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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的审美价值判断

2011-06-20 10:18:29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王瑞芸

   

  前一时, 宋庄出了件公开性交(《艺术卖比》)的行为艺术作品,一时舆论大哗。看了网上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之后,令人深感奇怪的是,在整个讨论中,主要涉及的只是道德和法律--反对方指责艺术家完全丧失道德底线;赞成方则要求为艺术扩大法律上限。而这时恰恰最应该出现的,对这件作品的艺术判断却是缺席的。一直以来总听到抱怨说,艺术批评在当代严重“失语”。可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艺术批评怎么倒溜号走人了呢?当《艺术卖比》以性交来作为一件行为艺术作品时,它首先要来接受艺术标准的衡量:从艺术的角度看,它究竟是一件好作品,或者不是。唯有厘清这类作品艺术上的优劣,那么,艺术界的事则无须劳烦道德和法律来费口舌和手脚,艺术的标准自然会让艺术家知道,行为艺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样才能让它做得好,做得打动人心,而不令人心生厌恶……这些自然会对艺术家产生一种约束,让他们做有效的艺术作品,有谁愿意劳而无功呢!?眼下的情况似乎是,由于艺术批评缺席,艺术家就连个约束都没有,把性交都拿出来用了,还要冠以“艺术”二字,结果,艺术家自己给折进去了不说,还惹来了举世对于艺术的一片声讨,这可真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可笑,可气,可叹的惨败战例。所以啊,为将者需了解兵法,为艺者需了解审美标准。当代艺术虽看着是无所不用其极,倒也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撒野的地方,它是有章法的。
  
  那么,行为艺术的审美标准是什么?这里尚若一二三条地罗列理论,怕读者们会不大耐烦,倒不妨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来看看西方艺术家是怎么做的。这应该是使得的,因为行为艺术从西方传来,只消看看西方行为艺术的“本尊”们是如何行事的,两下里比较一下,凭是什么人-懂艺术的,不懂艺术的-一眼就可以看明白了, 《艺术卖比》究竟是不是好作品。
  
  这里选前南斯拉夫籍女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 (Marina Abramovic)做个例子。选她是因为,这个艺术家也曾经热衷用惊世骇俗的手段来做行为作品,但是,越到后来,她越是少用这类做法,因为她感觉到那些手段除去一时感官上的刺激,不见得能引起长久的心灵震撼,于是她向更深的精神层次探索,把行为艺术越做越普通,越做越安静,结果却影响越来越大,件件作品都能扣人心弦。这位一直坚持在行为艺术中有40来年之久的女性艺术家,得到国际上的各种奖项。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馆为她做了个展,这是现代艺术馆做的第一个行为艺术个展。由此看来,行为艺术不光是可以做,而且还能做大,做好,做到影响深远,誉满世界。下面我们来看看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是如何建立其审美性的。
  
  阿布拉莫维奇1946年出生于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父母都是支持铁托的共产党人。父亲是战斗英雄,很受政府赏识,母亲亦是少校军官,后来做了新政府的贝尔格莱德艺术馆馆长。阿布拉莫维奇生长于这样的军人家庭,颇受约束,每天必须按时回家。这样的约束带给她的影响是摆脱限制-身体的和心灵的。
  
