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成纪
关于美学的学科特性，闫国忠先生在其新著《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评述》一书中指出：“几乎美学所涉及的每一个概念和命题都有争论，而美学往往是通过争论为人所认知和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争论应是美学的一种特性，一种存在方式。”闫先生的这段话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当代美学在发展中展示的特点，即美学论争为这一学科带来了活力，使旧的理论形态不断被淘汰，新的理论形态不断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有波及全国的美学大讨论，并出现了诸多的美学思想派别；在20世纪80年代，有50年代美学论争的延续，也有李泽厚与刘晓波、高尔泰与张国民等一系列学术与意识形态之争相混杂的对话。可以认为，这些论争对美学学科的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并形成中国当代美学思想发展的主体性特征。
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战国时期。在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之后，王一川、潘知常、杨春时的生存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等共同构成了新时期美学“二次启蒙”的景观。这种启蒙和80年代的理性启蒙相比，可称为感性启蒙。它表现为对人的当下生存的关注，对审美活动的感性品位的充分肯定，也即试图从传统的实践本体论向生命本体论跃进。但必须看到，这种所谓的“跃进”只不过是对实践美学一系列理论命题的补充，而不是真正的发展（这也是人们将这些新的理论形态统称为“后实践美学”的原因）。在这种背景下，自1987年始，国内学者分别提出了生态美学、景观美学、环境美学，以此作为对生存、生命、超越美学的新的超越。从他们发表的大量文章和出版的论著看，生态、景观、环境这三个范畴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自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它使中国当代美学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型，即从立足于人学转而立足于自然。由此，实践、生命、生态也就成了概括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三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词汇。
一．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
新时期以来，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超越了关于美在物还是在心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这种超越使它成为古典美学的终结者，也成为中国美学走向现代之路的肇始者。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愈发感到这种过多承受了西方古典美学遗产的美学具有鲜明的不彻底性，甚至有着难以治愈的、与美的自由追求背道而驰的痼疾。比如，实践美学设定的人的本质是人的普遍本质——一种抽象的主体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也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化实践。这种抽象的命题不但剥夺了具体的单个人进行审美活动的价值和权力，而且以人的社会属性彻底取代其自然属性，以审美活动的现实性取代其更为重要的超越性，从而造成了实用压倒审美、理性压倒感性、现实性挤压超越性的令人震惊的状况。作为对这种倾向的反动，90年代中前期的生存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超越美学等正是看到了实践美学的“反美学”特质，转而坚定地将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命本体论，让美学真正从人自身生命的底层去啜饮生命的泉水。这种生命本体论美学首先将实践美学执着的人的类本质转换为一种充分个体化的审美体验，认为美在本源上就是审美活动的产物，而实践不但和美之为美隔着一层，而且实践在创造着美的同时，也会产生非美的东西。同时，和实践美学对现实性、功利性的偏执相反，生命本体论美学将主要的目标集中在了美的非功利、超越性的层面，因为审美活动归根结底是靠它的非功利和对现实的超越来体现自己的独特品质的。
二．生命本体论美学面临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的生存美学、体验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人的生命属性规定美的本质属性，以人的个体价值作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所以，这里我们为了论述的方便，将这种种与实践美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统称为生命本体论美学。
当生命本体论美学以个体化的生命为基底，以超越性作为美的根本属性来重建自己的美学秩序时，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实践美学最软弱无力的部分正构成了生命美学最坚挺的部分。但是，必须看到，当代的生命本体论美学只不过是西方20世纪现代美学精神在中国的翻版，它所依托的学术资源主要是西方现代的唯意志论哲学、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上，这种试图以个体生命统摄对象世界生命本体论明显带有浓厚的乌托邦气质，它对新个体主义的过分膨胀的自信心显得空洞虚假、充满堂吉诃德式的梦幻式狂想。
首先，审美的自由和解放是中国新时期美学的核心命题，这中间，实践本体论美学从现实层面肯定自由的价值，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此相对，生命本体论美学认为，这与其说是自由，毋宁说是让自由的心灵向某种自然的或道德的绝对命令的屈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本体论美学否定了人在现实层面实现真正自由的可能，而将美所执着的自由这一命题置放在了理想这一让人渴慕的精神之域（美是人的自由本性的理想实现）。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肯定自由的现实价值还是理想价值，无论是对人的类的自由的肯定还是将自由界定在个体化的精神活动中，都意味着它们仅仅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面，都不能达成对美的自由问题的完满解说。这中间，尤其生命本体论美学，当它将自由作为一种悬于彼岸的理想的时候，没有说出的一句潜台词就是人在现实层面是不自由的或无法实现自由的。这种观点必然会使自由成为一种无法兑现的空洞的许诺。
其次，生命本体论美学与西方19世纪初至20世纪的体验美学、生命美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美学在促进人的个体自由解放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它对人的内宇宙的过分关注也造成了感性、欲望、情感等内在力量的过度泛滥。这种泛滥不仅使“非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性，而且在人学领域和现代心理学的生物主义倾向合流，使人性与兽性失去了界限。
第三，不管是实践美学还是生命本体论美学，人类中心论都是它们执守的基本的价值原则。实践本体论美学试图以劳动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生命美学则是以人作为生命存在的高贵性来和对象世界进行区别。这两种建立在人与对象世界对立基础上的美学的共同点在于，双方都以人的自由剥夺了对象世界自由存在的权力，对象世界都是人役使的对象，而不是可以作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也就是说，生命美学的自由概念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而是以人对对象世界的霸权作为前提。这种只给自已充分自由而剥夺对象世界自由的所谓自由，明显是虚伪的。
三．从生命本体论美学到生态本体论美学
