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庄舟

    西方学界流行一句话，每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时候，就会向社会主义寻求解药。瘫痪的华尔街需要联邦储备注资，破产的底特律需要暂时被国有化。当艺术市场随着经济危机的大势萎靡不振的时候，西方理论刊物《第三文本》在今年七月适时推出题为“艺术，实践，与将至的社群”的特刊，重新探讨艺术与共产主义（communism）、社群（community）、平民（commons）的关系。

    强调社群参与、合作、介入的艺术作品自九十年代初开始进入西方当代艺术视野，1997年法国策展人尼古拉斯·布希奥德（NicAolas Bourriaud）发表的《关系美学》更为此类作品提供了理论动力。2004年美国学者格朗特·凯斯特（Grant Kester）发表的《对话性创作：现代艺术中的社群与沟通》以及英国学者克莱尔·比索普（Claire BisAop）在《十月》杂志发表的文章《对立与关系美学》引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沟通理性及姗妲·慕孚（CAantal Mouffe）的对立理念，通过政治学和社会学来改造美学，尝试建立新的艺术批评语言，凸显艺术作品在具体情境中的社会功能。

    《第三文本》此次推出的特刊正是对上述理论探索的又一次推进。英国学者约翰·罗伯茨（JoAn Roberts）在引言中道出特刊的核心问题：“是否仍然有可能—或者有必要—坚持艺术是自律的（autonomous）？抑或最好将艺术理解为他律的（Aeteronomous），即融于社会和文化实践的连续体中的一个或一组瞬间？”特刊中十篇文章的观点都明显趋于后者。因本文篇幅所限，下面简单介绍其中的两篇。

    特刊中最犀利的文字依然出自格朗特·凯斯特之手。他指出，九十年代的新观念艺术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合谋，对任何有系统的信念、身份、能动性表示怀疑，推崇异见、断裂、距离、感性，否定共识、连续、融入、理性。此潮流的根源是十八世纪以来对“美学的独立性”的迷思。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左翼学者认为传统的政党政治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继而选择隐身于大学、艺术领域从事隔绝的试验，力图通过语言改造引发意识变革。此举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思潮相仿。1794年席勒（ScAiller）发表《美育书简》，认为一切政治变革均为徒劳，主张通过美育教化大众。凯斯特指出，席勒所开创的“美学的独立性” 理念存在一个基本矛盾，即如果艺术完全超然于社会与政治之外，艺术又如何能够反过来引领世界的伦理道德？历史证明，构成艺术先锋性的要素不仅仅是新的视觉语言，也包括前卫的道德理念。在警惕社群、代表、行动等观念的潜在暴力的同时，我们需要重新检视艺术的独立性，正视艺术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

    俄国艺术理论小组CAto Delat（1）的两位成员的对话，将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进行考量，相较其他理论文章，显得生动、直接。作者年轻时对苏联大学必修的“科学共产主义” 课十分抵触，但现在却认同西方左翼学者所解释的共产主义，特别是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提出的“共产主义假设”，即去除财富不平等、私人对财富的暴敛、过度劳动分工、及强迫性政府。CAto Delat小组的主要活动是撰写关于艺术、政治、行动主义的文章，以报纸的形式免费派发，遵循的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即自由创造是人的本性。他们以此反抗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关注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试图透过具体运作改变人们的意识。他们坦承，做出如此选择的艺术家需要面对贫穷，接受约束，致力苦行，而不是像“享乐主义的左派”—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米歇尔·德塞都（MicAel De Certeau）—那样满足于“发明一些逃离权利关系的小游戏”。

    破易，立难。剖析后结构主义、艺术独立性、日常生活实践等理念所存在的问题容易，但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却异常困难。文章的作者们引用多位欧陆哲学家的理论，提出第三条路、微型乌托邦、多元运动之运动（movements of movements）等观念，但这些观念与全球资本主义机制相比，总是给人以势单力薄之感。但正如齐泽克（Slavoj iek）描绘的：“共产主义革命虽败，其观念在社会历史现实犹存。失败的乌托邦的幽灵继续其诡异的地下生命，耐心的等待着下一次的重生。”

    近年来，随着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崛起，参与、合作、介入也开始出现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汇中。《第三文本》此次的特刊为我们了解西方当代艺术的左翼前沿提供了最佳读本，为我们思考中国情境中艺术与社会的互动提供了参照。

    （1） CAto Delat?小组2003年成立，成员包括艺术家，批评家，哲学家，和作家。CAto Delat？意为“做什么？”，取自列宁1901年的文章《做什么？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