   阿布拉莫维奇学生时代进入艺术学院学习时,当然还是学习绘画,后来却转向行为艺术,因为她觉得画人体不若用身体。但凡从事行为艺术的人有一个共同理由:在两度平面上的作品不足以表达他们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因此更愿意直接用自己的“活体”来做表达。虽然在南斯拉夫那样的左翼国家,行为艺术相当不受欢迎,但阿布拉莫维奇却愿意走这样一条崎岖的路。当时人们认为,没本事把画画好的人,才去做什么行为艺术,企图哗众取宠而已。如今阿布拉莫维奇笑着告诉别人,她当学生时期画下的东西,的确挺遭,不过让她放弃绘画的理由是:“最糟糕不过的就是按要求画画成为唯一的谋生手段。他们会说:‘我要花朵作为这幅画的中间部分,右边我还要一扇窗和一个落日和两盏灯。’然后我就按他们说的画,然后他们付钱给我。我会在这些画上签一个巨大的蓝色名字‘玛丽娜’——玛丽娜63号,玛丽娜64号。我很想把这些画都收回来一把火烧了。它们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东西。只是赚些零花钱。我的画都是为赚钱画的,画它们的目的相当糟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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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阿布拉莫维奇进入行为艺术,就是要摆脱这类“相当糟糕的目的”。她在70年代初从事行为艺术时,行为艺术一分钱都卖不出去。实际上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阿布拉莫维奇都因从事行为艺术而过得挺清贫。然而,奉献的信念让她一直坚持下来。在她看来,行为艺术是所有艺术形式中仅次于音乐的最高端的艺术,是一件有趣而且值得去奉献全部的事情。在2009年12月8日意大利佛罗伦萨给她颁发的“双年展洛伦佐终身成就奖”的仪式上,她诚恳地告诉观众:我要对年轻的艺术家说,不要放弃。不要因为你现在遇到的困难而放弃你的艺术,不要因为你的东西卖不出去,不要因为你穷,不要因为没有人喜欢你,不要因为没有画廊会接受你的东西而放弃,10年,20年之后,总有一天,总会有人能够理解你,知道你。
  
  坚持不懈,肯定是必须的,然而更加重要的是,艺术家的着力点要找对--那必须是找到真正让社会人群受益的内容,否则被理解无从谈起,被喜欢更加没有可能。我们来看看阿布拉莫维奇是如何寻找自己行为艺术的着力点的。她的基本出发点是:“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就有责任去分享,你要毫无保留地给予,只有这样,你才能作为一个艺术家去工作。如果你只是呆在室内炮制别人很难看得到的杰作,那简直就是自私的行为。你做出作品的时刻就是你要回聩社会的时候,我们是生活于那个社会的仆人。这是我所看到的我的作用,这也是佛教对我的人生所起的影响。我对艺术毫无保留地给予,这样艺术才会对于每个人的生活起到作用。”[2]
  
  阿布拉莫维奇是如何通过行为艺术找到一条“对于每个人的生活起到作用”的目的呢?我们先来看她早期的作品。那是在70年代初,她正值二十岁出头,反叛,好奇,大胆。在其创作初期,她作品的特点主要是刺激。她毫不吝啬地以自己的身体为试验材料,让其处于险境,或受伤害来探索身体的极限。比如,她在1973年创作的《节奏10》(Rhythm 10)用20把利刃,逐一拿着在指缝间进行飞快扎刺,当刀刃扎到自己的手之后,则换一把刀继续做,直至把20把利刃用完。1974年创作的《节奏5》(Rhythm 5)是让自己平躺在一个木制的五角星中,然后点燃五角星,燃烧时她因置身于浓烟烈火的中心而失去知觉,若不是被人救起,她会窒息而死。同年创作的《节奏2》(Rhythm 2),她让自己服用两种作用截然相反的药。先服用抗肌肉瘫痪的药,看着身体如何在药物控制下产生的激烈反应,然后再服用抑制身体活动的抗忧郁药物。身体由于被使用这样两种全然不同的强迫性药物后,不堪其扰而陷入昏迷。另一件作品《节奏0》(Rhythm0)则是为观众提供包括带子弹的手枪在内的72种物品,让他们可以用其中的任何一件对她的身体进行随意摆布。创作于1975年的《解脱声音》,是她在表演中足足喊叫了三个小时,直到失声为止。同年创作的另一件作品《托马斯之唇》(Thomas Lips),她更是将刀割、鞭笞、冰冻等自残手段一并运用,现场效果相当惊人。阿布拉莫维奇把行为艺术做到极端之时,几乎要在观众面前自杀。
  
  后来她自己总结说,在那个初级阶段,她的所有那些做法,是因为不明白生存究竟是什么而处于挣扎中。一直到她开始接触到澳洲土著和藏传佛教后,她开始让自己的行为艺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一种更深沉的精神追求层面。她的长达12年的男友和合作者乌拉(Ulay)替她这么总结说:“...早期作品中的冒险是为了震撼公众...我们在共同工作就已经慢慢放弃这种要达到的震撼效果。”[3]
  
      阿布拉莫维奇创作方向的转向发生在80年代初,那时正是行为艺术开始式微之时。因行为艺术无法销售,导致绝大部分行为艺术家纷纷回到画布。而阿布拉莫维奇不仅不放弃,反而要探索如何让行为艺术进入更深层次。她决定远离城市,投身到自然中去思考,而启发她对人生进行深入思考的源泉的确是土著文化与佛教。
  
