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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德尔康:很多私人博物馆不过是在购物

2016-07-06 15:11:43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克里斯·德尔康

   
英国脱欧,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项目完成,泰特馆长离职。这三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无必然联系。即将离任的馆长克里斯·德尔康在上海的一场讲座上,以这些事件为背景,谈起了他眼中的博物馆的未来。他表示:虽然我们国家已经离开欧盟,但泰特现代美术馆代表了真正的国际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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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标志性的大烟囱(右)和新建的砖墙金字塔(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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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名誉馆长克里斯·德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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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空间改造前的原貌

  我的官方名称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名誉馆长,这意味着,我是即将离任的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我会在2016年9月1日卸任馆长身份,然后去德国最著名的——也是最艰难的——柏林人民剧院(Volksbuhne Theater)担任总监。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比较微妙的。


  在我计划离开的阶段,也一直在负责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扩建项目。就在6月17日,泰特现代美术馆迎来了扩建后的盛大开幕。作为即将卸任的馆长,我现在有相对更多的言论自由度。


  私人博物馆是否关注传承性、可持续性


  我们对未来充满各种各样的遐想。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是48%表示要留下,52%要退出,虽然我们国家已经离开欧盟,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机构,依然是中立的状态。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机构,在国际主义的大背景下,应该做出怎样的贡献?我觉得,泰特现代美术馆代表了真正的国际主义文化。


  同样的事情,也在欧洲其他城市发生着。我的新工作是在德国的柏林人民剧院。这份工作,同样关涉本地身份和国际主义两者之间的张力。将伦敦和柏林两相比较,柏林更处在一个转换和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张力可能更具有建设性。不像伦敦,我觉得这次公投并没有展现出民主性。自此以后,也许我们不该再称之为大不列颠,而应该称其为小不列颠。


  柏林是一个真正开放自由的城市,相反,我觉得伦敦被金融行业所裹挟。非常不幸的一点,说到伦敦,其实现在就意味着金融。


  几年前,泰特现代美术馆要进行扩建的时候,有很多漫画,描述未来伦敦的私人博物馆或者公立博物馆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漫画中,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香槟馆、VIP包厢、豪华车库,很多都是为亿万富翁专门设立的空间。很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个描述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私人博物馆在更多情况下改变了艺术市场的规则和走向。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印第安纳琼斯和私人博物馆的废墟》。


  我当时给德国一家报纸写了这篇文章,设想私人博物馆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我们看到私人博物馆有很多钱,可以买下非常好的艺术作品,这点可能是公立博物馆做不到的。但公立博物馆更注重历史传承,留住历史记忆,私人博物馆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公立博物馆代表的是可持续性,代表长期发展,私人博物馆至今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只是在市场上大量采购艺术品,将其集中呈现于一个博物馆,却又在5到15年后关门大吉。这对于整个艺术市场、艺术界都是一种损失。


  我建议好莱坞拍一部“印第安纳·琼斯”的续集,让“印第安纳·琼斯”在40年后来到上海,当代艺术在那个时候变成了遗迹。但是这位英雄可能会遭遇保险公司的威胁,因而他没能获得成功。很遗憾,好莱坞不喜欢我的这个剧本。


  当然,我们需要在公共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之间做出一个平衡。没有私人博物馆,中东的面貌会大不相同,他们不会收集那么多艺术作品,也不会塑造起这般文化形象。没有私人博物馆,亚洲、拉美也不会有这么多当代艺术成长的空间,这可能我们私人博物馆带来的贡献。


  但我仍然要质问,这些私人博物馆是否制定了政策,使其本身有传承性、可持续性和长期发展性。当代艺术如果只能在当代存在,那是很糟糕的,我们必须要为长远思考,否则,不过就是在购物而已。


  博物馆的未来,在那些微小之处


  公立博物馆的未来会是怎样呢?泰特现代美术馆也许是大型博物馆扩建最后的案例。未来,博物馆扩建的资金应该会非常紧张,加上英国脱欧,对于公立博物馆的扩张也是一个坏消息。所以,我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作未来的小型博物馆或者微型博物馆,你能想到有多小,它就可以是多小。


