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友文
当下全国铁路公安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转制之际，重新言说王仲刚的电影剧本《伏虎铁鹰》意义非同一般。文本中的铁路警察办案经费奇缺，以至于在紧急关头还出现过警察“偷油”的画面，着实让读者揪心和寒心。警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如果连基本的经费保障都没有，公正执法的难度可以想像，铁路警察的两难处境可以揣摩。如今解读20世纪90年代初的电影剧本，虽然谈不上经典重读，至少可以重温当年铁警“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境界，对铁路警察的转制表示极大的理解。还有一个好处是，有利于人们对公安工作多一分支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无裨益。
每次阅读《伏虎铁鹰》这一部剧作，内心深处都受到一次煎熬，为陶世喜、岳程和铁韦这三个警察典型所折服。特别是陶世喜，可算得上是中国的“阿喀琉斯”。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对象必须是人，题材也是人，而且应该是时时处处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三个警察之所以具有典型性，是因为在他们的周围集结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通过他们的活动，向我们读者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生活图景。即在铁警的影响和感召下，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与铁警汇成合围之势，向车匪发起全方位的进攻，让这些歹徒陷入到警民汇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典型如果脱离了环境，三位铁警如果离开了个体店主燕蓉、女记者林林、兰镇长、反面角色孟德东等，典型性就不会产生，警察意识也不能得到体现，这部作品也不会得到我的偏爱。
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批评拉萨尔说：“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①从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审视典型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特征性原则。“特征”的概念是由德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学者希尔特（Hirt，1759-1839）提出来的。在希尔特的启发下，黑格尔曾把“特征性原则”当作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加以提倡。创作实践表明，一部优秀的作品，并不需要许多支撑点，一个或几个真正富有特征的细节、场面、语言、动作、事件等就有可能把它支撑起来了。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眼睛间或一轮，表明她还是一个活物这一细节，就把祥林嫂生活的孤苦无告表达到位了，同时也强烈控诉封建专制时代夫权、族权对广大妇女的压迫。而《伏虎铁鹰》的特征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特征”的特点在于“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②此外，文学典型的特征化原则还要求调动一切表现力，为形成文学典型的“总特征”服务。黑格尔认为：“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③它就是能“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渗透到一切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泉源，从这个泉源派生出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④凡是永垂不朽的典型，无不具有这个“总特征”。
窃以为，《伏虎铁鹰》中的三个警察典型有贯穿其全部活动的，统摄其整个生命的“总特征”。即警察意识。
《伏虎铁鹰》整部作品被渲染得像是一幅气吞山河、色彩绚丽的革命英雄主义画卷；又像是一曲昂扬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交响乐。此作品塑造了一批大智大勇、威武不屈、忠贞不渝的警察形象。王仲刚在描写警察英雄群像时，既不是以廉价的乐观粉饰对敌斗争中的艰难困苦、流血牺牲，也不因为表现“剿匪”的艰难困苦、流血牺牲而使人感到压抑、悲伤，而是在艰苦甚至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充分揭示典型人物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坚毅性格和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对党对公安事业忠民耿耿、坚定不移的赤诚，开掘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美好心灵。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意味着：不仅要把人当作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⑤公安作家王仲刚将电影剧本《伏虎铁鹰》中的铁路刑警置于保卫国民经济大动脉这一大背景下建构，真实地道出了他们是如何在办案条件艰苦的前提下出奇制胜地打击车匪路霸的。
塑造典型人物就得把人物安排在特定的典型环境中，通过某些具有典型性的情节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环境是人物诞生、成长和活动的背景，情节就是人物的斗争和发展的历史。这里，环境的安排与情节的展开，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⑥作家王仲刚在把握好“总特征”的前提下，又不忘发掘个性特征，并将这些英雄群像置于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写出了一批有血有肉、栩栩栩如生，既有个性特征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如警车常常因破旧不堪或没有汽油而不能工作，甚至连对讲机这样的办案工具在关键时刻也会出毛病。聪明的王仲刚通过三个视角来描绘铁路刑警的起居饮食。第一个视角是刑警自身，如“陶世喜默默地坐在一角，吃着廉价盒饭，端着军用水壶喝白开水……”。第二个视角是个体店主燕蓉：“大侦探，还抽这种烟？不怕掉价？人家叫这烟是野菜。”第三个视角是女记者林林，“林林的眼睛潮湿了：‘你们一年到头东奔西忙，出生入死，睡的是这样的地方……’”通过不同的视点写铁路警察的贫困，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
无怪乎陶世喜在不同场合抱怨不干铁路刑警了，“‘娘的，这警察是一天也不能当了！’掏出转业报告往岳程手里一塞，‘队长，这是我要求转业的报告！’”可是，当他发现自己的战友铁韦中弹牺牲之后，陶世喜变成了中国的阿喀琉斯，愤怒得将转业报告当即撕毁，“用它按在铁韦的伤口上，轻轻地擦着”。这是一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也是一个感人的场景。