  1980年她和乌拉一起去了澳洲,进入了土著人的部落,那是一个处于沙漠腹地的小镇,四周黄沙漫天。他们和土著人一样,睡在露天,日出即起,日落而息,过着最自然最简单的生活。由于天气酷热,他们白天只能坐着不动,这样的静止状态,让阿布拉莫维奇体会到许多东西,她意识到在静止状态,自己体内的能量是聚集的,而不是流失的,这和城市生活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你能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你从未将这个世界看得如此卑微、如此纯净、如此简单。这确实改变了我。我们中的多数人都有此类经历,它确实改变了我们看世界和处理事情的方式。”[4]当她和乌拉必须离开沙漠去城市去做讲演时,她非常不乐意离开,她自问,我为何要离开,为何要做这些讲演?然而,内心中另一个声音告诉她:对,我为什么要做所有这些,因为我是艺术家,而这是我的责任把我在这里感受到的传递给我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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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阿布拉莫维奇开始意识到,过去她所做下的作品,以行动为主,现在她要来做一种静态的行为艺术,因为她开始看出,在静中对于生命的体悟比在动中更加有效。如此,她的作品向观众展示的将不是身体,主要是精神了。很快,在1981年她和合作者乌拉做出了《夜海之航》(Nightsea Crossing)这样完全静态的作品。其行为只是两人分别坐在桌子两端,一动不动,对视整整7个小时(从画廊开馆到闭馆),而且在7小时内完全禁食。他们把这个作品作为对自己的考验和约束。她说做这样的行为作品,你必须完全沉入你自己,如果你跟外界交流,就会有冲突,会加倍渴望习以为常的日常活动中的种种感官乐趣。你必须完全锁定在你自身,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练习,这是个比行动更加严酷的作品。整整7个小时身体由于不动,会有麻木,酸痛,痉挛等反应。当身体的痛苦达到极致时,会让她觉得自己要死去了一般,然后她横下心想:好吧,那就死了罢,也没有什么。当她如此地痛下决心后,她就又能继续坐下去了。这样的行为作品让她体会到:“当你什么都停止不做了,有些事奇妙地发生了,你完全处于另一种能量中,另一种能量改变了你的空间, 你的感受力超越了你眼下的东西,你可以开始注视你的身体, 180度,然后360度, 你成为无处不在的眼睛,由于你让自己空掉,你的感受力变得如此之敏锐。”[5] 进而,她从这样的创作过程意识到:“欢乐并不能教会我们什么,然而,痛楚、苦难和障碍却能转化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强大,同时让我们认识到生活于当下时刻的至关重要。” 为了磨练精神的坚韧,并传递这种精神,她和乌拉决定要把《夜海之航》在5年之内在不同的场所做满90次,他们后来做到了。
  
   在1982年,阿布拉莫维奇和乌拉去了印度,参访了佛陀开悟的地方Bodhgaya。2500年前佛陀在菩提树下经历49天的冥想打坐让阿布拉莫维奇深受感动,并启发了她了解到在精神探索中意志和忍耐力的作用。她说“我在那里得到的最有意义的启迪是,你必须百分之百地走到你忍受的极限,然后你就无所不能了。”[6]她由经佛教的打坐修炼看出,行为艺术的真正力量在于展示精神的宽度、深度和力度,这才是真正能够传递给观众,并帮助打开他们精神视域的有效能量。此后,她一直明确告诉人们:“我一直对艺术的精神层面感兴趣。藏传佛教和土著文化一直是我艺术发展的基本源泉。”
  
  中国艺术经纪人张鸿宾先生在2010年采访阿布拉莫维奇时这么问到: “您曾经数次来过中国,而且您还与西藏的喇嘛一起进行过合作。藏传佛教的哪些方面引起了您的兴趣?藏传佛教对您的创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阿布拉莫维奇回答:“对我来说,藏传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种哲学,而且对我的作品影响巨大。藏传佛教教会了我培养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不附着于好、坏、高兴、不开心以及其他等等。同样的,藏族的冥想技巧也对我作为表演艺术家来说很有帮助。”[7]
  
