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丹

　　美术作品是美术世界的核心，而关于美术作品的来源，一个似乎天经地义的答案是——创作。

　　事实上，很多人都将美术创作看成美术流程的重要环节。比如在一本很经典的高校教材、王宏建和袁宝林合著的《美术概论》中，就专辟“创作论”一章，篇幅达全书的六分之一。在近年新出版的数部类似专著中，“美术创作”部分虽然比重不一，但都被作为美术作品的唯一来源。

　　那么，何谓美术创作呢？

　　在汉语里，“创作”一词，可以偏向“创”或“作”两个不同含义。前者指始创，如老舍《四世同堂》中说：“老太太这个办法不是她的创作，而是跟祁老人学来的。”后者指制造，如宋曾巩《叙盗》中说：“其创作兵仗，合众以转劫数百里之间。”美术创作中“创作”的含义，明显倾向于前者，强调作品的始创性。在很多人看来，判断美术创作成果高下的依据是“独特否”，判断美术创作过程优劣的依据是“敢为天下先否”。

　　由此，所有对美术作品批判中最严厉的一项，是没有个性的复制或生产。也由此，“美术生产”被美术界内相当地不齿。

　　将“美术创作”与“美术生产”对立起来，有一个很堂皇的理由：依据马克思学说，美术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但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过：“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还会发现，《经济学》中生产的含义很广，它泛指一切将投入品转化为产出品的活动。尽管美术创作与物质生产有许多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

　　好在，与保守者不同，一些年轻画家已经敢于承认美术创作的生产本质，比如既有理想主义想象、也认同消费主义享乐的“70后”。2004年，“70后”的典型代表尹朝阳便在《中国绘画新时期架上旗手——尹朝阳的艺术观念访谈》中，不仅把从《神话》到《乌托邦》的数十张大画，看成3年个人生命的记录，也称作“起早贪黑的干活儿，像一个农民那样劳动”，他甚至把展览之后作品的热卖，称作“收成还不错”。谈及“为什么在颇具影响的《失乐园系列》市场正旺时，却转变体裁画《广场》”，他开玩笑解释：“想多开发几个拳头产品”。

　　元代的陈栎在《勤有堂随录》上说：“大抵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在笔者看来，把美术作品当成“产品”、把美术创作当成“美术生产”，会显得更为诚恳和朴实。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自下”的尹朝阳反而得到了众多购藏者的追捧：截至今年7月初，他以13881万元的总成交额，位居“中国油画家拍卖总额排名”第22位，在所有“70后”画家中遥遥领先。

　　当然，只承认美术创作的生产性质还远远不够。因为，美术创作不仅与物质生产一样，以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为前提，而且美术创作过程中，还包含着美术家对种种资源配置的选择。

　　不过，即便在经济学领域，生产单位也长期只被当作“投入-产出”转换器，其内部的性质和结构没有得到关注，以至于重要的生产单位-企业，成为未打开的“黑箱”。直到193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发表论文《企业的性质》，才首次用“成本-受益”分析方法打开“企业黑箱”，发现企业是配置资源的工具之一。与其相类似，美术界不仅一直有意无意地掩盖美术创作的生产实质，更绝少有人分析美术创作过程中的“成本-收益”转换，以至于美术生产显得十分神秘莫测。

　　由于将美术创作与生产分离，割裂了经济与文化的联系，在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必然碰壁。有人担心，艺术市场的火爆使艺术变成艺术生产，并会导致不良后果。笔者反倒以为，正是艺术市场使艺术走下神坛、回归到生产本位，使人们更容易认识美术创作的生产性，找到美术家在生产中的功利动机，从而避免以纯粹的文化标准去衡量美术创作。

　　可以说，“生产化”了的美术创作和美术产品，不仅不会加剧艺术与市场的冲突，甚至还会让二者现有的紧张感得以放松。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