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川

　　一个是曾提供一种强化教育的艺术品，一个是可由人自由发挥的寻常物，如今都再被艺术拿来；然而利用前者的作为，并未提供反省历史的机会，而新拿出来的后者，先天功能残缺，难以与历史里的黑板真实连接。我们的艺术要怎么才能跳出“二把刀”的暗影？

　　《收租院》和黑板报曾是同一个时代里两件很醒目的东西。“收租院”有名，上世纪80 年代的教科书里还有详细描述，印象最深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家的水牢和喝人奶，都是坏人坏事。 “收租院”被广为宣传，不是因为那组雕塑作品的艺术性如何，但其实又是因为有那组群塑，它看来特能煽动人的情绪，让“收租院”在成为思想教育典型事例时有鼻子有眼。70 年代上海中山公园里有泥塑《收租院》的专门展室，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据说这样的复制品，在那个年代遍布全国很多省市。当然不是为了展览艺术，而是用于巩固思想教育。

　　国内外当红艺术家蔡国强90 年代末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也把《收租院》“山寨”了一次，并把复制这件事和接近完成的复制品当成作品，署上他的大名，竟得了个全场大奖。蔡的点子当然了得，但要说这有啥创造力，大概谈不上。90年代末，正值后殖民和后冷战下的全球化高潮，这是在西方人面前弄点厚黑学，耍耍把戏而已。这倒让西方一些人，露出了在版权等事务上双重标准的破绽。搞当代艺术的不少圈中人，喜欢给自已搞上顶“观念”的帽子，以为这样可以不用遵循许多秩序。并且，事情好像真的可以这样。他们“观念”一下，艺术上未必别开生面，也不见得对社会对他人是什么好事，但在这个利己即是意义的时代，能混得个人成功，似乎就一定是好事了。

　　从童年去中山公园，看那一张张充满表情的泥塑面孔，到后来听说“收租院”的罪恶有很多不实之处，这确是一个可以写篇长文章或许多文章的素材。这100 来年，素材确实多了去。近期上海美术馆展出“《收租院》大型群雕与文献展”，重挑这个话头。展览展出由四川美术学院师生于1965 年创作完成、1974 年重新复制，用玻璃钢浇铜制作的《收租院》群雕，以及与《收租院》创作相关的文献艺术资料。“收租院”事实的考据工作，以及比较外围的复制活动，不在此列。展出的《收租院》群雕由6部分组成，总共103 件人像。群雕用的是文学的、连环画式的叙述手法，戏剧化地串联起众多人物和道具，是特定历史时期里，对1949 年以前中国农民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历史观点的展现。上世纪中期，《收租院》在我们的美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除了它的宣传工具作用，它在雕塑艺术的通俗性，尤其是现实情景与政治要求的平衡点上，达到了那时的新水准。

　　不同于“收租院”的“精英”，黑板报是下里巴人，到处可见：弄堂口、厂门口、机关门口、楼道口、马路上以及各种教室里。“收租院”刻入记忆，提供一种强化教育。黑板报到处开花，让你无处可逃，随时随地接受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教育和讯息。同时，它有时也用于让人抒情，让地方性才子发挥从写字到写诗写文章画画等各种才华。我们的艺术家们，有多少早年是出黑板报的骨干？

　　香格纳画廊做了一个名为《黑板》的展览，据说参展的艺术家每人先拿到一块黑板，作为创作材料。策展人在画册前言里写道：“黑板本身具有一种为功能而服务的属性，今天已经获得充分自由的艺术家，如何来面对一块曾经熟悉又如此朴素的黑板进行创作？”不过，疑问是，作为预设的“今天的艺术家”，至少是这30 多位参展艺术家，相对于当年的出黑板报骨干，他们真的更自由吗？如果是，在展出现场，看到的那些结实的、油光光的黑板，我以过去的经验一望而知，这种黑板连粉笔都很难写上去。这是“曾经熟悉”的黑板的大忌，“自由”到这上面要打点折扣了。这个看法，很快被参展艺术家邱志杰在作品边的旁注证实，因为他真的想要将那块黑板当黑板用。有没有脱开历史经验的那种“更自由”？对于这样一个展览而言，或许，动用黑板，就是在找历史连接，以及在那种连接之上的再出发。展览中许多艺术家的创作，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历史经验的现实主义态度。

　　然而，那些被派发到艺术家手中的油亮黑板，落到我眼里，不是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它说明其实那块将要被讨论的黑板，在这个以为“获得充分自由”的时代里，一开头主要功能已经残缺。这大概属于并非偶然的偶然。我有位北京好友，数年前我们在扬州聊起扬州的“三把刀”，他嘿嘿一笑，讲现在是“二把刀”时代。或许，对于艺术家来讲，二把刀三把刀无关要紧，一样发挥创作。邱志杰同志喷多遍黑漆，一样让人拿去真当黑板用。然而，小到缺乏黑板质感的黑板，难以与历史里的黑板真实连接；大到创作《收租院》的历史如何还原—艺术是否要较真？我们要怎么才能跳出“二把刀”的暗影？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