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旭明

    我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油画，90年代中又迷恋中国传统绘画，90年末感觉前途迷茫，就开始做实验艺术，2000年前后最为投入，但几年后，我看到前卫艺术越来越朝功利的方向发展，我真的有点绝望，我准备放弃艺术的道路，专心于自己的新闻职业，起码这是一项对社会有促进的事业。一次旅行再次给我了信心，我回到了水墨。2003年我和徐光聚丘挺策划了第一次70后水墨联展，接下来至今的几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和转型的问题，从实践上做了各种尝试和探索，在理论上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今年年初我在上海策划了一个小型当代水墨群展，主要将70后水墨艺术家当代性倾向的一部分放在一起，这些画家也是近年来和我一道探索发展筛选过来的。至此，我对当代水墨的初步认识形成，我发现，中国水墨的发展实际上并不存在转型的困局，水墨材料方式和传统笔墨，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方式而已。

    如果我拿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来打比方，您就很容易理解了。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体系在清代就孕育了一场变革，清小说成为中国文学主流方式，随之产生的白话文逐渐成为主要的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语言革命首当其冲，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白话文即现代汉语体系被正式确立，在台湾，国语体系也被确立。现代汉语写作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变化发展，虽然政治原因中国长时间处于国共分割两区，但从文化的角度上，现代文学都在国统区和苏区迅速成长，不同的价值观影响了不同的文学写作方式，拿周氏兄弟来看，鲁迅强调作品精神对社会的影响和对人性的穿透，周作人则强调文学审美本身的纯粹性。而在苏区，延安文艺更是热闹非凡，人才济济。现代汉语的写作进入繁荣时期。中国大陆在文革结束后，真正文学写作重新复苏，80年代末90年代初，年代开始转型，一部分人继承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西北文学，一部分人则开始了表现主义写作，北岛、舒婷新诗就是这样的例子，新诗写作对于文学的当代化转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诗写作源于郭沫若、郭小川、艾青，是基于普希金等西方革命浪漫主义近现代诗歌产生的，而此次新诗运动则在现当代西方诗歌的阅读而渐渐萌生的，北岛、西川等许多诗人都是在翻译英语诗歌的同时进入自己的创作。90年代中期，现代汉语写作基本完成转型，王小波成为重要代表人物。如果我们拿王小波和鲁迅来做比较，表面上似乎没有可比性，因为语言方式相差太大了，跨度太大了，中国汉语写作发生的变化太大了，可是，其中发展的过程却是渐变式的，而且从实际来看，文学写作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两者都在人性批判的深刻程度上却是异曲同工。

    从这样的方式，我们再来反观中国水墨，就看的很清楚了，中国传统绘画即以文人画为主体的语言形式，在清末已经孕育了变革，任伯年的人物就吸收了西方绘画的一些方法，清末民国初，陶冷月、高其佩、等一大批画家吸收从日本吸收西方绘画方式，变革中国画。后来，徐悲鸿、赵望云把这样的变革推倒了体系的层面，林凤眠则直接吸收西方的色彩方式推动中国画的革新，而在传统绘画语言方式方面，齐白石以纯朴的方式将中国绘画推向了大众，潘天寿则把传统语言的结构做了调整和创新，给了传统绘画一次新的生命。但遗憾的是，这两位大师都未能从体系上让传统语言方式发展壮大。不过好在黄宾虹则把千年以来的传统语言方式做了一个总结，而他的总结为传统绘画方式及精神留下一颗不灭的火种。[NextPage]

    80年代至今，参与中国水墨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中间经过了很多风波和斗争，但这些有志于中国本土艺术复兴的艺术家都值得尊敬，他们不断革新尝试，探索个性的新的语言方式。不过很多艺术家甚至批评家都掉入了语言方法的陷阱。清醒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应该认识到，语言方式只是解决了最基础的问题，如何运用语言方式，表现什么样的思想和精神内在，推崇什么样的审美观，崇尚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目前中国水墨将要面临问题。当然，有艺术家说了，谁说我们没有反映当代人的内心，我们反映了他们躁动欲望的内心了。我认为这不是当代人的内心，而是当代人内心复杂的表面，而不是内心深处。而他们或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你自己找不到答案，你的作品也就没有了深刻性，因为你没有抓住当代的实质，就不具备当代性。

    当代性的含义是变化的更是恒定的，它实际上适用于每个时代。

    现在往往许多人把美术学家和批评家混为一谈，当下很多学者都兼担双重角色，也是现实。

    其实两者有联系也存在区别，前者应注重已经过去的现象做研究，应该平等对待各种美术现象，后者则应该对现在正在发生的现象和状态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中国水墨将要承载什么样的精神、价值观和审美观，批评家应该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中国水墨既不能走西方绘画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走历史回头路。总之，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批评家，或是研究学者，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文化的宽度才能把握时代的方向。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