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克拉考尔关注那些构成战后德国社会图景的主体（“游荡灵魂”、“人群中的人”）的心理过程，遂激活弗洛伊德分析模式的第二层级，并在此框架内假设影片技巧及风格的选择与“心智构成”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第6页）。摄影机的灵活性与灵魂的游走姿态有关；灯光则与“混乱大脑的恐怖幻象”形成对照（第6页）。

　　然而，电影与现实的关系同样建立在社会学的基础之上（参考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克拉考尔实际采用了两种模式：镜像模式（mirroring），认为电影“映照……处于裂解中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第7页）；透明模式（transparency），认为“电影是……透明的……战后的绝望情绪和内心挣扎的狂热似乎已经清除某些非透明层级，在更常态的时期，后者将艺术的进程与同时代的现实进程区隔开来”（第4页）。克拉考尔似乎认为德国影片具有一种与历史及社会现实相涉的特殊偏好（他未作明确解释），认为“‘它们’比他国影片更径直地指向其所脱出的背景”（第4页）。同时，他认为这些影片能够依照现实行事。

　　“德国电影史写作笔记”还引入形式主义视角，赋予被专栏文章频繁采用的迷向（disorientation）和异化（estrangement）两种机制重要角色。细节有助于突出被忽略的面相，“仿如透过一扇窄窗望向室外并非全然可见的陌生场景”（第3页）。在克拉考尔看来，导演们往往“描绘……看似熟悉的物件又让它们看起来不同寻常”（第5页）。

　　相比之下，美学问题被完全忽略。计划中的这本著作不仅涉及德国默片经典，也有“商业片”，“不知名的、普通的……影片，比那些杰出影片渗透了更多时代生活特性的影片”（第6—7页）。克拉考尔没有提到与“作者”电影相关的问题，他的研究在这方面与其之前所有作品的定位完全一致。在魏玛时期他最有见地和最成功的作品中，有一篇文章的中心便是普通影片，即“小女店员看电影”。引言定稿对“通俗影片”的重要性（虽非惟一重要的）给予了关注。

　　如此，《德国电影史写作笔记》确定了多种方法，包括现象学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它们并未通过层级划分彼此联系或合为整体，因此另一些模式也会投射其中。电影带领观者与某个历史场景、个人或集合主体以及内心状态联通，这种内心状态或属于个人，或属于集体（《德国人的生活与心理状态》）。

　　在接下来的《初步报告》中，集合主体进一步得到界定，但有了新的矛盾：是作为抽象范畴（如人民、德国、“德国思维”）还是从社会和历史两方面进行界定（中产阶级）。此外，对主体——“德国的集体习性”（第8页）——的观察正逢其施放影响同时受到历史事件影响之时。克拉考尔在此确立了两个层面（如他在引言定稿中反复申明）的共存与层级划分，坚决拒绝将某种“不变的民族性格”（第8页）当做范畴设定（此为对他作品常见的批评）。引言打字稿也提到“德国精神”和“德国大众”（第29页），不过更多地集中于历史主义的方法（就“中产阶层”和“小资产阶级”而言），并直接参考了有关办公室文员的文章《雇员们》（第27—28页）。引言的最终文本重申了克拉考尔对任何“所谓超越历史的民族性格范式”概念的排斥，认为应该将诸民族特性解释为结果而非原因（第54页）。尽管文章提到“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集体习性”和“一个民族的心理范式”，中产阶级却是此处以及贯穿讨论的主导概念，其论据为，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行为影响着其他社会阶层。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