  用类似僧侣精神修炼的冥想和直接面对当下的方式,如何能感动观众?我们只消来看看她在2002年在纽约创作的一个叫《海景房》(The House with the Ocean View)的作品,颇能说明这类“静态”行为艺术的感染力。那是一件长度12天的作品,阿布拉莫维奇独自生活在展览现场搭建起的一个完全对观众敞开的空间内,空间被分隔成三个部分:起居室,卫生间和卧室,离地面大半人高,有两把梯子从她的展示空间通到展览室的地面,但梯子的横档是用刀刃做成的,也就是说,在这12天内她不能离开这个展示空间-除非踩着刀刃走下来。她在那个展览空间内除了喝水,什么都不吃,也不做任何特别的事,只是简单地活着,做活着必须做的事--喝水,上厕所,洗澡,睡觉。她等于是把她12天的生活毫无遮蔽地敞开给观众。
  
  为什么这么做呢?观众从中能得到什么呢?首先,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暴露的私人空间。对艺术家个人而言,这是个非常受伤害的位置,需要极大的勇气才可以做到。但是,她需要通过这个方式向观众打开一个特殊空间--没有自我。这个特殊空间让观众开始感到他们和创作者之间真的做到了面对面,他们之间什么障碍都没有,没有人前人后的行为考虑,没有任何观念阻隔,完全当下。这对观众是难得的体验,是日常生活中完全得不到的。而由于不能无我和当下,我们的人生是被扭曲的。其次,她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没有时间的空间。在她的居处虽有意置放着一个节拍器,似乎在提醒人们时间,但只看她从容缓慢地去处理最简单的事,喝水,上厕所,起身,坐下,走动,一整天似乎无事可做,时间因此仿佛像晶体般凝固了,节拍器的存在更对比出时间在此是多余的。对于最怕失去时间的现代人而言,他们看到了什么叫“境由心造”-时间是可以被放慢,可以被“空境”而凝固的。由于整个表演过程是如此地“空”,如此地缺乏内容,(更别说有什么惊人的行动),她最简单的存在成了一块让观众投射各种心理的反应的屏幕:有人感到无趣,有人感到挫败,有人感到不安,有人感到宁静,有人感到自信,有人感到解脱……正是这样单纯的存在却反而能激发人们无尽的感受和思考。观众紧盯着她,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希望她的视线能和自己的相遇。她的传记作者维斯特考特(James Westcott)告诉我们,当她的视线和他相遇时,她的眼光是探寻的,却又是非常平静的,其中不要求什么,也不回答什么。但就在这一刻的凝视中,却似乎传递了什么。在维斯特考特看来,正因为阿布拉莫维奇的无言,无意,她向观众传递了她的能量,同时也能够从观众那边接受能量,而这种能量传递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中完全被遮蔽,被磨损了。这个展览等于是12天的能量对话。阿布拉莫维奇把直面自己存在的能量传递给观众,而观众从这里走出去,回到这个城市的各处,把这种能量带进他们日常的生活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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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阿布拉莫维奇到了这个阶段,真正是把行为艺术做成了对存在的深入思考,同时也是把做作品作为对自身的精神修炼-无我,无私,无念。 她通过做这样的作品,等于是把自己通过修炼得到的另一种精神纬度,另一种观看生命和生活的角度带给了观众。当一件行为艺术作品能做到这种程度时,怎么能不打动观众呢?
  
  因为把行为艺术和体悟生命相连接,在阿布拉莫维奇看来,行为艺术是一种非常严肃而且严格的艺术,她为自己的学生所设计的行为艺术训练是非常特殊的。每年她都带着学生去一个地点偏僻的工作室进行禁食活动,以磨练一个行为艺术家所必备的身心毅力。她的传记作者维斯特考特曾参与了一次训练,他告诉我们,那是为期5天的禁食,禁语,并禁止读,写,听等有严格约束的训练,参加者必须宣誓遵守规则并决不中途退出才可以允许进入。在这个过程里,学生除非有严重生理问题可以找她,而头疼和恶心都不能算。若遇到任何精神问题她则不管,由学生自己面对,而且她说“我们不可以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一天天亮即起,学生先随阿布拉莫维奇到外面做早操,然后回到一个大房间里开始冥想练习。阿布拉莫维奇还设计了一些其它的训练,比如,让学生用一个小时写下自己名字,笔一直不能离开纸,也不能停止。另一个练习是:盯着镜子看一小时,写下脑中闪过的每一个念头,但不要保持任何念头。或者是,手里拿着镜子在丛林中倒行,如此种种。等到傍晚暑热散去,她带领学生徒步走向大海,路程长达6英里远。在两个小时的路上,完全禁语,直到一条无法渡过的河流挡住他们的去路,阿布拉莫维奇简单说道:“好吧,我们返回。”于是全体静静折回。
  
