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蕾

   “新馆不是一般的设想，它会超过你的想象—8万平方米的面积，是现在的5倍多。”

    范迪安的语调忽然变得有点激动，忍不住打了个手势。这位中国美术馆的馆长看上去疲惫但仍兴致高昂，半个小时前他正穿着西装参加瑞银集团艺术珍藏展览“移动的地平线”新闻发布会，现在他换上一身更具艺术气息的改良中山装，在美术馆的一个会议室接受《环球企业家》的采访。

    今天的中国美术馆已经完全具备国家美术馆应有的实力和风范：收藏各类美术作品10万余件，2007年观众流量达到80万，如果足够努力，今年将突破110万。“110万对我们这样面积的展览馆来说，在世界上也能交代得过去。”范迪安不无骄傲地对我们说。戴念慈设计的这座富于中国特色的美术馆让看过无数美术馆、博物馆的范无比喜欢并引以为傲，但是它到底太小，限制了很多功能的发挥。因此，在鸟巢旁将新建一座“超过你的想象”的新馆。

    超出我们想象的不仅是美术馆的未来，还有它的过去。从1963年毛泽东为美术馆题写门楣时将“中央美术展览馆”改为“中国美术馆”确立它的国家美术馆性质起，这座仿古阁楼式建筑在45年的时间和四任馆长的沉浮中树立了中国国立美术馆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人们看得见它今天的风光，却不会知道这座代表中国的美术馆曾经几十年都得不到上级重视，曾经在1990年代初摇摇欲坠，曾经连下一年的员工工资都没有着落。所有的光荣与梦想、艰苦与奋斗都隐藏在红墙绿瓦中，“超出你的想象”。

   “弱小民族”

    1987年吴琼到中国美术馆工作时才30多岁，那时的美术馆不仅外观残旧，厅里的墙壁受唐山大地震波及有些还裂着缝，地上也有很多水渍。在敞亮的空间里，除了柱子和白墙，没有别的东西。布展也“因陋就简”，有时就是用图钉把画钉在墙上，如果不平整，就用三合板的木条压一下，就像布置墙报。如果有作品要裱成轴，就用1950年代买的深棕色画框镶起来挂上。那时来美术馆办展览的人也不懂得讲究，只要作品能展出就好。

    当时的馆长是我国现代雕塑的开山人、美术界泰斗刘开渠。1963年刘还是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时就被文化部任命兼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文化部再次任命他为美术馆馆长。在经历过美术馆四任馆长的馆长办公室主任吴琼的记忆中，刘开渠在开会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美术馆是‘弱小民族’，在文化部里排不上队。”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最受重视的是中央芭蕾舞团和东方歌舞团这样的表演队伍，而艺术场馆类中，历史博物馆(现在的国家博物馆)、故宫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拥有上千人配置的大单位中的任何一家都比只有100多人的中国美术馆有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美术馆想要增加设备、扩展收藏都得不到上级批准，更拿不到经费。刘开渠在任时，一年的收藏费仅200万元，根本收藏不到真正的珍品。就这200万元还经常被“节流”掉，美术馆若是追问钱哪去了，得到的回答就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没了”。最大方的一笔经费是1990年的抗震加固工程，因为美术馆墙壁上的裂缝越来越大，再不修复，这座唯一的国家美术馆可能就此倒塌。

    这样不被重视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93年，建馆30周年成为美术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美术馆上下想尽办法请中央领导人题词。后来除了没有得到邓小平的题词，江泽民、乔石、李鹏和李铁映等领导人都为美术馆挥毫。举行馆庆仪式的当天，这些宝贵的题词都裱得好好的，摆在大厅里，还专门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茶话会。白天搞完活动后，美术馆的员工凑在一起照了张相，刘开渠坐在椅子上，当时还是常务副馆长的杨力舟(后来成为第二任馆长)站在台阶上。

    15年过去了，这个场景吴琼一直忘不了：“当时我心里的感觉就是：这个老馆长，辛辛苦苦把美术馆从一个‘弱小民族’办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不容易。”在她看来，一动不动的刘开渠心里一定非常激动：“美术馆终于受重视了，终于有人注意到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术馆了!”旁人很难想象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曾经有个颇有背景的画家在美术馆的一个角厅办画展，正碰上主厅的一个陈列展开幕，抢了他的观众。这个年轻人直接冲到刘开渠办公室，拍着桌子，指着他鼻子喊：“我要去中央告你!”老人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你去告!我奉陪到底!”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他那一次火冒三丈，拐杖拄在地上咚咚直响。正是这样的事让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沉默地站在夜幕中，等待着领导人和他们的重视。

    30周年馆庆的那段时间刘开渠家的房子在装修，美术馆就把他安排在附近的一个三星级宾馆里。在陪同李瑞环那晚过去后一两天，老馆长晚上起来上厕所时被宾馆地毯绊倒把腿摔坏了，在协和医院住了没几天就去世了。

