或者亲吻她。实际上，她对女儿根本不感兴趣。玛丽莲说：“我不相信母亲真的想要我。母亲说如果我出生的时候就死掉，日子应该会好过一些。我相信，我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我感到这种悲伤一直伴随着我……没有人在那儿，就像依附在你影子上的一个影子，那并不属于你。”
玛丽莲有关父亲的故事比母亲的故事还要悲凉。她说：“虽然我的出生证明上说我的父亲是格兰蒂斯的第二任丈夫爱德华·莫泰森，不过她总是说实际上应该是C·史坦利·吉福德，他也在联合电影工业公司工作。”看起来在格兰蒂斯告诉他她怀孕以后，他就抛弃了她。难怪玛丽莲与她生命中的男人交往的时候也会困难重重！她说：“父亲在没有见到我之前就逃得无影无踪，我对那些陌生的男人还能有什么期待呢？”从她心底发出的呼喊总是“孤独！我很孤独。无论如何我总是感到孤独！”
墙上的一幅画以及对于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的幻想充当了玛丽莲唯一的父亲。有一次，母亲指着用图钉钉在厨房墙壁上的一幅画，说：“那就是你父亲。”玛丽莲说：“我感觉非常兴奋，以至于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拥有一位父亲感觉是多么的好，我可以看着他的照片，我知道我属于他。那是一副多么美妙的照片呀！他戴着一顶宽边软帽，帽子华丽地斜向一边。他的眼神里露出活泼的微笑，他留着淡淡的胡须，就像克拉克·盖博。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快乐，我找到了父亲的照片。每次我想起他的微笑，他那斜向一边的帽子，我都感觉好温暖，感觉不再孤单。”
诺玛·珍妮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生父C·史坦利·吉福德。在她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她鼓足了勇气，决定给父亲打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女人。女孩说：“我是诺玛·珍妮，格兰蒂斯·巴克尔的女儿，我想跟吉福德先生讲话，谢谢！”那个女人说：“请随时跟他的律师联系。”然后她就挂断了通话。
诺玛·珍妮出生第12天，母亲就把她交给了一个寄养家庭。
玛丽莲说：“我是一个错误，我根本就不应该出生。母亲从来都不想要我。每一天我都在期待她想要我。如果真能那样的话，我的整个生活就会不一样了。我7岁的时候，她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她大部分生活都是在那儿度过的。”
玛丽莲接着讲道：“我猜想她也没有完全拒绝我。当她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时候，她就会来看我，在寄养家庭和我一起度过周末，她会带我去海滩或者电影院。我们都非常喜欢电影。虽然我很讨厌回忆那段经历，不过小时候我真的非常期待她来看我，好像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事可做。一个住在孤儿院的孩子还能期待别的什么呢？每个星期我都不顾一切地等着她的到来。有一次她没有出现，整整一天我站在那里望着窗外，等待她。保姆试图把我拉走，说：‘诺玛·珍妮，现在你必须去吃晚餐。’可我还是拼命地抓着窗帘，直到把窗帘拽到了地上。伤害之外又加侮辱，因为‘破坏房屋’，我光着屁股遭到一顿鞭打。”
或早或晚，诺马·珍妮被每个寄养家庭都赶了出去，大部分是因为这些家庭里的男人总是对她动手动脚。她一共经历过十至十二个寄养家庭。
玛丽莲讲述了自己在多个家庭生活的经历：“围绕着我的世界严酷无情。我不知道，我得学着假装去回避这种冷酷。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靠近我……我感觉所有事情都与我无关，我能做的就是幻想那种假装的游戏。”
她继续讲道：“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寄养家庭是韦恩·布伦德斯（Wayne Bolender）的家，我7岁之前，母亲都把我放在那里。”
出生后12天，她就开始跟艾达和韦恩布伦德斯一起生活，这个家庭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霍桑市。艾达和韦恩布伦德斯有一所舒适的六居室平房，玛丽莲记得非常清楚。虽然他们没有很多钱，不过通过抚养其他孩子，他们的收入也在增加。
玛丽莲继续讲道：“我不得不说，格兰蒂斯的命运真的糟透了。她丈夫抛弃了她，还抢走了她最早的两个孩子，她再也没能找回他们。这也会把我逼疯的。公平地说，她别无选择，只有把我寄养出去，倒不是因为心理问题，而是因为手头拮据。为了供养我们，她不得不回到联合电影工业公司工作。她没日没夜地干活，可能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这样就没有人能照看我。每星期她付给布伦德斯五美元用于照顾我，这可能是她工资的一半。”
