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美信

　　假如女性艺术能够作为中国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成为铲除历史恶习、社会偏见和文化糟粕一股先锋力量，文艺的批评精神和观念革新，对构建社会公正和文明进步无疑具有实质意义。欧洲尤其北欧女权运动取得的社会成效，证明了文艺思想是改造社会的文化资源。女性的自觉意识与独立精神，它对人类整体的制度、道德、教育、经济和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作用。

　　女性艺术的社会本质

　　笔者曾在美国、英国、日本和北欧生活过，尤其与这些国家女性的生活接触中感受到不同社会的文化特质，其中女性的观念意识和生活态度对整体社会的影响尤为明显。北欧女性的独立精神不仅基于个体的自觉意识和知识素质，表现她们对公共领域的兴趣以及相对男性社会的内在自信。这些都离不开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文艺的作用，由于种种特殊关系，中国人只知道北欧女性地位高和男女相对平等，对其内在的观念文化作用则一无所知。西方女性有着东方女性所缺失的意识进化，那就是她们普遍有着强烈的权益意识和公共意识，这兴许西方“新女性”政治特征，而且它来自文艺思想的观念改造。

　　类似中国日本东方女性对公共领域明显缺乏兴趣，其女性艺术以及文化表现出一种被动性，她们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忽视显然源自一种不自信的心理定势，缺乏西方女性那种屡试屡爽的激励态势。1999年瑞典立法通过了举世绝无的“禁嫖法”，只惩罚出钱买性的嫖娼者，不追究提供性服务者。对于嫖娼男性予以六个月拘留，惩罚力度按不同收入及不同职业身份实施，如公职人员和教师受惩罚程度更为严厉。这种倾斜性立法明显有失普遍公正性原则，但它从女性的历史、经济和生理的被动地位来看，这项立法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它无疑早期女权主义者所付出巨大努力的战果，进一步说明了女性艺术与观念革命的重大社会意义。

　　1997年在瑞典看一个电视社会调查节目，其中报告了丹麦与瑞典各一名妓女，据当时瑞典官方统计，瑞典每日有两千名妓女从事卖身活动，她们基本来自东欧女性，主要卖身给外来移民男性；而瑞典本地女性卖淫则与毒品酒精有关，报道中采访了一位因吸毒而卖淫的斯德歌尔摩妇女；另一位丹麦年轻妓女则令人“啼笑皆非”，她在接受采访中以悲天悯人而又落落大方的态度声称：她在为社会做贡献，理由是有许多“可怜男人”有这种需要；她似乎成了拯救男性的博爱女神，因为她的确为一些残障病人提供过性服务，这一切竟然在社工帮助下所进行的交易。这位丹麦女子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她从始至终没有将卖身与道德扯在一起，仅把自己看作一名社会工作者。可以肯定的是，她受过“职业训练”和心理辅导，充分体现了女性文化和社会观念的进步意义。节目最后是观众与专家的对话讨论，除了其中有人不满丹麦的地方政府为残疾人招妓之外，大部分人则肯定了这位妓女的“好心”；因为这种色情交易费用虽然很高，主要支付中介费用和税收。

　　瑞典的“禁嫖法”和丹麦妓女思想态度决显然女权运动与观念革命的产物，分说明了女权主义与社会观念之间的实际意义。著名性学专家海特在《性学报告》一书中反复提醒卖身妓女们，要她们坚信卖身仅仅是身体出租，跟感情、道德毫无关系，不让男人侵占了精神心理。茜茜斯密斯（Kiki Smith）著名《童话》艺术作品也向全体女性发出强烈暗示，要她们象拉屎一般排泄掉夫权强加于女性心灵深处的文化粪便，并宣称她的艺术作品是一种女性的“自我复活”。正是类似斯密斯女士等一大批女性艺术家，她们继承了早期女权主义的批判精神，发挥女性的全新智慧，对历史文明与男性文化进行强力解构，从而达到了艺术改造社会的观念目的。事实证明，两性社会差异已不再限于生理差异，他们之间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和价值规范是最根本的。那位丹麦妓女显然通过“女性主义理论”的强化辅导，其良好心理素质和自尊意识使她那么从容大方和善良自信，这无疑文化观念所树立的一种女性健康人格。