  我举一个例子,印度一个非常著名的摄影师戴雅妮塔·辛格(Dayanita Singh),她周游世界的时候,随身携带着自己微型的摄影博物馆。


  在上一次威尼斯双年展,我看到中国建筑师王澍。我的好朋友拉什·穆勒也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办展出,他出版过关于王澍的建筑作品集,关于中国的建筑作品集。


  我发现,一些普通的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很多年轻的建筑师,他们正在中国大地上做出很多不凡的实践。在中国大都市,例如上海,有很多很棒的公立和私人博物馆。但是在中国的小城和乡间,更多有趣的博物馆正在出现,这对于博物馆学来说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拜印第安纳·琼斯所赐,我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现很多有趣的微型博物馆,在印度,在阿曼,在巴勒斯坦,在约旦,我们在一些古城工作,也在巴勒斯坦和约旦的社区展开合作。


  这也是泰特现代美术馆正在做的工作,希望和这些小型博物馆、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展开合作。不像蓬皮杜、古根海姆或者卢浮宫,我们并不会在英国以外建设我们的博物馆分支。我们更希望和其他区域比较小的艺术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印度、阿曼、约旦,还有中东地区,我们都在积极探寻这样的合作项目。包括上海双年展、广州双年展等,这些双年展非常有趣,我非常希望能与这些双年展展开广泛的交流合作。


  相应的,一些艺术家也会


  主动去创建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例如刚才提到的印度摄影师戴雅妮塔·辛格。西非贝宁一位艺术家米查·伽巴(Meschac Gaba),他发现很少有博物馆会展示非洲当代艺术,所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博物馆,包括7个侧厅。泰特买下了这件作品,并提供足够的空间对其进行展示。


  很多艺术家会去重新想象一个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现象并不新鲜。从前的艺术家也是这么干的。19世纪,因为提交作品被官方沙龙拒绝了,库尔贝在官方沙龙的旁边开办了自己的小型博物馆。


  这样的趋势非常有趣。在日本直岛,他们邀请一些艺术家设计自己的博物馆。在德国科隆,一位艺术家在几周前开办了自己的博物馆。米开朗琪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在意大利比耶拉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和美术学校(1994年)。作为博物馆我们需要去聆听艺术家的心声。


  贝尼生(Benesse)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家出版机构。他们将艺术作品带到直岛,并且与当地的渔民合作,将一些废弃的房屋改造成文化场所。这个岛屿不仅成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个终端站,吸引艺术爱好者前往参观,同时,也成为当地文化复兴的一个楷模,能够惠及本地居民。这是一个典型案例,有钱人可以建造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不仅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同时也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具有高瞻远瞩。


  是艺术的,也是政治的


  现在艺术在种种表现形式上越来越多接近政治,就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做的展览(“陈劭雄:万事俱备”)。现今的政治也越来越像艺术,政治家也常常模仿艺术家。我知道现在国际上很多政治家都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是我非常怀疑他们是不是好演员。


  僵尸游行的参与者是非常好的演员,因为我们分不清楚这个是艺术行为,还是政治宣言,或是什么样的运动。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僵尸主题的广泛回归,在全球各地,充斥于电视、电影、艺术,也存在于各式游行之中。我的女儿也非常喜欢看僵尸主题的电影。3年前,她非常迷恋一位吸血鬼演员。虽然有些人会笑,但是我想我大概知道我女儿想要什么。


  僵尸代表了什么?它会死,死后还会复生。我们现在的消费文化和政治文化,有时候把你弄得死去活来,让你生不如死。这些人为什么想要扮演僵尸?因为僵尸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在躯体死后重新回来,回归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夺回此前所失去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常常出现于各种政治游行当中。在西班牙毕尔巴鄂等地,穷困的、生活状态很差的年轻人,他们每周都在街头扮演僵尸,他们希望重新回来,夺回他们所失去的身份。


