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文学空间
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这对于文学的理解意味着什么？现任教于英国达勒姆大学地理系的麦克·克朗(Mike Crang)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中，以“文学景观”为题专门讨论了文学中的空间含义。克朗属于近年开始崭露头角的文化地理学新锐，他指出，过去20多年里地理学家开始日益关注各式各类的文学作品，视之为探讨景观意义的不同模式。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等，故此是各显神通，在展示它们如何理解和阐述空间现象。比如首先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描写，就是地理学的另一个丰富多彩的资料库。关于文学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克朗指出：
文本并不是单纯反映外部世界。指望文学如何“准确”地和怎样的应和着世界，是将人引入歧途。这样一种天真的方法错过了文学景观大多数有用的和有趣的成分。文学景观最好是看作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反映或者歪曲外部世界。同样，不仅仅是针对某种客观的地理知识，提供了某种情感的呼应。相反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称此种观点是主观论，实是错失要领。文学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观念流通过程，委实也是一种社会的指意过程。(57)
这如列斐伏尔空间是为社会所生产同时也生产了社会的理论所示，文学故此同样是一种社会媒介，一个特定时代不同人众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由此组构了文本同时也为文本所组构。文本组构了作者想说、能说，甚而感到不得不说的言语，同时又组构了言说的方式。所以文本是环环相扣，交织在它们或者是认肯或者是有意颠覆的文化惯例之中。而有鉴于文本必须有读者的阅读参入方可实现其身，故就意义的传达、流通和更新而言，读者的在场将和作者的写作行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克朗因此强调文学不是举起一面镜子来观照世界，而是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之网。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牵擎到其他的叙述空间。这些空间未必一定要是文学空间，像官方文牍、学术著作，甚至宣传广告，都可罗列其中。文本就这样组成了一张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大网，就在这大网之中，它确立了自己观照世界的方式。“现实主义”即为这样一种连接方式，但是它既不是准绳，也不意味排斥其他方式。而就其写实的意识形态来说，现实主义毋宁说是都市空间的产物。我们的空间经验当然不止是都市一种。对此克朗说，地理学的空间的文学方法，每一种都提供了理解一种景观的特定视域，每一种都吸收了其他方法，每一种都设定了它的读者群体，每一种都有它的修辞风格而求勾勒出令人信服的图景。文学和地理学当然有所不同。文学可以虚造想象地点，一如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忒休斯公爵所言，诗人的眼镜滴溜溜狂放地一转，可以从天上看到地上，赋形予压根就不存在的东西，可以给予子虚乌有一个居所和一个名字。但是谁又能否认文学在我们地理想象的形构中，确确实实出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呢？克朗指出，哈代不遗余力描写威塞克斯的乡情民俗，俚语方言，可谓展示了一种生动有机的地域文化身份。他毋宁说是在叙写一曲挽歌，哀悼那一种行将消逝的乡野景观和乡野生活方式。苔丝一家被迫离乡背井的凄惨命运写出了社会动荡和乡村贫困化的过程。而新贵德伯维尔家族则又活灵活现勾画出了社会分化中的一个层面。《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景观描写由此揭示了金钱的力量如何向乡村空间渗透，它再明显不过体现在阿列克斯对苔丝的控制上面。可怜的苔丝在这股焕若命运无远弗届的社会力量面前，根本就是一只束手待毙的无助的小鸟。这样来看，文学对于地理学的意义不在于作家就一个地点作何描述，而在于文学本身的肌理显示社会如何为空间所结构。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哈代了解了威塞克斯，哈代小说中的威塞克斯，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比较历史之中的那个威塞克斯，没有疑问是更具有“哲学”意味的。
