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旭

    昨天凌晨五点多钟，忙完他在慕尼黑个展的那个艺术家回到北京了。感谢上帝！他居然还能平安地回到他的并不平安（至少对他个人而言）的祖国；但是在往后的时间里，他是否能够依然平安，这还得去问上帝老爷子了。

    他是谁？正如他的个展展题“非常抱歉”一样，我只能对您说：“非常抱歉！我不能告诉您！”因为我知道一个经验事实——只要我一把他的名字写到这里来，这篇博文马上就会被人不由分说不留一点痕迹地删掉。为了博文能够活在这个让人倍感窝囊与屈辱的大墙之内，我只好委屈自己“非常抱歉”一次了。

    九千个五种颜色的书包，满满地挂在了慕尼黑艺术之家展览馆的外墙上，这些书包按照这位中国艺术家的意图，以巨大的空间阵容，组成了一行张力十足的中国文字——“她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生活了七年”。

    作为这个中文陈述句主语的“她”，一望而知，应当是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小女孩儿。七岁的“她”，也应当是展览馆外墙上被定格的那九千个书包中的一个书包的主人。作为“非常抱歉”的观者，面对这面巨大的书包之墙的时候，必定要思考“她”与他们的关系、她以及他们为何以书包的呈现形式作为这个作品的表意符号或隐喻代码、作为汉语陈述句的这句话的语境是什么、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当代艺术作品艺术家需要建构的意义世界是什么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受众理解艺术家作品的前提，不弄清楚它们，这个作品的意义世界便无法被应当成为作品共同作者的艺术接受者有效生产出来。而理解作品潜话语的途径，也只能是理解作品的主人——艺术家本人，并且把这件作品当做一个相对独立的篇章，放置到艺术家近段时间里所有活动的上下文之中去，否则，意义的大门就不会向你敞开。

    自去年5.12大地震发生以来，这位艺术家便把自己大部分时间放到了旷日持久的调查地震中遇难学童的公民行动中去了。为了弄清真相，更为了人造的悲剧成因得以从根本上消除，这位艺术家历经了无数的艰辛与困难，甚至身体遭受到了暴力地伤害。尽管他的工作遭遇到了处心积虑要掩盖真相势力的阻挠，但是，艺术家的良心却没让他停止追问与行动；于是，这个作品便诞生在了遥远的慕尼黑，而作品那巨大的体量所负载的意义，也随之而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大地震过去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所有的事实，都已非常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了在地震中丧生的孩子们为何丧生的真相；然而，这个真相却在悲剧发生的国度被蛮狠地重重封锁着，就像被一块沉重的巨石死死地压在了幽暗的井底似的。当这位艺术家希望作为某位因调查悲剧真相而被逮捕并审判的作家的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后，国家暴力机器的符号们先是对他进行威胁，限制并剥夺人身自由，然后公然对他施以野蛮的暴力，结果致使他的脑部严重受伤。这个后来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全过程，被他和他的助手们拍摄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纪实性作品，这件影像作品，也成为他这次个展的组成部分，出现在了慕尼黑艺术之家展览馆的展厅里。

    在这个展览馆的中央大厅，艺术家将一块长35米宽10米特制的地毯铺在了地上，地毯的颜色和图案，都与大厅的瓷砖几乎一模一样，观众第一眼看上去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在地毯上，艺术家安放了一百个树干和树根，于是，应当埋藏在地下的东西赫然出现在地面上，并且粗暴地扎入人们的眼睛中去了。这些干枯粗大的树干与树根和展厅外面的九千个书包彼此呼应着，它们共同叙述与控诉着一个被悲剧成因掩盖者所竭力掩盖的真相，一个非人性制度的疮疤，一个被万里长城遮蔽着的民族躯体上那耻辱的印记。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统治下的德意志，纳粹政府也通过其手中控制的意识形态工具和暴力机器，专横地规定人们什么可以言说与回忆、什么不可以言说与回忆。如今的慕尼黑艺术之家展览馆这幢建筑，就是当年希特勒为了展示那些他认为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没有堕落的德国艺术作品而下令建造的。这一展览空间的特定历史，显然给了来自中国的这位艺术家提供了其作品释放意义信息的绝好文化背景。

    “她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生活了七年”。这句话，是一位在去年四川大地震中失去女儿的母亲说的，而她的女儿就读学校的校舍，却没有像那些附近坚固的建筑物一样挺立在地动山摇的地震波中，而是骤然与轰然坍塌在了一个个稚嫩的血肉之躯身上，由冷酷的制度一手营造的豆腐渣工程，才是悲剧得以产生的真实原因。

    “学校的楼房倒塌了，成千上万的人失踪了，其中有数千名孩子，但是政府不愿意公布遇难者名单，也没有去调查楼房为什么倒塌。”而仅仅只是道歉而已；更为甚者，一些被体制圈养的无耻文化人却在国家提供的话语空间中，“含泪”劝告失去孩子的家长们放弃追问真相；这，就是艺术家为什么要创作“非常抱歉”这件当代艺术观念作品的全部理由。

    德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艺术的摇篮之一，主张用艺术去参与社会实践与改造社会现实的博伊斯，就是德国的当代艺术家。在博伊斯的国度展示中国的这件当代艺术作品，“非常抱歉”应当具有的艺术社会学意义，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溢出了审美的堤坝，向着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奔腾而去，从而也使得中国当代艺术与人类良心发生了关联。

    “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目睹了现代性大屠杀人类惨剧的法兰克福学派昔日领军人物阿多诺如是说。

    艺术重要吗？与残酷的现实相比，艺术永远只是配角而已，因此，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多次公然主张：“重要的不是艺术”！

    “我是被迫与政治体制打交道。因为如果我不说话，就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我在那里生活，我作为艺术家必须与政治打交道。”已经坦然回到自己祖国的“非常抱歉”的作者毫无顾忌地这样说。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