阿喀琉斯和陶世喜相较，相似点是都非常重视友情。前者是因个人恩怨始而退出战场，终于又重新参战。后者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自始自终没有离开过铁警队伍。阿喀琉斯的退出导致了希腊方面的惨重损失，更间接导致其至友帕特罗克洛斯的殒命。在很多人眼里，这种愤怒乃是阿喀琉斯最大的污点，讨厌他的人视之为“暴躁，偏狭”，因为他为了一个女子和一时之气竟全然不顾大局。但是，中国警察中的阿喀琉斯——陶世喜却不一样，他时不时地发牢骚，那是童心造就。他顾全大局，具有很强的纪律意识，尽管思想上曾有过一度的动摇，但是经过一番思想的搏斗，特别是亲眼目睹的战友的牺牲之后，下定决心从事公安工作，嫉恶如仇恨的性格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形象也一步步地走高。
陶世喜由不成熟到走到成熟的过程，是因为他生活在打击车匪路霸的典型环境中。陶世喜的性格变化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正如曹操的“总特征”是奸雄。为了表现这种特征，《三国演义》中设计了许多相当典型的情节予以表现。“当曹操率残兵败将来到乌林、葫芦口、华容道三处时，都有一次‘仰面大笑’，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不会用兵，言称如若让他用兵，将在此三处布设伏兵……结果每次大笑都引来一支人马，将他杀得狼狈逃窜，险些丧命。好容易逃出险境，他不但不笑，反而大哭，哭得悲哀悲痛。哭谋士郭奉孝死得太早，说若奉孝在，不会有今日之败云云。”⑦为什么曹操的在生命危在旦夕时还大笑呢？这就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孙绍振先生所说的，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必须写出极端的情感，把人打出正常的生活轨道，让他到另外一种生活环境里去，他内心深处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强烈的内在感情及意志品质全部都显示出来了。如果按理性逻辑发展，陶世喜看到同行中弹，更应该让他坚定离开铁警的队伍的决心，但是，剧本情节的发展来了一个大逆转，让陶世喜内心深处产生另一个极端的情感，这才是“无理而妙”，给读者震憾之美。
情节与性格是相互依存的，性格决定情节，情节展现性格。性格是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因，情节是性格释放的外在表现。陶世喜性格变化推动着情节的发展，铁韦的牺牲又丰富了他的性格。
陶世喜的“这一个”已经让《伏虎铁鹰》增色不少。与陶世喜可以同日而语的还有战友岳程和铁韦。他们共同之点是敢于担当，的确难能可贵。譬如在“偷油”的问题上中队长岳程和当事人铁韦竞相承担责任；在给兰镇长送礼的问题上，陶世喜和岳程也是竞相揽责任。这使我不由得想起第十届全国公安系统“金盾文化工程”优秀作品朱维坚的长篇小说《沉默》有好几处也提及担当这一话题，如公安局局长李斌良和政委何世中共同担当，副局长鲁志鹏和弟兄们相互揽责任等，让读者从中读出温馨。这是我们公安文学中的可喜成绩。当下评论界就呼吁作品中多一些担当，少一些后现代成份。所有这些富有特征的细节不仅仅是颂扬人民警察的高风亮节，而且还抒发了战友之情。在后现代文本大势削平深度，消灭情感的时候，我们的公安文学却在谱写人间真情，高唱人间真爱。
总而言之，《伏虎铁鹰》是非常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突出警察意识的，尽管其间有大量的惊险破案情节和飞车搏杀场面，但三个警察形象不再只是办案打斗的活道具，而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个体。
《伏虎铁鹰》对现实开掘与艺术探索均达到了相当高度和深度，对于当前的娱乐化、快餐化、庸俗化成风的艺术而言，这种创新与探索无疑是弥足珍贵和值得称道的。但该剧也暴露出了人物形象与语言不配套的问题，如狗妞说：“走不隐名，坐不埋姓”，这样一句话对一个小女孩是不是有些文绉绉，但愿在该剧修改加工中引起重视。（注：《伏虎铁鹰》于1993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导演：于石斌，主演：王群、张立。获1995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提名奖，珠影优秀故事片，珠影最佳编剧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页。对于这条译文，朱光潜认为：“据原文，这句话应该译为在‘剧中人物身上看不到什么显出特征的东西’。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8页。”
②巴尔扎克：《论艺术家》，《巴尔扎克论文学》，王秋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4页。
④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5页。
⑤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49页。
⑥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第3版，第199页。
⑦胡山林主编：《文学欣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78页。
附王仲刚小传：王仲刚，男，1954年1月生，笔名小丑子，河南省固始县人，一个在万里铁道线上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职业警察，当代中国文坛惟一的“一手拿枪一手执笔”的警营作家。现任兰州铁路公安局政委，二级警监，铁道部公安局刑侦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公安文联文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公安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士，郑州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客座教授。
30多年的刑警生涯，多次出生入死，屡破疑难大案，16次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国务院领导先后亲自授予他个人一等功奖章和全国反走私先进个人（省部级劳模）证书。曾任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科长、刑侦处处长、督察长、副局长、广州铁路公安局长沙铁路公安处政委、青藏铁路公安局政委。
业余时间潜心创作，主要电影作品:《风流警察亡命匪》《伏虎铁鹰》《天伦》《非常民警》《生死快车》，中长篇电视连续剧:《紧急追捕》《喋血大动脉》《暖流》等，有的被翻译到多个国家和地区，曾获过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最佳编剧奖。歌曲《天路情歌》于2007年12月获中国音乐界最高奖第六届金钟奖声乐作品大奖、第十届金盾艺术奖。出版个人文集《王仲刚影视剧作精选》《觉悟》，长篇小说《喋血大动脉》《紧急追捕》《国旗恋歌》《王仲刚文集》（6卷）等。
（编辑：李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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