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王林
几年前我发表过《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一文，文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描述，引发了网上持续半年的讨论。对当下现场的中国当代艺术，我谈到了两方面的看法。在此，借《新视觉》杂志组织相关专题之机再做些思考，谨望本文读者能参阅前文（发本人博客，纸质媒体见《上海文化》2009年第一期）。
第一个方面：
中国当代艺术无论起自 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首次自主举办民间艺术家个展）、1985年（以《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作为节点），还是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及当年发生的政治事件为界），文革后的中国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已在资讯方面处于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状态之中，前现代的启蒙问题并没有（因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提高）真正得到解决”。“不管启蒙问题如何联系中国社会现实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但回避启蒙这一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和人文意识的要害问题，以民族或民生问题来掩盖民权问题的重要性，乃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的机会主义策略和表现。”
新世纪以降，中国流行新左派，刘晓枫、甘阳等人均以此为由贴近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年青一代美术批评家中，新左观念亦有不少呼应。新左之所谓“新”，乃是站在文化多元化立场上，反对国际文化一体化趋势，借助后现代思想家对启蒙主义的批判，为不同文化渊源的国家现代化寻找出路。其核心是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发展。中国百年受侵的历史，成为新左派言说现实的根据。然而，爱国从真相开始，对于百年历史真相的揭示与追诉，本是最应去做的事情，但却似乎并不为新左所重视。他们和毛左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清。根本原因并非是在事实和理论两方面不能切割，而是中国新左派出于自身安全与利益考虑，有意避开对极权体制的抵抗。在前文中我曾指出：“学术界大谈福柯、利奥塔等人对启蒙主义的批判，但千万不要忘记，后现代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否定启蒙主义对个人的历史的解放作用。而他们对普遍理性的反省，恰恰是因为假定理性的同一性和绝对性，有可能使某种理性比如技术观念、工具理性成为唯一合法的东西。”在中国，这种东西集中体现为党性。在毛左全面认同党性之时，新左不敢和毛左划清界线，或者说他们本来就不想划清这条界线。在新左派看来，中国适合进行渐进式改革，故新自由主义对专制的否定不合时宜。新左主张渐进、反对革命的想法并不错，但他们以二元对立的思路来看待新自由主义，并以此否定人权普世价值、以及新自由主义对极权政治政体的批判，却是大错而特错。中国极权主义或称后极权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执政者及其家族非法占取国家资源，在经济上形成利权高度结合的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实行党政军一统的集权专政。而伴随后极权主义所出现的则是一个后谎言时代。后谎言之谓就是谎言的仪式化，撒谎与受谎双方明知是谎言，但出于利益需要公开结盟、公然欺世。一名叫素心惠雅的**网友说的很对：“既不相信自由，又不相信道德，而只能听懂实用主义的物欲召唤的心，正是极权专制卑微而肮脏的人性基础”。在美术界，这种实用主义物欲所导致的乃是四处泛滥的成功学。其策略影响甚巨，却没有任何学术问题可言。在一个虚伪的国度，一切享乐均是虚假的，成功的享乐更是如此。
从思维方式上讲，中国新左派未能超越现代主义老左派二元对立的思路。他们对启蒙主义的否定不仅罔顾中国社会前现代尚存的现实，而且从未对特色论、差异性和多元理性进行过认真反省与合理论证。以民族主义勾兑极权主义，将现代化的必要性归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这是很有问题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只关乎经济发展，人的现代化、法的现代化和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是同步进行、互为因果的。这是在中国谈论政治、讨论艺术时回避不了的问题，也是学术界、批评界避不开新自由主义和启蒙问题的根本原因。
现在回头来看八五思潮，其实带有启蒙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不仅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封建传统，而且针对中国现行体制的集权状况，体现出青年一代艺术家要求分享文化权利的历史使命，其意义乃是对个体精神的解放作用。正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连接着启蒙主义和新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只不过后者更强调多元化、大众化、日常化，更强调差异性、历史性、过程性。所以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新左派关注的文化特殊性问题同样在新自由主义视野之内。哈贝马斯就曾经论述过：“宪政的原则，只有当它们置身于由公民构成的民族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与公民的动机和意图建立联系，才会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形式，并成为动态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联合体这个谋划的推动力量。”（转引自《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应奇著，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
艾在前不久网上采访中说：“对自由的主张很大一部分在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不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我觉得奋斗的过程本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为自由而奋斗，这正是八五新潮美术的先锋精神和批判意识。当代艺术对于尚未建立起公民社会的中国历史而言，从观念到形式、从思路到审美，始终具有普世的启蒙作用和精神的解放作用。[NextPage]
第二个方面：