　　从女权主义到当代广义上的女性主义，其语义的生效离不开男性夫权以及公共环境，它所要达到最终目的就是对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改造。“女性艺术”如果只是反映和表现不确定的女性气质和情感体验，那必将丧失生效的最终目的。其次，生活中的女人的性别气质和情感体验也是孤立独在的，它很大成都上被社会夫权所格式化，这便是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艺术所孜孜不倦的“主题”，她们之所以热衷于女性公共的立场，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心智、宗教等社会文化层面去解构男性和解放女性，并发挥她们所擅长的材料手段、语言符号，使女性艺术达到观念革命的最终目的。

　　历史遮蔽下的当代“女性主义”

　　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以及女性艺术处于萌发的初始阶段，或者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外来思潮与时尚所冲击下的漂浮物，显然缺乏那种自发性的原动力。此外，中国式“女性主义”具有浑沌性质，更多程度仿效了西方后女性主义那种无目的性态度，普遍出现一种排斥“女权主义”、“公共性”和“政治性”倾向；她们极力强调和表现的恰恰是“女性气质的”、“个体情感的”和“非政治的”；其实质等于没有争取和对抗就是妥协屈服了，可见中国式女性主义缺乏历史与现实的基础，更缺乏理论方法和意识方向。总之，一切思想与艺术一旦偏离了必要的生效语境，往往变成一种孤立而空洞的“乱弹琴”。

　　中国女性的艺术家并不少，但对女性社会精神生态构成积极作用的艺术作品则少得可怜。大部分所谓的女性艺术和女性主义理论充斥反女性的内在本质，更大程度上是表现出传统女性气质，如温顺、阴柔、娇弱和煽情为女性艺术的中心主体，从形式到内容都服从夫权文化话语所赋予女性的气质特征和审美范式。这些是女性气质的极端性，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夫权中心主义的极端，加剧了社会性别隔阂和歧视斥力。现代职场中许多职业本可超越性别分工，由于性别极端化的观念作用，使得女性丧失了就业机会，尤其具有公共权力职位被男性所垄断。因此，过分强调性别差异和女性气质应当谨慎和警惕，避免女性艺术成为文化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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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关于女性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术理论研究，在中国更是极为薄弱，仅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女性艺术评论家也不成气候，自然谈不上成果性影响力。她们兴许受到太多的意识局限和无形压力，一味强调女性的气质和体验，并竭力回避“女性”本身是个公共性的文化议题。尽管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处于萌发状态，是否能够健康成长则不容乐观，与其相关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均极不成熟，以致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也是晦涩不明。那些所谓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艺术家和社会学者，她们有意不意地走向一个反女权的歧途，普遍避讳使用“女权”或“女权主义”，说明了她们严重匮乏从事女性领域研究与创作的激情勇气。不过，她们对此的遮遮掩掩，无疑来自无形的政治道德压力。

　　规避“女权”的中国女性主义

　　廖雯女士的《好女孩不再有》［1］一书，使人看了不免为中国女性主义艺术与批评理论感到失望，其晦涩性简直叫人无法接受，居然将“游击队女孩（Guerrillia girls） ”写成女性主义的艺术团队，这个富有反叛精神和鲜明思想立场的女权团体，一旦削去其政治性、社会性和权利性就将变得毫无意义。廖女士的做法显然是出自中国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并篡夺了“游击队女孩”强烈的女权主义意向本义。如《女权主义和当代艺术》（Feminism and Contemporary Art）一书的书名和封面都清晰无误地告诉我们是“女权主义”，封面的标题：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ｗomen’s laughter。在表述上个世纪的Feminism，必须真实的反映时代赋予它的特殊含义，切不可用“女性主义”这一温和的中性概念。这也是历史常识与学术准则的问题，正如克罗齐所嘲讽性批评那样：一切历史都为当代史。众所周知，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和女性艺术都强调其公共性意义，而不在于强调女性特殊气质，大部分西方女性艺术家甚至不承认她们的性别属性与艺术的直接关系。

