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峰
常听艺术圈中的人说，八五时期的艺术家是如何喜欢读书，尤其是如何喜欢读哲学书。进入九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接着更是每况愈下，以至于今天几乎没有艺术家关心文字，更不用说深奥而无用的哲学了。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呢？
从总体上看，艺术家不关心文字，是时代潮流的体现。不少人主张，今天是图象时代，或者读图时代，出现了所谓的“图象转向”（image turn）。别说从事图象制作的艺术家不喜欢文字，就连一般人也懒得读书。“图象转向”也造成了艺术领域的分化，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如文学、戏剧等在日渐衰落，以图象为媒介的艺术如绘画、影象等在日益走强。这是时代的总体趋势。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无法违背这种趋势。
我这里并不是在为艺术家远离哲学进行辩护。相反，我主张今天的艺术家应该更“哲学”，甚至是比哲学家还要“哲学”。让我先从对哲学的分析开始，来论证我这里的主张。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本义是爱智慧。爱智慧，并不等于是智慧。在柏拉图看来，爱总是爱最想要又最缺乏的。爱智慧表明最缺乏的就是智慧。承认缺乏智慧，承认无知，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们普遍的自我认识。只有缺乏智慧的人，才会不断追求智慧。这里，智慧起的引导作用，而不是某种确定的存在或目标。智慧只是引导人不断地进行探索，而不可以为人确定地拥有。在这种意义上，智慧就像“未来”。“未来”永远未来。这并不是说某个确定的“未来”无法到来，而是说在某个确定的“未来”到来的一刹那，另一个“未来”又出现了。人生在世，就是在不断地追究“未来”。人永远也无法抓住“未来”，或者说“未来”总是在人的追求中后退。一旦抓住“未来”，一旦“未来”不再后退，生命就触及终点，人就不再是人。这就是人生的荒诞。对“未来”的追求，会突现人生的荒诞性。对智慧的追求，同样也会突现人生的荒诞。人只能追求智慧，而不能拥有智慧。一旦拥有智慧，智慧就变成了愚昧。
20世纪的现象学将哲学中蕴涵的这种悖论更清楚地揭示出来了。哲学的目标是“回到事物本身”，但哲学本身并不是“事物本身”。“事物本身”只是兀自在场，而哲学则远离在场，借用概念去描述或再现在场。换句话说，哲学只是事物的描述或再现（representation），而不是事物的在场或呈现（presence）。由此可见，哲学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哲学永远无法实现自身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M. Heidegger）声称，关于存在的追问所得到的任何结果，都是存在者而非存在。因此，对于哲学来说，只有放弃描述或再现，走向在场或呈现，才能摆脱自身的危机。有鉴于此，近来有不少哲学家主张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实践，而不是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来实践。然而，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必然会威胁到哲学的身份，而进入其他领域，尤其是艺术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诸如盖格尔（M.Geiger）、英伽登（R. Ingarden）、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杜夫海纳(M. Dufrenne)之类的现象学家，都将艺术视为现象学所追求的“现象”，视为哲学所追求的“事物本身”。
为什么说艺术最接近“现象”或“事物本身”呢？难道艺术不是一种话语形式吗？诸如卡西尔（E. Cassirer）、朗格(S. Langer)和古德曼(N. Goodman)之类的符号学家，都将艺术视为一种语言，视为一种符号表达（symbolization）。既然艺术也是符号表达，它就不是“事物本身”。因为“事物本身”只是“具有”，而“具有”不是符号表达。但是，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表达。它不是再现（representation），而是例示(exemplification)。艺术这种符号表达形式，不是对事物的言说，而是让事物出场，让事物进入存在。作为艺术作品的《红楼梦》并没有告诉我们林黛玉是谁，没有对林黛玉下判断，没有对林黛玉的存在表态，而是让林黛玉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出场。《红楼梦》只是让林黛玉兀自存在，而没有对她说三道四。这就是艺术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区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些哲学家强调，尽管艺术没有给我们命题真理，但给了我们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如果命题真理只是给我们透露真实世界的消息的话，那么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则给我们显示了比真实还要真实的“前真实”（pre-real）世界。这个“前真实”世界，是在概念和命题构成的语言形式之下的世界，诉诸我们的身体感知的世界。这个“前真实”世界是哲学所展望的但却无法触及的“事物本身”。艺术正是起源于哲学的边界之处。在哲学无法言说的地方，艺术开始了自己的作为。正因为艺术作品可以触及哲学想说而无法言说的领域，一些当代哲学家喜欢选择围绕艺术作品的阐释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构想。
在我们对哲学与艺术的本性以及二者的关系有了如上的理解之后，现在可以来讨论艺术家对待哲学的态度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艺术家对哲学情有独钟，他们涉猎哲学之广，探究哲学之深，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但是，在我看来，当时的艺术家们所获得的，只是关于哲学的各种谣传知识，离专业哲学的要求相隔有距，离哲学本身的要求相隔有距。值得肯定的，不是他们所掌握的哲学知识，而是他们追求知识的精神状态。不过，严格说来，就是他们追求知识的那种精神状态，也不具备真正的哲学性。那个时期的艺术家都承认自己无知，至少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是如此。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无知是人的本性，他们只是将无知作为一种暂时的或历史的现象，期望通过勤奋学习让自己从无知转变为有知，因此他们对无知的意识或潜意识，并不具有哲学性。这种非哲学性的无知，导致艺术家们将哲学视为像科学一样的“正的知识”，而不进行不断的自我反省、批判和否定，从而很容易将自己封闭起来。今天，当某些艺术家自诩自己掌握了哲学知识而嘲笑年轻的艺术家缺乏哲学知识的时候，他们比那些毫不关心哲学的年轻艺术家更值得质疑和警惕。正如蒂利希（P. Tillich）在谈到宗教信仰时所说的那样，要是你一开始就问上帝是否存在，那你永远也不可能接近上帝；而且如果你断言上帝确实存在，那你甚至会比否定上帝存在更加远离上帝。
因此，我并不主张艺术家去啃大部头的哲学著作，那里有太多的关于哲学的谣传知识。我主张艺术家去爱智慧，勇敢地承认自己无知，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批判、否定，去亲近“事物本身”。对于艺术家来说，一种哲学化的生存比关于哲学的谣传知识要重要得多，将哲学作为生活艺术来实践比将哲学作为话语形式来实践要重要得多。哲学如果要在艺术领域中保持自身的活力的话，就必须选准自己的出场方式，必须由谣传的知识转向真诚的生存。
（编辑：文辛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