八五新潮美术从一开始就是来自民间的自发的文化运动，这对于集权的中国官僚社会，其意义是颠覆性的也是开创性的。文化生长有其自然属性，如非洲白蚁筑巢，数百万只个体在没有中心控制的情况下建造出数米高的土穴，其内部还有复杂的通道和通风系统。它们依靠的是研究者称为“共识主动性”的合作过程，每个个体观察彼此与环境互动的信息，然后自主确定自己的活动。文化的生成即类似于此，有其自发性和自治性，依靠的是民间社会自主的文化权利。对此文化权利的关注乃是新自由主义讨论“市民社会”和“社群主义”的原因。中国文化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历史上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达。从诗经采风制到“礼失求诸野”，从“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到“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从衣锦还乡到落叶归根，中国人最高和最终的价值诉求都在民间，集结于民间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所确立的宗土历史信仰。面对列祖列宗、面对家乡父老，中国人是最讲良心、最讲诚信、最讲担当也最讲奉献精神的人。
然而，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却在共产国际的外来影响下被彻底摧毁。“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口号加上“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从军事、政治斗争开始一直延伸至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和每一个角落。中国民间的宗法制度成为革命对象，乡绅阶层成为革命的敌人，民间宗教、民间习俗，甚至家庭观念都必须移风易俗，“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纵观全世界，有各种政体的国家，但从来从没有过如此彻底的破坏。前苏联曾经历过斯大林极权时期，但民间东正教尚存，比如苏斯达尼亚村，其教堂保留之完好至今让人羡叹；缅甸长期为军政府所统治，但其民间生活并不受政治干扰，比如普干地区万千佛塔的保护，就完全来自信徒的作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大陆这样全面、深入地剥夺民间社会的文化权利。除了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因其社会管理有所自治而得以多少保留传统习俗和民间文化之外，其他地区特别是汉族地区早已失去民间社会及其文化生成机制而变得最没有文化特点。我们口口声声说要振兴中华文化，除了外来的政党意识形态，大陆还有真正存活的中华文化吗？也许日本有、韩国有、台湾有，但中华文化诞生之地的大陆却没有。新左派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根基，不重建中国民间公民社会的文化权利，文化的差异性、特殊性以及所谓另类现代性何以生长？“中国特色”这话仅仅是说说就可以做到的吗？它必须也只能在民间自由、自发、自主地生长出来。所以，中国必须致力建设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公民社会，这正是新自由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左派种种言说，如果不以此为前提，不过是苟且偷生的借口和乞讨生活的手段罢了。
建设民间公民社会的要义，一是教育二是法制，实质上是民间传统社会渐进现代化的过程。用公民教育取代臣民教育，用现代法律制度改造传统宗法制度，才是中国人和人际关系的真正现代化。这一过程绝非革命所能完成，也绝非一个政党所能控制。还教育于民，还文化于民，还艺术于民，还社会权利于民间，才能真正实现新左派所向往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延续性发展的愿望。如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和真正的新左派完全可以殊途而同归。一个合理的社会，不仅要以个人自由优先权为前提，而且要有反对党或反对派或公共舆论、公共媒体及独立司法的监督，更进一步，还必须让政府和民间分权分治并依法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从这些共识出发，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或许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分野而又互补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从历史脉络来看，八五新潮美术不仅以重建民间艺术群体的方式挑战一统天下的官方美协集权体制，而且接续早期前卫艺术对自我表现即个体价值的强调，再度改变当时乡土绘画重返官方集体主义的趋势，真正开创了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现当代艺术创作。而个人自由优先的前提，正是现代社会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当代艺术的吊诡之处，在于官方尚能以开放姿态和利益诱惑瓦解民间。这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以国家战略和文化产业招安，可以奏效一时，但难以抵挡民间公民意识的增长及其相应的权利要求。再严厉的审查制度在面对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时也将是如鲧防川，难以阻挡历史潮流。国门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再关上，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已成历史必然趋势。艺术家和批评家要做的事情，无非是以自己的工作推动历史改变，为所处时代留下真正的、个人的、具有创造力和思维智慧的精神印记。对此徐冰有言：“如果你这个人没有感觉，你对生活很满足，或者你觉得生活中没有问题，你这个人就不会有创造力。”（引自**艺术网文《创造力从哪来》）
在纪念八五新潮美术三十年之际，重温勃勒东1930年在《超现实主义第二次宣言》中说过的话，也许不无益处：“我们反对任何一种溺于诗意之中的麻木不仁；反对以艺术为消遣；反对旁征博引式的探讨；反对纯粹的推理。同那些养精蓄锐、不肯动脑筋的人——不管他们表现得器量狭小还是气势恢弘——我们不愿有任何共同之点。任何背弃、任何逃跑、任何叛卖都不能阻止我们去结束这一套混账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迫使我们不得不将之抛在一边的人，当他们独处时便变得失魂落魄，只能采取最卑鄙的伎俩，以便在现有秩序的维护者那里重新得宠，而这些人都是竭力主张思想一律的。”
超现实主义曾经让八五新潮美术的参加者受益匪浅，甚至是其中某些人艺术成功的基石。关键是成功之后如何作为和作为如何。时至今日，对中国当代艺术伤害最大的其实并非官方，也不是官方意识形态所辖的审查制度，而是不顾一切的艺术成功学。中国美术江湖有如梁山草寇，“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只管图名图利。如此风气昭示后人，当代艺术之人文理想、价值诉求和精神解放作用而今安在哉？
——北京雾霾正笼罩着许多已成功和想成功的艺术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的是：除了成功之外，当代艺术还能做什么？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