　　中国式的“女性主义”和“女性艺术”是一种历史遮蔽性产物，首先中国缺乏女性自觉思潮运动，无论“五四”还是“四九”之后的妇女解放，它均是被动性的社会运动；前者在于“强国救亡”，后者在于“政治标兵”；她们不仅是非自觉的，同时也是被权力所代表的。这种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表现为思维障碍和创作束缚，或者说，这种“女性艺术”顺应了中国社会对“女权主义”的偏见性判别，如官方理论认定“女权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自由化思想垃圾，依据它旨在宣扬“性解放、同性恋、堕胎、独身和卖淫权”。正是这种复杂关系，迫使中国女性艺术批评和理论不得不绕开“女权”或“女权主义”锋芒。

　　不幸的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学说和艺术，过度仿效西方女性的时尚文化，所谓的“后女性主义”，可中国毕竟是个前现代国家，在民主平权和制度建设仍旧严重不足，女性的自觉意识和整体社会自觉一样，需要一个启蒙的发展过程。殊不知，西方当代女性社会深受当代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渗透作用，如时尚文化、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出现了“反女权主义”和“性别角色认同”的后现代意识回流；这些都是中国女性社会所不欠缺的，她们恰恰那种反思、觉醒、颠覆和批判的现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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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卡洛琳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不愧为一位“女权主义”艺术家，她之所以迫于离开美国到女权主义运动圣地欧洲，她从最初的情绪性反抗走向一种政治理念的成熟，如她所说：“没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女性（权）主义运动做先驱，就是不可能有今日的女性艺术。但是这个问题比较混乱，因为影响比较不清晰、直线性的。”这本是个历史常识问题，廖雯女士以及中国女性艺术女批评家似乎都在可以回避“女权主义”历史重要性，不知道她们避讳什么？

　　美国女性主义是失败案例

　　在中国有关女性主义的学说、资料和艺术，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货”。中美两国文化学术交流的密切性以及语言相对便利性，无形中促进了中国女性学术的美国化倾向。可美国的女性社会以及她们生存发展状况却劣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同性恋、废除死刑、节能环保、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妇女权益等公共领域，美国确是一个女权和女性地位的“二流国家”。

　　尽管美国是上个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发生地之一，它最初并没有清晰的政治主张，随着国内的反越战运动、黑人权利运动以及来自欧洲前卫艺术和革命思潮的冲击下，美国几乎在一夜间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阵地，尤其青年学生、自由知识分子和艺术文化团体，这显然有国际左翼组织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的作用因素。由于美国政治保守性和加尔文主义传统，女权主义运动缺乏必要社会基础；加之冷战意识形态的强力制约，从六十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没有取得很大实际进展，特别对国家制度、政府权力和大众意识的作用并不象欧洲那么明显；其中不排除民众抵制和政府干预的结果，并迫使一些女权主义领袖人物和反战组织者流亡国外。欧洲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女性主义诞生于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别马克思哲学中阶级压迫论和阶级解放说，这对于青年、工人和女性都是巨大刺激；以社会批评为学说的法兰克福学派成为青年造反和妇女解放的理论武器，女权主义是其中最有影响、最激进的一股主力，她们积极参加到这场反政府和反异化的思潮运动当中，对后来的欧洲女性社会意识以及社会制度造成巨大影响，在经验和信心上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激励作用。

