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然的正义不同于约定的正义，前者在任何地方都有效。

　　——只有作为一切价值基础的价值，才是普世价值，那就是自由
　　
　　所谓“普世”，其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用语。“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除“普遍”之义外，还含有“根”的意味，是一个富含价值意义的词(这个词自中世纪以来便被基督教会用来自称“普世教会”)。而“普适”仅仅涵有“普遍适用”的技术意义。我们可以说“诚实”、“负责”等是普适价值，但不能说它们是普世价值。只有作为一切价值基础的价值，才是普世价值，那就是自由。

　　自然法规定人有天然的自由

　　按照欧本海姆等人的分析，自由的概念结构有三个维度，即：自主的主体，限制，可能性。一个人不受某限制去做可能的某事，就是自由。不受社会的限制，必须受法律的保护和社会伦理规范及舆论的支持，也就是其他公民允许，甚至支持他去做，这才构成公民的自由权利。然而法律赋予公民自由，法律本身必须是自由的，在制定法律之前，立法者必有自由的信念。因此，自由的真正涵义之一是：自由必先于法律;自由是天然合法的，不需要证明其合法性，而对自由的一切限制必须证明其合法性(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只有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才是合法的)。一个社会，必得先有服膺或信仰自由的风气，方能制定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在西方，这便是自然法传统。

　　这个传统非常悠久。在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反抗国王禁止安葬她哥哥，她的理由就是根据“神法”，哥哥有安葬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自然的正义不同于约定的正义，前者在任何地方皆有效适用，而后者是在特定区域内约定俗成的。然而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提出自然法。纪元前三世纪，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克利斯普可能是自然法的最早表述者，他指出，宇宙秩序体现为一种动力原则(逻格斯或神)，人性是它的体现，道德是按照自然本性(理性)生活，自然法便是理性认定的基本价值。

　　早期斯多亚派提出的“大城邦”观念，进一步发展了自然法理论。他们认为，有地域界限和立法的城邦，是人为的构造，是小城邦，真正的城邦便是世界，是大城邦，乃是神与人共同的居所，分享共有的理性，而大城邦的法即自然法，称为“正确的理性”。

　　纪元前二至一世纪的西塞罗作出更明确的表述：“真正的法乃是合于自然的正确理性，它普遍适用，永住不变;它命令人承当责任，禁止人胡作非为;此在雅典，在罗马，在今天，在未来，是同一永恒之法，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率皆适用。”西塞罗还指出，神是自然法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裁判者。也就是说，自然法是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理性认定的基本价值，来自宇宙的本体结构(逻格斯或大神)。

　　然而这理性认定的价值，内容是什么?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的根本律令是“趋善避恶”，其他原则由此导出，即：保存自我，教养后代，求真理和幸福。这里“保存自我”即后世(如洛克)理解的生命、自由、财产。托马斯认为法律源于自然法，故公义的法律对良心有约束力，不公义的法律对良心没有约束力，人民有权推翻这种法律及强行这种法律的暴君，除非考虑暴力方式弊大于利。这就是“自由先于法律”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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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没有类似自然法的传统

　　在我国传统中，有没有自然法?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孟子到理学，认为伦理价值源自天理，就是人类本性中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人通过“诚敬存之”，克服私欲，达到四德(仁义礼智)。《朱子语类》称：“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的件数。”也就是说，人从天接受的“天理”就是“仁义礼智”，而“礼”就是三纲(君臣等级制度)，即《礼记·哀公问》所谓“非礼无以定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这个学说将人性规定为接受天理的容器，人从天接受的不是理性和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构造价值)，而是包含固定制度的三纲五常，这一切皆是永恒不易的“理”，就是董仲舒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天人合一”。这与自然法规定人有天然的(先于法律的)自由，迥乎不同。