  由于那个训练场所地处西班牙南部,天气很热,有很多时间训练者什么都能不做。(阿布拉莫维奇在寒冷地带开设的训练课程,会安排较多的活动,比如在冰河里游泳,或蒙着眼睛在雪地里跑步等等。)有学生问阿布拉莫维奇(写在纸上的问题),“为什么这次的禁食活动这么容易?像是一个夏令营。”阿布拉莫维奇说“在热的地方,你做每一件事都必须很慢。我从《海景房》的表演中认识到,做得慢事实上意味着做得多。你必须面对你自己。”[9]
  
  由于闷热,又由于感觉饥饿和困乏,学生们完全可以爬上床睡觉拉倒。但训练者们都不愿随便放弃接受磨练的机会,用沉入睡眠来逃避。他们都希望自己做到与阿布拉莫维奇一样好,希望和她一样训练有素之后好做行为艺术。有的学生宁可让自己摇摇欲坠地坐到树干上去,来抵抗自己陷入昏沉。这个情形就像阿布拉莫维奇在《海景房》的表演过程里,在昏沉时让自己有意站在平台的边上面对用刀刃做成的梯子一样。
  
  在训练最后结束时,空荡荡的冥想室中放了一张长桌,厨房里漂出了米饭的香味,少顷,阿布拉莫维奇抱着一大盆饭出现,走来依次给每个人面前的盘子上放上一勺米饭-那是他们庆祝禁食结束后的唯一食物。她让大家闭上眼睛,“用右手”慢慢地吃米饭。总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流下眼泪,平时被看得如此微不足道的一团米饭,此刻仿佛成了大自然赐予的极为神圣的礼物。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每个读者,每个从事行为艺术的人需要了解,需要思索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关于我们活着的问题,关于怎么活着的问题-没有什么会比这个问题更让人群大众关心的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说的行为艺术的审美性正是建立在这里:选择做一个行为艺术家,是不以创造视觉美为己任,而是以思考人、生活、生存为己任。行为艺术家的作品若能以我们如何活着做出自己的发言,作品必定深刻。其“发言”若能打动人心,改变人的精神视野,这就达到了行为艺术的审美性。若无话可说,那么艺术家就该自己先去体悟磨练一番-这是属于行为艺术这一行中需要刻苦训练的“创作技巧”,不然,如何能保证做出好的行为作品?我们都该承认,凡是艺术,必定是存在着技巧的。行为艺术家的技巧完全不在手(画家),而在心。对心的训练比对手的训练难度其实更大,因此,要做成一个合格的行为艺术家并不容易。阿布拉莫维奇明确说:“有许多许多坏的行为艺术和许多不是行为艺术方面的艺术家们正在进行着行为表演,他们给人留下了行为艺术的坏印象。而行为艺术不是娱乐......没有人会尊重这样的作品。一位艺术家应该找出他自己的方式和他自己的准确程度。这取决于艺术家的表演是如何在正确环境下,以最严肃认真的方式被看待的。”[10]
  