　　与此同时，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运动在文化上逐渐走向分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文化艺术团队，他们比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取得更显著的成就，成为后现代艺术浪潮中的前卫先锋，它最初看似在颠覆资产阶级价值系统和审美趣味，最终却转化为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力量和商业工具，那些不肯妥协降服者却走向了自我放逐和宗教生活。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性社会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但对社会实践和观念变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关女性的政治权益、道德观念、学术研究和团体组织开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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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女权主义思潮运动的一度消沉，使她在解决女性的实际社会问题上明显落后于欧洲国家，加之美国是个传统的加尔文主义乡镇国家，在两性公共领域一向毕竟保守，一般民众以及政府对“女权”都充满敌意，文化麦卡锡主义在冷战结束之前几乎渗透了美国社会的每根神经，如女权主义Guerrillia girls等主张合法堕胎的街头团体，她们至今还不敢公然于暴露美国社会，只能遮遮掩掩的活动，名声形同“恐怖分子”，并容易受到社会排斥和极端宗教团体的攻击。小布什能够上任美国总统并继续连任，这足以说明了美国社会严重反女性倾向，他代表了最男性化的权威中心，无论财税政策、教育、福利都对中下层社会以及妇女社会不利，意味着女性作为传统弱势群体而深受其害。

　　直到冷战结束，美国社会才彻底解除了思想包袱和文化禁锢。故此，造成今日中国女性艺术和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赴美国朝圣取经就不奇怪了，在中国女性艺术、女性主义理论和书籍资料的基本上是“美国货”，这与美国女权主义历史地位和女性现实状况所不相符，对中国人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艺术具有误导性负作用。

　　中国式女性艺术的出路

　 “女性主义”和“女性艺术”这两个概念出现在中国学术和文艺理论及艺术批评应值得“警惕”；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已泛滥到浑沌不清的程度，正如那些“新女性主义”具有一定自欺欺人性质，它显然相对于女权时代和红色年代的“旧女性”。在“新女性”名义下，修补处女膜、整形美容、脱毛、选美、二奶、不工作、剖腹产变得合法起来。

　　应当承认，中国女性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来便寥寥无几。从“五四”到“四九”妇女运动都不是出自女性自发行为，时间很好说明了它的非自觉的局限本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想的终结，中国女性群体意识出现历史性倒退，传统糟粕和外来糟粕全然乘虚而入，严重恶化了女性的生存环境。廖雯女士在接受王宝菊采访中［3］，不经意的反映出“女性主义”和“女性艺术”在中国的特殊质味。采访者问：“中国的女性艺术，离不开女性艺术赖以生产的土壤，那就是中国女性整个的状态。你对当前中国女性的状态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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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雯女士答道：“这问题很复杂，但我们可以简单说。中国妇女实际的解放程度不低，就社会来说，你想工作就工作，想自由恋爱就自由恋爱，想单身可以单身，想当单亲妈也可以当单亲妈。从法律上、从观念上你都可以这么去做。你想搞艺术也可以，搞得奇怪一点，甚至比男人得到更多的宽容，得到更多的被照顾的机会，但是根本的社会观念没有彻底动摇过。一个多世纪的妇女解放，不论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它法律化、制度化、政治化也好，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妇女解放从始至终都是为了革命、为了政治需要，是革命的功利主义的结果。不像西方的女性运动．是女人自发的，为女人的，女人表达自己的欲望、要求、愿望等等。中国的妇女解放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妇女在很实际的很具体的事情上获得了解放。最有象征意义的是‘缠足’，19世纪初开始的妇女解放从这件很具体的事情开始，可以说中国妇女解放始于‘足’下，但是不是脚大了以后，女人观念就真的摆脱了束缚呢?现在肯定是没有女人缠足了，但你看看满街缀满珠花的高跟鞋和绣花小脚鞋，不是同样的头儿尖尖、根儿细细的造型吗?女人为了所谓时尚规范的‘美丽’不是同样在付出不惜伤害身体的代价吗？再比如就业，也是非常具体的事情，现在没人敢说不许女人工作，但是不是女人都上班了，女人的意识和经济就可以独立了呢?现在不想工作的女人依然很多，有钱可以养得起老婆孩子的男人索性就不让女人工作了，这种情况即便是在我们当代艺术圈子也很常见。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谁也无法愣弄一个西方女权主义。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从它的现实里延伸出来的。现实就是如此，好或不好你都要面对。女艺术家作为在这样社会、文化语境中生存的女人，即便是做什么艺术没有任何外界的限定，但实际能做到哪一步还取决于她们自身的观念在这个人的背景下获得转变的程度。”