“每周六在她返回医院之前，格兰蒂斯就会搭电车到霍桑看我。早几年，每周我都会不顾一切地等着她到来。有一周她没出现，我站在窗前等待，一直等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艾达试图把我拉走，她说：‘诺玛·珍妮，你母亲今天不会来了。你必须去吃你的晚饭了。’”
“我尖叫着：‘不，不。她会来的。不信等着瞧。’”
“她一直在使劲拉我的肩膀。但是我用指甲死死抓着墙壁不放，直到一大块墙板脱落下来。艾达说：‘诺玛·珍妮，你是一个坏女孩。’然后她打了我的脸。”玛丽莲用手指着她的脸颊，她已经泪流满面、表情抽搐，她说：“现在还疼。”
有一次格兰蒂斯来看望诺玛·珍妮的时候，她告诉诺玛说等她攒够了钱，她就会把诺玛带走，她们就能一起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她向孩子承诺：“我会建一座漂亮的房子，你和我住在里面。房子的墙壁粉刷成白色，还有一个后院，你可以在那儿玩耍。”
诺玛·珍妮想：“几年之后，是的，月亮是由蓝色的奶酪制成的。”
布伦德斯夫妇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他们过着中产阶级下层的生活。艾达是一位严格而充满道德心的女性，她执意要把那些信念灌输进诺玛·珍妮小小的脑袋。艾达让这个小女孩保证永远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坚持让她每星期去几次教堂，不然她就会下地狱。
玛丽莲笑着说：“当她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在背后我还是交叉着手指。”
这个非常聪明（她的智商高达169，属于天才水平）的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向布伦德斯家的人掩藏自己唱歌、跳舞或者把幻想生活表演出来的欲望，以免遭受惩罚。玛丽莲·梦露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办法，通过性幻想来应付教堂里的那种无聊。
在那个时候，“全职母亲”这个词还没有出现，艾达就已经承担起照顾家庭的工作，除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外，她还要照看几个寄养的孩子。韦恩是一名邮递员，他很幸运，在整个经济大萧条时期都没有丢工作。他还会印刷一些宗教册子，分发给教区信众，由此他也可以赚些外快。
玛丽莲满怀渴望地讲道：“当他搬起大邮包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硕大肩膀上凸起的肌肉。他总是在口袋里装一些糖果，然后把这些糖果丢给那些狗，狗就不咬他了。有时候，他也会给我一颗糖果……我很想他。”
“当然，他也会变得非常可怕。当他认为我太闹腾的时候，他就会扯下我的裤子，抽出他的皮带，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银色皮带扣。我永远都忘不了他的皮带抽打在我身上，忘不了留在我屁股上的鞭痕。他在打我的时候，我被压在他的生殖器上。一连好几天，我都得站着吃饭。直到现在，我对身体后面都很容易感觉过敏。不过，我还是爱他的。我知道什么呢？我以为父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他们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你应该知道那句俗语：‘打你你喊疼，我的心更疼。’”
玛丽莲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引起男人的兴趣。她经历了可怕的创伤，却把这个创伤转化成了一种艺术。说一句不恰当的话，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应当感谢韦恩·布伦德斯，他给了我们一个银幕史上最性感的人物。
不过，看起来布伦德斯一家爱着诺玛·珍妮，虽然是某种严酷的爱，而且他们想要收养她。但是，在这个时候，母爱非常罕见地显现出来，格兰蒂斯拒绝了，因为她长久以来的梦想是要买一座房子，然后带着诺玛·珍妮一起住在里面。
“一天，格兰蒂斯来看我，她要求布伦德斯夫妇把我交给她。艾达拒绝这么做，因为她知道格兰蒂斯非常不稳定，她很担心我的安危。随后，格兰蒂斯把艾达推到了院子里，把屋门插上。几分钟以后，她从屋子里冲了出来，肩上还扛着韦恩·布伦德斯的军用粗呢袋。猜猜袋子里面装的什么？是我！”