   “5分钱”的开始

    1989年的农历大年三十，中国现代艺术展选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在做了多年的“柬埔寨图片展”、“古巴图片展览”和“越南图片展览”后，中国美术馆终于能办一些“不一样”的展览了。全国186位艺术家的297件作品被分别安排在中国美术馆一楼右边的展厅(观念和装置艺术)、整个二楼(理性绘画和生命之流)和三楼(新中国画和新学院)。美术馆对这个轰动一时的展览最官方也是最生动的记载隐藏在一份罚款通知里：

   “今年2月5日上午，《中国现代艺术展》在本馆开幕。由于违反展出协议和美术馆明确规定，相继出现在广场上满地铺有展标的黑布，在男、女公用厕所挂上用红彩绸装饰的镜框内写着‘今天下午停水’的奖状，于馆内出现了三个身缠白布的人，一楼东厅有卖鱼、虾的，洗脚的，扔避孕套的，扔硬币的;二楼展厅有人坐地孵蛋。我馆当时向在场的主办单位负责人提出要求解决这些违反展出协议的问题，主办方却未能完全制止，不得已由美术馆将厕所内‘奖状’拿掉。约11时，在一楼东厅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参展作者开枪射击问题。致使公安部门采取封闭现场，停止售票的紧急措施。”

    通知里描述的不请自来的行为艺术昭示了美术界在改革开放开始时的蠢蠢欲动。现代艺术家们在1989年的最后一天以当时人们还无法想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现代精神，希望国人在更开放的艺术形式面前大开眼界。但种种“破格”之举给中国美术馆带来了麻烦，“开枪事件”的直接后果是美术馆被迫关门4天。当年3月，文化部党组下达由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签发的关于中国美术馆加强管理的2号文件，4月份对民族艺术非常认可的杨力舟被任命为第一副馆长，帮助年事已高、经常在家办公的刘开渠主持工作。

    虽然美术馆对7个主办单位作出罚款2000元、并在两年内不为它们安排任何展出活动的处罚决定，但之后的半年里仍然余波不断。不过幸运的是，人们开始思考美术到底是为了什么，中国美术馆的作用又是什么。从那时起，美术馆的工作开始走入正轨，并逐渐提供一些公益性的社会服务。但现代艺术展留下的影响并未很快消散，自1990年起的10年间，美术馆的展览和管理主旋律都是正统和民族的。刘开渠去世后，乡土画家出身的杨力舟在以常务副馆长的身份主持美术馆多年后，于1999年3月正式被任命为馆长。

    杨接手美术馆工作时国内的艺术市场已经开始起步，中国美术馆也逐渐得到更多的认可，国画大师崔子范和徐悲鸿弟子杨之光等老一代颇具名望的艺术家开始把自己的作品捐给美术馆。1996年，德国著名收藏家彼得·路德维希先生的遗孀伊雷娜·路德维希根据丈夫的遗愿，将他们收藏的89件(117幅)国际艺术品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收藏，其中包括4幅毕加索的作品。那一天，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德国总统赫尔佐克都出席了捐赠仪式，见证了美术馆没有西方作品和世界级大师作品的空白被填补。

    中国美术馆刚刚感到自己家底殷实起来，保存这些家底又成为一个问题，当时的美术馆连画库都没有，艺术品就存放在楼顶的图书馆。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在美术馆“安家落户”，杨力舟没少费心血，但转机真正出现却是在一个看似偶然的场合。在一次文化界政协人士发表意见的会议上，杨力舟抓住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向时任总理的李鹏提出美术馆艺术品无处存放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同意帮美术馆修建画库，让他先写一份报告，等待这一刻已久的杨力舟立刻掏出始终揣在口袋里的报告说：“我都写好了!”最后报告被李鹏的秘书吴文昌拿走，第二天修建画库的1000万元就批了下来。杨力舟在多年后聊起这件事时，将其笑称为“李鹏兜里掉出来的5分钱”。

    即便有了这“5分钱”，中国美术馆离复兴还很遥远。在1990年代，为了筹集资金，杨力舟私自与乾善吉等滨松日中友好协会的日本友人和日本艺术家平山郁夫先生达成捐赠协议，却被文化部斥责为“私藏小金库”。后来情况稍微好转，从2002年4月开始，美术馆闭馆装修了近一年，将主楼建筑面积扩大了5328平方米，展厅也从14个增加到21个，投入的资金近1亿元。但这些只是表面的风光，到2004年时，美术馆的剩余资金已经没有多少了。对杨力舟而言，更大的打击在于文化部一纸命令发下来，请这位62岁的馆长退休。

    500万的转折

    杨离任后，冯远接过了这个烂摊子。

    当时经费已经紧张到连工作都没办法展开的地步，财务部门甚至警告下一年的工资可能都发不出来。这时再向文化部要钱为时已晚，为了生存下去，冯远绞尽脑汁。好在中国美术馆虽然没钱，却有一个修葺一新的主楼展厅。2003年工程结束时，《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用了整版的篇幅来报道美术馆改造装修过的新貌和40年来的成果，还有媒体将其称为“中国的卢浮宫”。这些宣传为美术馆筹办国外艺术展览打下了基础，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展览就是“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展”。