　　首先，“中国妇女实际的解放程度不低”说法囿于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但绝不是“你想工作就工作，想自由恋爱就自由恋爱，想单身可以单身，想当单亲妈也可以当单亲妈”那么轻松了，工作的价值体现，如报酬、劳保、晋升、公平等等；中国一些用人单位对女性就业的外表、年纪和婚姻要求是世界上最苟刻的。2003年，一位在义乌打工的四川妹因月经请假不被准许而愤恨跳楼，结果留下终身瘫痪的悲剧。真不知廖雯女士对中国女性生存环境和职场状况了解多少，无论广东或是浙江的私人工厂里，那里女工们没有任何休息日和医疗劳保，每周工作不少于80小时，而报酬一般在600－800元之间。不愿吃苦的，若有姿色则可选择当二奶或妓女， 少不了受白道、黑道的欺负和社会的歧视。至于“你想搞艺术也可以，搞得奇怪一点，甚至比男人得到更多的宽容，得到更多的被照顾的机会，但是根本的社会观念没有彻底动摇过。”廖雯女士显然很清楚“张钰们”搞艺术搞的，可谓是司空见惯。不错，女性社会状况与其偏见观念和性别歧视则没有动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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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迫使中国女性艺术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有要确定自己的方向，其存在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观念的革新，改变女性社会的实际状况。关键是中国这个前现代社会，它缺乏女性自觉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反思，在没有进行女性权益意识启蒙的前提下，便将表象化的女性气质和情感体验充当女性固有性别模式。如我前面所说的，中国女性生来就不缺少这些倾向特点，她们至少没有经历一个对抗性的、隔离性和反叛性的社会运动，自然不存在退让妥协的必要。

　　记得八十年时代西方每每选美活动都引发女权主义组织的抗议，并出现批评和拥护的示威阵势，两派都声称在捍卫女性尊严和权益，反对者以选美有辱女性人格与尊严为由，要求禁止选美活动，一些抗议者甚至当场削发表示抗议；拥护者则声称选美活动有利于展现女性气质魅力，唤起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和对美的遵从。今日这种激烈对抗虽不复存在，但来自当年的抗议和批评的声音，使人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到选美活动对女性社会的正负作用，从而改正了选美标准的内在要求以及当冠对象的行为规范。女权主义虽没能阻止选美活动的风行，可她们的努力与批评则富有建设性成果，对整合人类文明、价值系统和审美观念都有一定积极意义。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和女性艺术缺乏公共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也可能在整体文化氛围过于孤立，缺少必要的社会土壤。其实，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审美范式，它离不开主体和客体的呼应关系，正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追求理性智慧与人性光芒才确定新历史发展方向。对此，小野洋子不愧为６０年代的过来人以及女权主义艺术的活跃者，她的艺术思想基本代表了“女性艺术”的主旨：“艺术家的职责不是破坏，而是改变事物的价值观。创建一个完全独立、自由、和平的世界。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创造性，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艺术家。艺术家必须具有头脑、态度、信心、决心和想象力。”

　　中国女性艺术需要激发女性意识的觉醒，对传统的和现有的社会文化状态进行必要的批评，包括对当前庸俗化的、商业化的、任性化的“女性主义”艺术进行批判，构建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生态和女性世界。总之，女性艺术的目的在促进女性觉醒和观念革命。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