让艾达惊恐不已的是，格兰蒂斯把不停尖叫的诺玛·珍妮塞进袋子里，把袋口封起来，拽着袋子要离开。艾达冲向她，试图从她手里夺走袋子。袋子突然裂开，诺玛·珍妮摔倒在地上，不停地叫喊，艾达抓起她，赶紧把她拉回屋里。
这是诺玛·珍妮第一次认识到格兰蒂斯的疯狂，这种疯狂将伴随格兰蒂斯的一生。玛丽莲清晰地记得母亲被强迫送进诺瓦克州立医院的时候，母亲又笑又叫。这个孩子则站在那里发抖、哭泣，她意识到，那个想跟亲生母亲一起生活的幻想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
玛丽莲说：“我总是很孤独——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爱电影，我可以完全忘掉自己。回到家里，我把卧室门关上，然后按照在银幕上看到的情节，自己再表演出来。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讲，那可是非常认真的哑剧。我对每个电影明星都很着迷。但是，真正让我内心激动不已还是克拉克·盖博。”
后来，她已然成为明星，《彗星美人》的导演约瑟夫·曼凯维奇却认为，玛丽莲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他说：“她总是独自一人。她是我认识的最孤独、最寂寞的人。这个女孩遭受孤独之苦，但是她不愿意融入人群，看起来她总是一副要独自逃走的样子。她不会交朋友，也不好交际。当我们在片场的时候，她却躲在酒店客房里。”
被敬畏上帝的布伦德斯家人抚养，又遭到寄养父亲的创伤式虐待，这些确实造成了种种麻烦，不过诺玛·珍妮在7岁以前总算有个始终如一的家，她也体验到了某种程度的父母养育。任何形式的、相对正常的父母也比没有父母要好得多。布伦德斯家人给了她小小的情感安全，养成了她的道德感，不管这种道德感有多么扭曲。否则，就像许多孤儿一样，她可能已经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或者更早地出现家庭问题。
玛丽莲继续讲道：“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格兰蒂斯居然实现了她的诺言，她真的为她和我买了一座房子。在我7岁的时候，1933年8月，她跟加州冠军抵押公司签了合同，贷款再加上她的积蓄，她凑够了首付，买了一所位于好莱坞阿波尔大街6812号的白色平房。”
在她短暂的生命中，诺玛·珍妮第一次能够像其他普通女孩一样跟母亲住在一起了。
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开心。最终，能跟亲生母亲生活在一起，她感到非常高兴，尽管母亲有种种怪癖。自己家的气氛比布伦德斯家的气氛要宽松许多，她可以去做更多想做的事情。母亲和女儿经常一起去格劳曼埃及剧院和格劳曼中国剧院看电影，肩并肩坐着，一起吃贺喜巧克力，一起沉醉在银幕上的幻想中。
有一次格兰蒂斯神志清醒的时候，她对诺玛·珍妮说：“有一天，你也会到银幕上面。”那个孩子听着这番话，她相信母亲，她把这番话深藏在内心里，每天晚上她都会再把这番话取出来，感到温暖洋溢。
格兰蒂斯也曾把诺玛·珍妮带到格劳曼中国剧院着名的水泥前庭。在那儿，她骄傲地把诺玛·珍妮的小脚丫放在克拉拉·布尔和格洛丽亚·司万森的足印上，梦想着有一天女儿的脚印也会印在他们的脚印旁边。
玛丽莲继续讲道：“让我感到非常绝望的是，我们的团聚如此短暂。随着时间流逝，母亲变得越来越抑郁。1935年1月的一天早上，她完全失控了，她拿着一把菜刀冲向格蕾丝姨妈。我当时不停地尖叫着，母亲被从我身旁拉走，她被送到了洛杉矶综合医院，之后又送到了诺瓦克。除了一些非常短暂的间隙，她都被关在医院里，直到去世。我跟母亲一起度过的短短两年宝贵时光就这样结束了。我时常感到内疚，因为我对她的爱不够伟大，不足以帮她保持理智和清醒。”
在三次婚姻中，玛丽莲一直非常孤独，这几次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她和第一任丈夫吉姆·杜尔迪之间没什么共同点，这是一桩被安排的婚姻，他们经常一连几天彼此不讲话。她的第二任丈夫乔·迪吉奥是一个阴沉、少言寡语的男人，他花大量时间去看电视体育节目。在谈到这段婚姻的时候，玛丽莲说：“我感觉即便是在睡觉或者没有意识的时候，人们也需要人类的温暖……我认为应该把电视从卧室里搬走。”第三次结婚，她嫁给了亚瑟·米勒，情况依然糟糕，米勒经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边思考一边抽烟。她想：“如果我感到孤独，我就自己单独待着。”
玛丽莲曾在好莱坞制片厂俱乐部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是刚出道的年轻女演员居住的地方。制片厂俱乐部有非常重要的社交生活，女演员们在那里交到的朋友常常可以帮她们找到工作。不过，他们的笑话和游戏并没有把玛丽莲吸引进来。跟其他女孩在一起，她总是感觉不舒服，她往往会颤抖着离开，不与她们为伍。她会躲避那些想与别人交往的人，独自走开。对于建立亲密的友谊，她没什么兴趣。她总是在找各种理由好让自己闪身，比如匆忙离开去打电话。