  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社会运动不仅体现在僵尸游行,还有一些新的元素,例如运用社交媒体和网络传播工具。在西班牙,有一个普拉多媒体实验室(Medialab-Prado),这个名称是针对普拉多美术馆的一个戏仿。普拉多美术馆展现的是国家富有阶层的收藏,例如戈雅等大师杰作,普拉多媒体实验室希望展现普通市民阶层的丰富性,因此他们创建了新的交流平台。这也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在做的事情,我们创立了泰特交换(Tate Exchange)。泰特交换的意义何在,它欢迎民间机构、小型机构加入进来,也许因为资金的原因,这些机构在大都市伦敦无法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伦敦是一个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城市,可能它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背后有很多贫困问题。在这样一个城市中,如何运营公立美术馆,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特别是在我们的文化世界、艺术世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我觉得热情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度挖掘。所以,我给大家的忠告就是不要过于热情。我把自己定义成悲观主义的战略家。


  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在泰特交换的空间内应该设置一个VIP包厢,专门提供给实习生的VIP包厢。这当然不是我们的首创,其他一些机构也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但是我们的设想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我们需要唤醒实习生的活力和激情,让他们得到成长。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同样教会他们如何无视最后期限,如何迟到,如何睡过头,如何带薪上厕所。这也是应对自我攫取的技巧。


  我们看到在电影、文学甚至艺术作品中,睡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睡觉是人类仅存的反抗形式。睡觉非常重要。泰国一个电影导演拍摄过很多关于睡觉的电影。睡觉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动作,它让你处于在与不在之间。你们将会在未来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睡觉的艺术作品。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当你在一场讲座、一场电影当中睡觉,代表你信任这场讲座、这场电影。


  当然我们不能一直沉睡,有些时候,依然得保持清醒,对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状况保持警觉。Assemble(组合)是去年获得特纳奖的一个建筑团体。他们由非正式艺术家和非正式建筑家组成,成员之中仅有少部分人真正拥有相应文凭。他们与不同的人群合作,去改变社区的空间,改变建筑的面貌。收藏家和销售商特别反对他们获得特纳奖,因为他们觉得这帮人所做的东西不是艺术,它们无法被收藏。


  博物馆是众人的欢愉圣殿


  16年前,艺术新闻(ARTNews)有一个专题报道,关注“博物馆兴建潮”(2001年10月),当时艺术博物馆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如果说,时至今日,我们的博物馆依然在不断发展,有时候,我们发现它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它的发展,是为了创造更多空间,提供给新的艺术展览形式。这也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


  一年前,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做了关于建筑师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的展览。我觉得他是建筑方面非常好的代表人物,他的很多思想,刷新了人们对于建筑、展览的认知。但是私人博物馆不会做这类展览。我曾经和一位著名的私人收藏家交流,问他你觉得能为一些电影作品举办一场展览吗?他回答说,这不是艺术,这是电影。我也提起了尤纳·弗里德曼,他说这不是艺术,这是建筑。我没说什么就走了,因为我在英国,我必须要有礼貌。


  现在的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非常好的媒介,能够不断地去吸收其他学科的理念,同时对于相应学科做出反馈。不一定其产出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交流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应该注重这种双向的交流和沟通。


  “天才艺术家”和“天才策展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同样有“天才观众”。不久前,《经济学人》的关于博物馆的系列报道“欢愉圣殿”(Temple of Delights)(2013年12月)引用了维多利亚·纽豪斯(Victoria Newhouse)的话,她说: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内敛的集装箱,而是一个丰富的伴侣。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圣殿。


  谈到令人愉悦的圣殿,我们不能不提及一张照片,就是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2003年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所做的装置作品《天气计划》(Weather Project)。这个装置作品吸引了大量人流,数千人涌入美术馆,在这个空间中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场景让馆长、策展人、艺术家、保安都感到特别惊讶。他们在里面闲逛、野餐、睡觉、恋爱,甚至做着自己的艺术,他们自顾自地做着这些事情。感谢艺术作品,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成为了一个奇异又开放的空间,依然有一些不能理解的东西,奇怪的事物,不同的臆想,荒诞的感受……大的小的,昂贵的廉价的,并置于同一个空间之中,这些另类之处,这种包容性,正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所在。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还举办过多次这类广受欢迎的展览。我们相信,所谓的美术馆的扩张并不一定是不断兴建新的建筑,也可以将一些新的艺术和展览形式纳入我们的空间。这也是我们为泰特现代美术馆描绘的蓝图。