　　那么中国有没有类似自然法的传统?《老子》体系中没有君臣构架，对基本制度价值的表述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自化、自正、自富云云，就是说人人有政治上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是对自然之道的内省(守之)而来的价值抉择。自化蕴含无限的选择可能，而且这种自由源于自然之道，所以是先于法律的。老子政治学说在结构上与儒教相反，完全否定周政的“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也就杜绝了类乎理学的三纲之终极制度价值。老子阐释的人性，就是天然具有自化、自正、自富能力的自由主体。西方哲学界大抵承认老子自然法，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尚待开发。

　　首先要解决“什么是价值”

　　然而以自然法为自由的根据，必须信仰大神、逻格斯或道，而现代多元社会不可能人人有这类信仰。那么自由有没有普遍的根据呢?现代人权文件提出的理由是“共同的理解”。然而为什么有这样而不是别样的共同理解?有必然或十分充足、不可驳倒的理由么?康德主张，人有自由意志，就是普遍自由的根据。这里，需要究问的是：为什么“自由”是普世价值?

　　首先要问：什么是价值？

　　《新华词典》对“价值”的定义有两条：“一、(某事某物的)效用或意义。二、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等等。”第二条是某种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不属于一般价值，可忽略。且看第一条的一般含义。这里是以“效用”“意义”来定义“价值”。再来查该词典的“效用”，释义为“消费者从一定的商品组合中获得的满足程度”。又回到政治经济学去了。那么再来查“意义”，释义为“价值;作用”。以“意义”释义“价值”，又以“价值”释义“意义”，等于什么也没说。再来查“作用”，释义为“一事物对他事物产生的影响，也指所产生的影响;一事物对他事物产生某种影响的活动或功能”。也就是说，如果用“作用”定义“价值”，则“价值”就变成“作用”了，根本不知道“价值”本身是什么。再来查“价值观”，释义为：“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一个人的价值观受其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是指对于价值的倾向等，然而没有价值取向，怎么会有倾向呢。如此看来，许多公众不明价值为何物，也就不足怪了。

　　西方关于价值的理解，有主观论、客观论、实践理性论三派，限于篇幅，不暇多论，这里只谈笔者的观点。我们知道，自然界的存在物，皆有自然属性，如质量、硬度、体积、形状等等。但人类构造的观念或理念，没有自然属性。我们说善，并不是说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善，或某一种东西的自然属性是善。善只是一个概念，只能用其他概念来解释，或用我们对它的心理反应之描述来解释。价值就是一个概念，而且是评价性的概念，因此价值取向就是一种评价性的态度。评价，是自然界没有的，而是人类理性基于认识所作的判断。西方有哲学家提出过，即使没有人类存在，一个清洁、有序的世界，也比一个肮脏、混乱的世界更美。然而如果没有人类存在，谁来判断和陈述前者比后者更美呢?而且也不是所有人会认为清洁有序是美的，比如庄子之徒便认为混沌更美。可见，价值是人的判断，社会价值的表达，需要价值话语。简单地说，认为什么是好的、美的等等，就是价值判断，而好、善、美、公平、正义、自由等等就是价值。这是价值论意义上的用法。在日常用法中，“价值”有时可以作“效用”的同义词，例如“这种植物有药用价值”。本文所讨论的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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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价值可以成为社会的推动力

　　既然价值是人的判断，也就维系于主体。一个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知识和经验的层面上，通过观察、比较、权衡、思考，作一个评价性的决断，就是价值。如果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作出同样判断，成为一种风气或社会意识，就可能成为该社会的主流价值。此时，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这种价值取向可以成为社会的推动力，推着社会前进，或拉着社会后退，或扯着社会停滞。

　　自从南宋理宗将理学定为官学以来，由于制度尤其科举教育的长期打造，已经普遍形成一种理学思路，就是将人当作接受什么的容器。科举的出题和答卷必须按朱熹章句的“四书义”，自幼读书接受灌输的“标准答案”，就是人只能接受固定的三纲五常。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使人们不知不觉地放弃自由追问、主动探索和大胆创造的理性态度，而只会接受“从来如此”，“圣人或伟人之言”了。五四时期虽然批判传统，但没有认识到理学是一个深刻而严密的封闭体系，它所构造的人性结构并没有得到精密的分析和解构，以致人们仍然不自觉地受其支配。长期以来，我们顺着情绪反应和一时需要，不是接受这个主义，就是接受那个主义;不是追随领袖，就是跟从伟人;不是信奉乌托邦，就是批判现代性;却偏偏忽略了深究根柢，追究各种社会学说必须回答的根本前设问题。我们知道，政治哲学终究必回答“人性是什么”“人的根本需求是什么”等根本问题。符合人性需要的理论构造和社会设想，成本最低，效率最高，风险最小，基础最牢，最易为人接受，最有可能成功。那么，人性的根本需要是什么呢?