这样做徒劳无用，那些女人还是常常嫉妒她。玛丽莲说：“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派对，整晚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话。那些男人害怕他们的妻子或情侣生气，都跟我保持距离。那些女士则成群聚在角落里，讨论着我的危险性格。”
她说：“我知道我属于公众、属于世界，这不是因为我的才华或者美貌，而是因为我从来都不曾属于任何东西、任何人。”
约翰·吉尔默写道：“她很孤独，而她又害怕孤独。她说那是一个牢笼，她想知道怎样才能离开那个牢笼，怎样获得自由……她说：‘……我不得不告诉你，在我生命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爱过我……我是那个被关在可怕牢笼里的人。’”
玛丽莲在她的事业中为她的孤独找到了一些安慰。她说：“事业是个好东西，但是在寒冷的夜晚，你不能把它裹在身上。”她补充说：“我身上有某种特别的地方，我知道那是什么。”她解释道：“我是那种人们发现已经死在空荡荡的卧室里的女孩，手里拿着空荡荡的安眠药瓶。”
玛丽莲曾经对汤姆·克雷（加州电台主持人）说她非常孤独。他问道：“你怎么可能孤独呢？”玛丽莲回答说：“你有没有在有四十个房间的屋子里待过？呃，把我的孤独放大四十倍就是那种感觉。”
有时候，玛丽莲的孤独也有其优势，对她演艺生涯的成功助益良多。她说：“你知道，天才只能韬光养晦。演员确实需要孤独，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像你有某些特定的秘密，只有在你表演的时候，才会让世人惊鸿一瞥。”
宗教也没能帮到玛丽莲。她说：“唯一爱我的是一个我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人。空闲时，我常常画上帝的图画。在我的图画里，上帝看起来有点像克拉克·盖博。”
对玛丽莲来说，周日是一周里面最孤独的一天。她说：“我认识的所有男人都跟他们的妻子和家庭共度周末去了，洛杉矶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你不能再去逛街，不能看着那些漂亮衣服，假装自己要买什么东西。”
有时候，她会在联邦火车站度过周日。她满怀期待地讲道：“在那儿看着那些人，你可以学到很多。你会发现漂亮的妻子深爱着平凡的男人，俊美的男人深爱着平凡的妻子。衣衫褴褛的人们抱着破烂的包袱，后面紧跟着三四个孩子，当他们在路上偶然看到彼此的时候，他们的脸庞会像圣诞树一样明亮起来。你会看到那些非常平凡的男人和女人、胖人和老人，他们温柔地相互亲吻，仿佛他们是电影里的情侣。”
1958年，在一篇名为《分析之后的一年》的日记中，玛丽莲写道：“救命、救命/救命/我感到生命在接近/当我想要做的一切/都是要去死。”
在另一首诗中，她写道：
哦，时间呀！
能否些许温柔，
帮帮这疲惫的人儿，
去忘却悲伤的记忆，
消散我的孤独，
抚平我的心灵，
在你吞噬我肉体的时候。
占星家理查德·爱德曼认为纽约是一座孤独的城市，玛丽莲说：“如果你知道你是谁，你在任何城市都不会孤独。”玛丽莲特别说到了那种永无止境的孤独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痛苦，还有害怕自己会被抛弃的长久的恐惧。
她说：“我被放在一座很小的孤岛上，还没有你家的厨房大。我知道正在涨潮，我知道大海会淹没这座小岛，而我将沉入海中。”
她远比自己想要的孤独更加孤独。她无法与任何同伴建立联结，不管对方是谁。她住在一座无人的小岛上。别人的呼喊可以跨越这一深渊，但是声音已经是与她最近的距离，无法再靠近。
据约翰·吉尔默所说，“她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胶囊里，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她……在一扇关着的门后面，她孤独地死去，没有人拉着她的手，也没有人呼唤她的名字……如果任何人想要更加了解她、想要知道她的一切、想与她建立长久的联结，那么，玛丽莲，这只小鸟，就会飞远。”
下面这首由索菲·尼克写的诗很好地总结了玛丽莲·梦露的一生：
孤单
孤单，无论身在何处；
孤单，无论身行何事；
孤单，永无尽头；
孤单，我忧郁而悲苦。
孤单，我想从此长眠；
孤单，没有人在身边；
孤单，永无尽头；
孤单，我要从此长眠。
孤单，深夜我无法睡去；
孤单，我在惊骇中战栗；
孤单，永无尽头；
孤单，今夜我将让这孤独平息。
孤单，我呼喊；
孤单，我竭力挣脱终究枉然；
孤单，我一生的全部；
而现在，孤单的我，将归于尘土。
如同很多人一样，对玛丽莲·梦露来说，陪伴她进入坟墓的唯一伴侣，就是她的孤独。
（编辑：纪晨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