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初步报告”强化了精神分析模式：影片“提供了通向隐秘的社会内在习性的入口”并“烛照当时特定的集体心态”（第1—2页）。报告还提到影片主题的症候价值，它削弱了镜像模式的重要性，转而突出中产阶级的“内在习性”和“生活的外在环境”之间的错位（第7页）。

    “初步报告”中还显露出一种在引言定稿中得到充分展开的新视角：“《侏儒》（Homunculus）赋予其主角以希特勒的一切特征。”（第2页）结果（纳粹主义和当权的纳粹主义）溯及既往，历史似可委身逆行。

    引言第一稿提出并公开声言其精神分析视角。电影“与人类关系中无意识本性的关联，胜过其与在意识领域内指导它们的行为模式的关联”（第14页）。人们应当相信电影“表明了当时在德国盛行的某种思维的隐秘状态”（第15页），而且，更直接地说，“各种潜意识特性能够渗入影片”（第18页）。用霍瑞斯·加伦（Horace Kallen）的话说，“与任何其他艺术相比，作为两个层面上的戏剧艺术，默片以更明白的方式通过‘明示内容’和‘潜在内容’呈现了一连串具有符号意义的活动”（第19页）。

    克拉考尔还使电影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他以为，正是电影感知不拘形式的、不经意的样式将它们连在一起（见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而非本雅明）：“银幕上的细节……于社会心理学问题研究的价值无法估量。通过突显生活中无数表面现象，电影让灵魂深处的动机了然若现”（第19页）。

    当德国电影的优势地位开始式微，电影令现实与历史可见的特殊能力成为关键论题。克拉考尔于此处提出假设，认为属性衍生自作品的集合特性。他还指出，电影有能力主要借由其技术手段满足大众的愿望。尽管他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尚是试探性的，却在定稿中颇为清晰和自信地表述出来（引来相当多批评）。最后，文章显示了一种图像学的方法：“当然并非构成某种明确的信息来源的图示。”（第15页）“意象”和“图像实现”才是基本功能（第15—16页）。

    引言定稿减少了对现象学假设的强调，代而突出一种可追溯至帕诺夫斯基的视角，同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方法。这一稿突出“不断重复”的重要性，不仅叙事如此，比喻性母题亦是如此。（第53页）尽管这一点至为重要，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中却是被分析最少的方面之一。

    精神分析的方法在两个层面上都有成效。在一个层面上，电影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征兆”：“电影……为探知隐秘的心理过程提供线索”并且是“内心急迫愿望的外向投射”。（第7—8页）简单地说，“电影‘是’一份社会的证词，因为它捕捉到无人注意的和反复出现的事物。它处在文化无意识的地层中”。在另一个层面上，他援引“集体心智”的各种机制，却没有界定集合主体（“人民”、“民族”，更明确地说是“中产阶级民众”和“中产阶级的德国人”）的心理模式（或言“思维”、“情绪”、“思想状态”）。显然，术语已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它所指涉的系统未得完全界别。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