    当时美术馆上上下下都投入到这场关系到自己未来命运的展览中，光记者招待会就开了两次。尽管对这个画展抱有很高期望，结果还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从2004年9月10日到10月20日，40天内的参观人数超过30万，相当于以前一年参观人数的总和。这场画展创造的纪录远不止是人数上的：第一次使用多媒体，在大厅里播放莫奈和马奈的作品;第一次利用语音导览系统，有专人和志愿者做导览，还有社会人士和专家的讲解……但最重要的，是美术馆学会了怎么“赚钱”—外方出运输和保险费用，美术馆出场地，收入来自门票和出售展览画册的分成—并且赚到了相当于当时一年收入的500万元。在清偿了一些债务后，500万还剩下了一些，美术馆的收支多年来少有的平衡起来。

[NextPage]    印象派画展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在随后的两年里，法国在中国美术馆先后举办了“仲夏法兰西—北京”和“法兰西之春系列展”。在2005年的“仲夏法兰西”展览中，法国国宝级名画《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第一次离开凡尔赛宫来到中国。法国之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等国的一流美术馆和收藏家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合作办展，这个长期不被重视的美术馆一夜之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美术馆。

    成功须要付出代价。在那两年里，所有人都守在美术馆里没日没夜地干，冯远甚至干得心脏病都犯了。这位来自南方的国画大家当时已年过半百，平素看着很年轻，但一旦累了头发就会蓬起来，人老得很厉害。“那会儿要是不那么干，真的翻不过身来。”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从吴琼的语气中感受到几年前的危机、紧张和忙碌。

    虽然冯远拯救了中国美术馆，但他只作了一年半的馆长，2005年12月，范迪安成为吴琼的第四任领导。如果说杨力舟偏爱中国传统艺术、冯远最大的成就是将西方经典艺术带入美术馆，范的特点就是中西合璧，并引入双方的现代艺术精品。这位“视野更宽的国际型人才”能与艺术界、时尚界和企业界等各个领域的精英打交道，为美术馆开拓出很多以前从未涉及过的展览，比如最近与意大利时尚品牌Max Mara合办的大衣展。

    范迪安接手时中国美术馆虽已脱离“贫困线”，但仍然缺乏成熟有效的运营机制：“2005年冬天我走马上任的时候，连续两个星期都在展厅里徘徊，看到我们的物业管理人员比观众还多。”不过，经过前三任馆长呕心沥血地打拼积累，这位更富于现代化思维的新馆长终于能以更从容的姿态带领美术馆寻找自己的方向。

    现在的中国公众对艺术的认知正在提升，对艺术的需求和消费开始觉醒，社会环境也前所未有地开放，这是刘开渠们不曾赶上的好时候，却也提出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新问题。在范迪安看来，美术馆就如同一家大型国企，在经济转型期遇到来自市场上不同成分经济实体的竞争及管理制度落后的双重挑战。近年来私人画廊的兴起和国外知名画廊的登陆标志着人们艺术上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中国美术馆曾经是最好的艺术品唯一的“归宿”，但现在在画廊和拍卖会上也开始出现顶级艺术品。“它们从历史和文化上还不能对我们构成冲击，但已经开始侵占我们的资源，干扰我们对观众的吸引力。”范迪安说。

    面对竞争，范迪安选择了将展览从以艺术家为中心转为以公众为中心的战略。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美术馆加强了自主策展的力度和展览内容的多元化，并增大了公共教育的力度。“美术馆应该是公众终身的审美课堂。中国的艺术教育水平比较低，在教育体系中艺术占的比例也很小。加之我们的审美传统偏向舞台和表演，喜欢看戏曲，却缺乏进博物馆的传统。在西方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社交方式。即便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俄罗斯人还是会抱着黑面包站在寒风中排队进美术馆看展览。”2007年，在范迪安的策划下，中国美术馆与渤海银行共同操作了“10万大学生走进美术馆”的项目。

    现在的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已不像当年那样简单，从舞台、灯光到展厅布局，每一处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越来越多具备高素质专业知识的年轻人的加入，让美术馆在展览设计上获得很大突破。2008年1月开始的“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将整个美术馆主楼包装成莫高窟，这让吴琼这样的老一辈美术馆人惊叹：“我们当初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想法。”

    现在的美术馆在资金上也不再像当年那样捉襟见肘，展览的举办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但与国外的成熟公立美术馆相比，中国美术馆在自我盈利和配套系统方面仍显不足。范迪安希望美术馆能有一个好的咖啡馆、一个好的纪念品商店、一个好的艺术书店，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奔波，争取更好的展览和更多的社会、企业赞助。

    这是一个忙碌、疲惫却在细节上一丝不苟的人。在与我们聊完后，他终于得到一个能去理发的空隙。已经发白的鬓角显得有些凌乱，在谈话和拍照的过程中他时常用两手将头发往耳后抹。当我们告别范迪安时天已全黑，看着华灯初上想起他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走出美术馆大门，呼吸一口夜幕中干冷的空气，忍不住回望了一眼已经看不清楚的红墙绿瓦，想象着超出想象的8万平方米新馆。

  (实习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