从以上分析已可看出，以某种预设的本体达到对对象世界的全方位解释，是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的共同特征。这中间，作为主体的人因为是实践和生命的主体，它拥有着对世界进行役使和解说的权力，而对象之物则被看作死寂的、被动存在的对象，只有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时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很明显，建立在这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对美的本质属性的界定是缺乏公正的，它以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宣布了万物存在的无意义，以人的单一的主体性剥夺了万物各有其主体性。在这种背景下，探索一种万物各有其主体性的人与物平等的美学存在的可能性，就成为对当代美学的新一轮的超越，也成了重建人与自然新型审美关系的开端。这种美学就是生态美学。生态美学这一命题，最早由刘成纪在1997年提出，后来国内学者，如陈望衡、曾繁仁、张胜冰、徐碧辉等写了大量文章展开探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率先开辟研究专栏，一致持续至今。
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对实践美学和生命本体论美学的批判性考察分不开。这一学科形态的研究者认为，从现实的层面看，实践本体论美学和生命本体论美学都不可能达到对对象世界的完满解释。当实践美学以实践作为世界的本体时，它是试图以人的实践活动达到对世界整体的充分定义，但人的实践能力所无法达到的区域——比如原生态的、没经人的实践改造过的自然到底美不美的问题——却成为这种美的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负。对此，实践美学除了试图将它放在实践的胃中消化掉别无他法，它的一个自我修正的策略就是将“自然人化”改装成后实践美学的“自然的属人化”，也即将人视力所及的对象都作为实践的对象，而这些前实践状态的自然也因为人的感性的介入而成为美。很明显，这种实践概念外延的扩张有助于使实践美学摆脱质疑者的诘难，但这种扩张又势必因其理论之胃的过度膨胀而导致实践这一命题的泛化，失去其应有的理论严肃性。同时，当代现实实践活动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更使实践在审美活动中的普遍有效性受到广泛的质疑。
当“自然人化”被改装成“自然的属人化”，这其实已为生命本体论美学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因为感性、欲望、情感等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也是使自然属人的重要方式。但这种改造对象世界的“癖好”，明显也意味着生命本体论美学和实践美学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它们在“改造世界”这一使命中结成了牢固的同盟。
由此看来，生命本体论美学让美学从人的生命深层啜饮生命的泉水，这绝对不是美学超越之路的终结，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比如，在传统意义上，人的活跃性与物的死寂性、人的主动性与物的受动性、人作为役使者与自然作为被役使者，是实践美学和生命美学认识自然美的哲学基础，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显现则是自然开始具有美的属性的前提。但是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生命本体论美学就会意识到，这种以人对自然进行统摄、赋形、控制、役使为前提的自然美，是建立在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之上的，是以对自然本身的生命力进行剥夺，甚至践踏为前提的，具有明显的反公正、反审美的精神意向。但值得庆幸的是，现代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理论资源。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使自然界的动植物摆脱了生命周期的无意义循环，成为一种在存在中不断演化的过程；而现代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则发现了无机的自然也有一个在演化中一步步走向寂灭的“悲剧”结局。也就是说，不但人的生命是不可逆的，而且自然也是在对“自身生命”的一次性消费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它）们都是在时间中流逝着自己的生命，只不过衡量其生命的时间量度有着长和短的差异罢了。
万物皆有生命，万物各有其主体性，这是生态美学应该确立的观念。如果我们由此承认自然中的万物都是独立自主的生命存在，那么人的自命的高贵，以及人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对自然的天然的控制、役使权力，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代之而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是双方在生命基础上的平等关系，是承认万物各有其主体性前提下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很明显，这是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关于生命的新的形而上学，是人与自然在生命的基础上结成的新的同盟。如果以此为前提重新审视自然美的生成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是人与自然之间生命互动的结果，而不是什么“自然人化”或“自然的属人化”；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我看青山多寂寞，料青山看我应如此”，而不是“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式的人化实践，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式的单向移情。人以生命的忘情状态投入到对象世界，对象世界以忘情的状态投入人的怀抱，这才是生命美学应该追求的审美的理想状态；以人是一切自然关系的总和代替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才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更合理的规定；让死寂的、被动的自然复活为鸢飞鱼跃的生命世界，让人与自然重新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去“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才是美学应该呈示的审美境界。生态美学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成为了真正的“第一美学”。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实践美学、生命本体论美学到生态美学的发展过程，对十年来中国当代美学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哲学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新的美学命题的提出总是建立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性考察、并进行建设性校正的基础上的。实践美学关注人的类的主体性，这导致了人的个体生命的被忽视，于是有生命本体论美学被提出。实践美学和生命本体论美学在关注人的同时，忽视了作为人对立面的自然，于是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美学的目标。在这三种美学形态中，我们认为，生态美学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更能让美学理论服务于现实生活。这是因为，当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与自然共存的问题，是当代社会人们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从学理上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预期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正是生态美学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充分发展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作为充分发展的人道主义即是自然主义。这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敌对关系的最终解决办法······在这里，人的自然存在成了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本身已成为为他的人类。这样，社会便是完成了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即明符其实的自然之复活，或人之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之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这种建立在“自然之复活”基础上的对人与物关系的理解，往往不为实践美学和生命本体论美学的提倡者们重视，但它预示着生态美学可能是21世纪最具成长性的美学形态之一。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