  当我们考虑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扩建计划时,我们不希望在原本建筑的旁边正式地兴建很多建筑。它的更多空间是往地下发展,我们充分利用了原本的空油罐、开关房的空间,将更多艺术形式纳入其中,也为更多人提供与艺术相遇的机会。这是我们的计划,这个空间是公共性的完美诠释,也是在城市之中构建了一个城市。


  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项目开张的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人们穿着蓝色雨衣站在雨中参加开馆典礼,这个场景显得特别寻常。反映了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的场所,它和邻里之间的紧密关系。


  泰特现代美术馆是一个砖塔,我们隔壁是一栋玻璃高楼。从博物馆里可以看到玻璃幕墙之后的住家,我们的邻居大多数不住在里面,这些建筑都是空的。这些房屋是中国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很多外国投资者买下的。我称他们为金融难民。


  我在博物馆里,常常打量这些房屋。在我们周边的这些建筑,整体入住率只有30%左右。尽管里面常常没有人居住,但是室内设计师为这些房屋选购了昂贵的家具,书架上摆放着艺术和时尚类的书籍,非常高非常大,我称之为咖啡桌书籍。经我观察,其中有一本非常沉重的书籍,是Taschen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师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拍摄的裸体女人,这本书有17公斤重,它讲的是性、艺术和建筑之间的关系。


  博物馆是人们聚首的地方,也是一个观看的机器,或者说,是人们可以肆意观看的地方。你可以审视艺术品,也可以穿越艺术品审视他人。回溯艺术的历史,印象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它们强调的也是不断去观看,用新的眼光去观看。


  实际上,人们走入博物馆是期待着相遇,知道一些事情的人们期待着遇到知道另一些事情的他人。多年以前,泰特现代美术馆做过一个观众调查。我们询问人们,他们来博物馆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观众希望得到美学的体验和灵感启迪。更多人希望在这里获取知识,遇见他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策划的国度。有那么多事情,选择、评论、讲述故事——一言以蔽之,策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博物馆也许会变成一个成功的大众传播工具,即便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吊诡的是,艺术作品越在网络上出现,人们就越是想去博物馆。他们希望知道这件奇怪的物件在其他物件之中会体现出怎样的意涵,一位策展人为什么、如何将之安置在一起。我经常会这么说,“我们提出谷歌无法回答的问题”。试试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在十年前不喜欢这件艺术作品,却在此刻突然喜欢它了?”


  当有这么多数字化的工具帮助我们做出决定,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为自己做决定。博物馆也许是最合适的地点,你不介意会看到旧的紧挨着新的,便宜的紧挨着昂贵的,愚蠢的紧挨着机智的,熟悉的紧挨着陌生的。未来的博物馆不再是展示新和更新的舞台,它会是各种不同东西的组合的完美地点。


  问答


  英国公投决定离开欧盟,这个决定对文化艺术会有怎样的影响?


  英国退出欧盟对于我们整个文化机构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中间状态的机构来说,是我们负担不起的一个结果。这是对于国际主义的背离。对于我们合同协作的打击,可能会让我们因此损失10亿英镑的资产。无论是对于艺术,还是对于戏剧来说,都是重大的损失。针对那些艺术销售商和私人收藏家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现在他们可以支付更少的税。他们会说,公投万岁,退出欧盟万岁,私人博物馆终于可以迎来美好未来了。


  今年年底,你会去柏林人民剧院工作,选择这样一个新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柏林这个城市正处在转换之中,各种张力之间。柏林人民剧院也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不断在变化发展。他们的上一个总监在位已经25年,当他们邀请我去担任新的总监,我也觉得非常诧异,为什么是我?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剧院,明年秋天,在上海,我们会看到这个剧院呈现的一个12小时时长的作品。


  还有一点,我可能需要去找一个更加清静的地方,可能不会呆在艺术圈。因为这个圈子里人太礼貌了,报喜不报忧,总是在庆祝。买一件什么东西,又有一个收藏,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庆祝一下,但是好像从来不接受别人的批评。如果有人花100万买了一件作品,这个作品不能接受批评吗?这个态度完全不对。我也慢慢厌倦了艺术圈的种种现象,我已经觉得太无聊了。


  【本文系作者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 )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演讲实录,Gordon Cao现场口译,朱洁树整理。】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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