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马蒂亚·森

　　第一，两国的阶级结构差别很大——韩国的商业阶级要庞大得多，同时也更为主动。第二，两国政治也差别很大。韩国政府在发起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愿意且积极地发挥了主导推动作用；而在加纳，同样的事却没有发生。第三，韩国经济与日本和美国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至少在韩国经济发展的前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四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到20世纪60年代时，韩国的识字率要远远高于加纳，而学校体制也比加纳要发达得多。韩国在学校教育方面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通过果断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的。而这种现象，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是文化差异的反映（除非文化在笼统意义上，被看做是包罗一国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鉴于亨廷顿结论的基础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因而他依据文化决定主义所做出的推断——不论是关于韩国文化的文化胜利论，还是对加纳前途的彻底悲观主义——都是难以成立的。

    这并非是说文化因素与发展过程之间毫无关联。但它们确实不能脱离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单独起作用。它们也并非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一并考虑文化问题和其他因素来对社会文化做一个更加全面的描述，就能够大大拓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发展过程和我们身份的性质。虽然在面对被视为是一成不变的基于文化的优先性时（如亨廷顿所说的，“加纳人有不同的价值”），我们可以举双手表示不赞成，但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意，也不起什么特殊的作用。然而，有时要研究价值和行为是如何对社会变化做出反应的——例如通过学校和大学的影响。让我们再一次以韩国为例，它在20世纪60年代时，其社会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要远远优于加纳（而在亨廷顿看来，二者间此时的经济状况却极为相似）。这一对比，如已在上面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韩国在二战后采取的公共政策的结果。诚然，二战后教育方面的公共政策，也是受以前文化特征影响的。一旦我们将文化从命运的幻觉中分离出来，且将其与其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社会进程联系起来，就会有助于更好地解释社会变化。

    在这种双向关系中，就像教育可以影响文化一样，以前的文化对教育政策也有影响。例如，一种显著的现象是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有着深厚佛教传统的国家的人民，都倾向于积极地拥有广泛的学校教育和读写能力。这不但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是如此，对中国、泰国、斯里兰卡，甚至对于在其他方面衰退落后的缅甸来说，也是如此。佛教对感悟的关注（“佛”这一词的原意就是“感悟”），以及对阅读文献的重视（而不是把它交给僧人），也有助于促进教育的发展。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结构来看，这里也许有些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然而，应该认识到，在接触他国和了解它们的经验的过程中，这一过程的互动性质能够给现实带来重大的影响。确实有证据表明，当韩国在二战结束后，决心快速发展学校教育时，它不仅是受到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影响，而且也因为它对教育在日本和西欧（包括美国）所起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