　　自由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

　　上文说过，价值是主体的决断。如果我信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我决定人人在法律面前应该平等。我作这个决定，必须有客观的可能性，和主体的选择能力(主体自由)。就人性而言，价值的必要条件就是主体选择的自由。无论我选择什么价值，我必须有主体自由，才能选择。即使我选择做奴隶，或信奉“圣人有权强制人人”“人人服从领袖”等，我也必须有主体自由才能作这些选择。因此，主体自由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而自由也是一种价值，所以，自由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由于自由是一切选择的必要条件，因此它适用于一切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就是适用于一切文化体系。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体系，任何宗教，只有通过主体的选择才能够成立。即使一个民族永世“遵从祖宗家法”，也得每个人通过主体自由，选择“遵从祖宗家法”而不选择别的，才能维持下去。即使你认为你的信仰是上帝的命令，你也得通过主体自由，选择接受上帝的命令而不选择别的，才能维持这种信仰。没有主体自由，根本不可能有信仰、文化、生活方式或任何价值。因此，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前提。自由就是普世价值。因此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体系，任何宗教，选择自由价值，都不会与本身的文化或信仰发生冲突。因此自由是现代多元社会的制度价值。这个简单真理长期被忽略，掩盖，或歪曲。现在要揭示这个真理，发现人的价值，也就是承认普世价值。

　　我们需要的是普世价值的启蒙

　　如果一个社会自觉地认可了普世价值，大家认为人是自由主体，形成了社会意识，那么社会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教育，千百年来打造我们人格的应试教育就不中用了。一旦我们不再把人当作接受什么的容器，而深信人是自由主体，我们就会把孩子视为成长中的自由主体，教育的目的是呵护他们的自由成长，前辈所能提供的是真实的信息、必要的基础知识、职业技能和文化教养，同时怀着爱心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的痛苦和快乐、挣扎和奋斗、风险和焦虑、绝望和希望都是些什么，以期他们将来理性成熟了经验丰富了会作出自己的人生抉择。只要我们尊重他们的天然自由，就不会发生代沟，只有隔代的朋友。

　　比如学术。学术是不可能价值中立的。1960年代兴起的所谓“现代性”批判，其实是西方一些受益于现代宪政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要求更充分的自由(也就是要求更充分的现代化)而形成的一种思潮。这是一种具有政治叛逆性的年轻学术，功力不足，难免偏颇，但毕竟是西方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在矫正现代化不足、揭示权力话语以及文本研究方面，有其贡献。中国的跟从者则由于先天的缺陷，画虎不成，反而以文革“大锅饭”式的“平等理想”来反对“现代性”(市场经济、科学建制和宪政自由)在中国的实现。凡此皆说明，学术的性质，如同教育的性质，必取决于根本的制度价值的共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自由权利需要制度的庇护，而自由的舆论也会保卫自由的制度。首先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而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启蒙，在人类历史经验中，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我们需要的是普世价值的启蒙。有朝一日，水到渠成，社会便会平安地转型。现代社会不是理想的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赤裸人性的共同体。现代化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类问题，而是让人直面长期被掩饰或扭曲的诸种人类问题，以求在充分自由的讨论中，在学会尊重对方和妥协让步中，谋求点点滴滴的解决。人类不可能达到终极的真理，也不可能达到终极的幸福。然而认识到你和我和他和她都是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可以在犯错和试错中学习改进，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管身后有多少暗影，脚下有多少陷阱，前方永有一线光明。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