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二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争论之一。

　　主张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的对立、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的学者们被冠以 “新左翼” 的名称。在英国有个叫做《新左派评论》杂志，西方当代新左派常常提到是萨伊德，乔姆斯基，多斯桑托斯，还有福兰克这些人。

　　在目前的西方社会，人们最强烈的疑问，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变革的必要性。有关未来的经济体系，是需要一个打着鲜明资本主义旗号的“新资本主义”，还是应该寻找一个脱胎于各种体制和价值观的非单一经济制度，一个无需引入特殊资本主义形式的“新世界”。这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自由主义”提倡的市场经济，喜欢讲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主张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自由派也引证孟德斯鸠，因为孟德斯鸠最讲究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也引证洛克，觉得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必须受到保护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宗旨在于保护资本主义制度。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标准的定义似乎是把经济交易对市场的依赖作为经济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同理，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也视为资本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就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提出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开创性分析时，也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从他的著作中也很难演绎出任何市场经济充分性或接受资本主导必要性的理论。但是，如果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么，为什么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都在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东西，例如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的学校教育和医疗。在经济取得真正成就的岁月里，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值得称道的表现，其实都不是源于仅仅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平等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如果正义原则为建立解决不平等的社会基本制度提供了价值标准，那么这些“正义原则”从何而来？

　　正义理论并不在于寻找一个更高更普遍的“历史模式”，因为历史不服从任何模式。正义只有相对于一定的历史处境才具有价值和意义。脱离了历史处境的“自由主义”只能陷入这样的意识形态处境：它没有得到它所追求的“合理证 明” 。

　　在2008年的美国，最富有的20％美国人年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 15倍。纽约市1％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占了纽约市总人口收入的37％。中国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2008年中国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其一个人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

　　什么又是民意？11月9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进行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对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满。这次调查询问了全球27个国家2.9万人的意见，其中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效果积极正常且无须改革。于此形成对比的是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存在问题，需要规范和改革。另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调查显示，43％的法国人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失去信心。全球67％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负责将财富更为平均地分配给社会成员。另外，在27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大企业应该归国家所有或由国家控制多数股份。

　　在1997年的中国，汪晖发表了《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富有挑战性的思想，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地震。此后他连续撰文试图在重新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重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这是“新左翼”在中国得到的第一次有力回应。中国思想界被迫开始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这一事件标志着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复苏。揭开了清算中国资本与国家之间暧昧关系的序幕。

　　这种争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的国情判断的争论。新左派的判断是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经济社会，因此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放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来诊断。这话的意思就是中国的问题就是美国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自由主义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权力的垄断和权力不受制约引起的，也就说中国的问题还是斯大林主义残余的问题。

　　新左派认为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社会的急剧分化，掩盖了经济与政治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面对挑战，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并未做出有力的回应。也未提出任何可供讨论的平台。而是迫不及待地给“批判知识分子”们扣上了一顶“新左派”的帽子。

　　世界向左，中国朝右。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中国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左”仍然被普遍的视作为一个贬义词。中国已经日益全面的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多数人的认识仍然延续在80年代的思维模式，背着毛时代的包袱逆风而行。

　　现代社会人的孤独感，为了适应社会放弃了更多的自由。弗洛姆说人的自由只有来自自发的爱和工作。资本的唯利是图，不可能去爱雇工，那么雇工又怎么可能会对资本家的工作产生自发的爱呢？人为了购买房子不得不与资本家妥协，人变得越来越软弱可欺。越来越以消极的态度依赖工作的机会，他们是失去自由的人。越是发达的国家也一定是安放摄像监视器最多的国家，据说在英国平均每人每天被录像的机会是270次，国家机构大言不惭的宣称所有英国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都是被监视了的。就像是一个明摆的了的无赖。

　　没有自由而喜欢大谈“自由”，是否是人格的问题？同样，教育别人民主思想和高尚品德的人自己是很民主很高尚的吗？   当然都不是，但也并不完全意味着这些人的虚伪。

　　自由主义者们一个最大的误会是把“自由”视为自由主义的专利，好象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都不愿意人们获得自由。自由主义者错误的以为自己是站在民间，以为他们与“底 层” 站在一起，而新左派则是“集权统治的辩护者”。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底层”的产生过程正是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也“忘记”了权力与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暧昧关系。所谓自由主义反映底层民众呼声的自我想象也忽略了一种话语和一种社会思潮被制造，流传和被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的暧昧。但同时也一如既往的被“自由主义者”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

　　媒体与资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合谋关系更加密切了，有的媒体甚至公开声称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这一新的媒体、资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力量自封为民间。他们的诉求在媒体出现时往往被抹上了“民意”的色彩。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话语策略是掩盖内部的利益冲突、隐藏本身的利益诉求、建构一个民间／国家、社会／个人的二元对立的范畴，以大众诉求的面目出现。深深的掩盖了它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勾结和合谋。在民间思想界，自由主义到90年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这一名词本身像民主与科学一样，也获得了某种“神圣性”，号称为绝对的“普世价值”。

　　经济学自由主义的人们以为，市场会自发地调节分配制度，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市场从来不会自发运转，它在任何时候都受到权势集团与国家权力的干扰或控制。在“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的叙事中，“底层”反抗社会不公正的权利被悄然删除。面对资本对劳动的全面殖民化，自由主义没有想到劳动所有者们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可能作用。把经济成果的荣誉和利益都收归资本所有。

　　现实的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是：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在所谓的自由主义阵营中，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深深地限于一个自造的民间／国家、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简单的二元结构之中不能自拔。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些批判思想来完成。真正的理解现实并做出相应的批判并不需要太高深的思想，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打破上述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强迫自己在国家与资本之间做出选择。马克 思主义当然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但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一定就是新左派或老左派。批判思想的形成依赖于对现实中的问题的非二元化理解，只有打破了它，一种在这两种声音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才可能被解放出来，真正的民间才能生成，民间思想才有可能。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