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尽管如此，对该文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克拉考尔在20年代早期对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社会学理论的读解，经由对马克思理解的过滤，乃形成其早期的唯物现实主义风格（代表者如收录于《大众装饰》中较有名气的专栏文章，以及1930年讨论白领雇员的著作，书名为《雇员们》）。由于电影与民间艺术及其技巧资源——无处不在、细琐、镜头视角——的关系，克拉考尔将之描述为细节的艺术、表面（surface，他的一个核心概念）的艺术，最擅长捕捉“细微的运动和大量瞬间动作……表情、小手势、东西与人的身体偶然的组合以及所有构成生活表面的倏忽现象”（第2页）的媒介。这一表述更多地受到西美尔的影响。克拉考尔在20年代讨论这位社会学家的文章中写道：“运用类比和同质的关系网络，他在自己观察的所有领域内都从事物的表面进入事物的精神／智识底层。在此过程中，他证明这种表面相当于符号，是这些精神／智识动力和本性的物质显现和结果。最琐碎的事件推动灵魂的转轴。”

    克拉考尔认为，西美尔首先抛弃了“极端形而上概念的棱镜”，代而在关联疏少的物件间建立联系，将最重要的位置留给感知的瞬间。克拉考尔在他自20年代至纳粹上台期间的作品中对该方法进行了最佳描述，也成为他后来所有作品的特点。本雅明曾在一幅克拉考尔极为珍视的图像中描绘过后者：“一个拾荒者，黎明时分，用他的棍子挑起一片片‘说词’和‘废话’，一面嘟囔着咆哮着，微带醉意地将它们投进自己的推车，只剩那些褪色的棉布余料——‘人性’、‘灵性’或是‘专注’——在风中可笑地飞舞。”

    《大众装饰》（1927）一文以相当著名的一句话开篇：“要确立一个时代在历史进程中占据的位置，分析不起眼的表层比那个时代的自我评价可靠得多。”（第75页）这一预设是克拉考尔关于工业文化产品——从电影到摄影，从杂耍表演到“踢乐女孩”（“Tiller Girls”）——的批评理论的基础。此前距本书最近一次的应用见《极权主义宣传》（Die totalitäte Propagangda，1936—1938），该文原本应该发表在已经移师美国的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or Sozialforschung）的评论刊物中。（克拉考尔在收到阿多诺的修改建议后撤回该文，阿多诺推翻了原作从特别和具体到一般的方法，他倾向于从一般原理入手。）

    可见的世界透过表面被表达，对这些表面的质询将引出世界的“面相”。现实可被阐释为一种象形文字（hieroglyph，克拉考尔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概念）。空间是一种社会的象形文字【《论职业介绍所》（“Über Arbeitsnachweise”），1930】，社会现实的构造与关系被铭刻于其中。同时出现在其中的是物质世界和事物的物质性，与贯穿克拉考尔所有著作的矛盾一致，该问题仅在《电影的理论》中得以解决当克拉考尔论及电影表现“极细微的运动”和“大量瞬间动作”（第2页）的能力时，他所指的似乎是现实的某种不自觉的特质，由此暗示，除了明示的内容，还存在潜藏的内容。于是他又采用精神分析模式，他的文章明确谈到电影的“症候价值”（第4页）。写于20年代的评论文章（如他在随后的《初步报告》中所言）同样称“德国银幕是国内局势的征兆”（第98页）。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