  就是这样,好的行为艺术是艺术家自己先获得了一种精神境界,然后把这种境界对观众展示,这样的作品才有感染力,才会让观众受益。我们值得再来看看阿布拉莫维奇是如何让观众从她的行为作品中获益的。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馆为她举办了个展。在为期三个月的的展览中,她让自己做了件难度最大的作品:《艺术家在场》。她在2010年的3月到5月之间,每周6天,每天7小时(周五10小时),在展览现场进行表演,她只在星期二这天休息-因为这一天美术馆不开门。美术馆的中庭放置了一张木桌和两把木椅,阿布拉莫维奇在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另一张椅子则是为观众准备的。一名保安在边上维持秩序,保证一次只能有一个人坐在她对面的位置上。人们排着队依次进入,等着坐到椅子上去和她面对面作眼神交流。自始至终,她都保持着一如既往的镇定,无论观众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来激起她的关注,她都像一座雕塑那般寂静。在这次长达716小时的行为艺术作品中,阿布拉莫维奇的静与定,让展厅变成了一个特别具有精神性的场所,有些人坐在她对面仅仅几十秒,就崩溃了,大哭起来。由于有那么多人禁不住在她面前或因感动、或因感慨、或因感触、或因感伤而流泪,人们甚至为此建立了一个名为“阿布拉莫维奇令我落泪”(Marina Abramovic Made Me Cry)的网站,网站每日点击量达到80万次。Flickr上公布的与阿布拉莫维奇对视的观众照片,每日点击量也达到 6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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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张鸿宾对阿布拉莫维奇的采访:
  
  张鸿宾:先从您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回顾展谈起吧。这个名为《艺术家在场》的作品以其观众参与的人数与持续表演的时间又创造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在近3个月中的700多个小时里,您与1400多人对视并感受着对方或喜、或悲、或兴奋、或焦虑的情绪变化,那一刻您有怎样的精神与生理的体验?您怎样评价这一个作品?
  
  阿布拉莫维奇: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困难的一次表演,我经历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变化和转化。在我完成了700多个小时后,我看什么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看待自己的生命也非常不同了,我以前的一些价值观和想法已不再值得考虑。我发现我自身对简单和明晰有着极大的需求。
  
  张鸿宾:对《艺术家在场》的评论各式各样,有一种观点认为行为艺术越来越像商业文化与明星造势了,如:“......行为艺术正以明星崇拜的方式进入现代艺术博物馆,”您怎样看待类似的评论?
  
  阿布拉莫维奇:我非常怀念中世纪艺术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中大部分重要艺术作品都出自无名艺术家之手。艺术家的名字都无法提及只留下了作品。我认为对明星崇拜以及制造艺术家偶像的需求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后果。一个艺术家需要十分清楚的知道,“建立自我”对其作品来说是个障碍,艺术家应该遵循着谦逊的、有节制的、有雅量的规则,这在其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11]
  
  行文至此,我想读者已经不需要这里再来对《艺术卖比》下什么结论了。我们已经看到,一边是中国行为艺术家做出的性交作品弄到千百人厌恶;一边是西方行为艺术家的作品让千百人热泪长流。一边是西方的行为艺术家竟能直接从东方的精神资源中吸收养分,让自己的行为艺术成长得如此茁壮感人。(阿布拉莫维奇的传记作者维斯特考特这样告诉我们:“阿布拉莫维奇对于波于斯[德国行为艺术家]有很大兴趣,对于克莱因[法国行为艺术家]有更大兴趣,但是真正让她动心的是禅宗,通神学……她说,艺术家都是从某些东西得到灵感的,那么我为何要从别的艺术家那里得到二手货?我要直接去那个源头。”[12])一边是中国的某些行为艺术家可能只学得了西方行为艺术中的二手货,而对自身的精神资源完全视而不见,张皇四顾,显得无家可归。(看到这样,真是叫人难过。)
  
  事情怎么会被做成这个样子的?究竟是哪里出了错??
  
  2011/6/18
  
  注释
  
  [1]“心灵会晤——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与劳里·安德森的对话” 沈莹译 《荣宝斋》,2010年8期,
  
  [2] Jacquelynn Baas & Mary Jane Jacob: Buddha Mind in Contemporary Ar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194
  
  [3] 引自1978年《Flash》杂志对阿布拉莫维奇和乌拉的采访
  
  [4] 引自“心灵会晤--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与劳里·安德森的对话”沈莹译,《荣宝斋》2010年第8期
  
  [5] Jacquelynn Baas & Mary Jane Jacob: Buddha Mind in Contemporary Ar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188
  
  [6] James Westcott: When Marina Abramovic Die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2010, p.172
  
  [7] 张鸿宾:对话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思考艺术家的生与死
  
  [8] James Westcott: When Marina Abramovic Die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2010, p.  275-276
  
  [9] 同上,p. 285
  
  [10] 张鸿宾:对话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思考艺术家的生与死
  
  [11] 同上
  
  [12] James Westcott: When Marina Abramovic Die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2010, p.41

  (编辑:李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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