但考究文学与地理学的空间联系关系并不是将一张地图重叠到另一张地图上面。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在文学文本的内部来探究特定的空间分野，这些分野可以同时见于情节、人物以及作家自传等等多种方面。克朗称进而可在文本里构建一种家园感(sense of home)，由此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帝国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地理知识。例如旅行故事中，典型的地理学结构就是设定一个家园，不论是失落的家园也好，回归的家园也好。他读出许多文本的空间故事，都在呼应这个行旅主题，主人公先是出走他乡，饱受磨难，历经种种奇遇，最后又回到家乡。甚至《吉尔伽美什》这样出自中东文明的人类最古老的史诗之一，都已经在丝毫不爽的展示这一模式。荷马的《奥德赛》亦然。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尤其将这个故事叙述得凄惨。其他如童话、骑士故事、民谣以及数百种小说的情节，包括流浪汉小说和更为晚近的旅行见闻，都可以见出类似的结构。
那么这结构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又是什么？克朗在这里看中的是性别政治的地理学。家园是给人以归属和安全的空间，但同时也是一种囚禁。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男性主人公于是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进入一个男性的冒险空间，就像《奥德赛》里奥德修斯不得不离开家园，先是围攻特洛亚整整十年，然后又是历经整整十年回归故土。这缺场家园的二十年里他被认为是历经考验证明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特别是十年回乡途中，他是凭借典型的男人的智谋狡计，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妖媚女人。回到故国，则发现他的妻子帕内罗珀抵御浪荡子们求婚和儿子要求继位，已经是几无招架之功，乃不得不重施权威，再次确立家长地位。另比较特洛亚题材的五部史诗，《奥德赛》是唯一一部主人公平安到家的作品，便也足以发人深思。其他如《俄瑞斯忒斯》，阿伽门农回到家里，迎接他的是妻子与其情夫的合力血腥谋杀。回乡由此展示出更为凶险的意义层面，表明家园中的男权同样可以脆弱以至于如此不堪一击。克朗指出，假如细读文学作品中这一家园的空间结构，可以发现，起点几乎无一例外是家园的失落。回家的旅程则如是围绕一个本原的失落点组构起来。有多不胜数的故事暗示还乡远不是没有疑问的主题，家园既经失落，即便重得，也不复可能是它原来的模样了。所以，在这一结构中构建的“家园”空间，可视为一种追根溯源的虚构，一种追缅失落之本原的怀旧情绪。这又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文学描写可以揭示空间如何组构，以及空间如何为社会行为所界定。文学中空间的意义，由是观之，较之地点和场景的意义远要微妙复杂得多。
文学中的空间一大部分是城市的空间，克朗指出小说描写城市早有悠久的传统，但城市不光是都市生活的资料库，不光是故事和情节于中展开的一个场景，不论它叙写得怎样绘声绘色。城市景观同样也表现了社会和生活的信念。为此他举的例子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他指出，雨果围绕巴黎来构建小说的中心情节，那些穷人居住的窄街小巷就构成了一种黑暗的想象性空间，那是城市未知部分的一种神秘地理。克朗指出小说是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全景式视角，可是这视角依然是无法企达关于城市的全部知识，城市依然显得晦暗阴森，凶兆密布一如迷宫。而另一方面，与这穷人的陋巷空间针锋相对的，是官方和国家的空间。这里克朗发现雨果是有意识针对这些穷街陋巷描写了那些今日巴黎引以为豪的通衢大道。大道通向迷宫般的窄街小巷，成为军队和警察镇压穷人的通衢。故此，一边是开放的、正规的国家控制的地理空间，一边是晦暗的狭窄的贫民的空间，两者适成对照。小说因此可以被读作利用空间描写来寓示一种知识地理学，揭示国家怎样应对潜在的市民暴动，所以，它也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地理学。克朗认为这一说法并不过分，例如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首当其冲被摧毁的东西之一，就是街灯。因为正是街灯，让警察看见穷人们在干什么。这样来看，巴黎的街灯便是权力的眼睛，勾画出了监视和控制的公共地理学。这里光明和黑暗的象征意义，和我们对这个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解，又是多么不同。
如果我们以19世纪的巴黎作为起点，克朗说，那么我们可以发觉都市生活的情感经验在历经怎样的变化。工业化的核心概念即是现代性。城市的现代化导致它无边扩张，结果是城市的空间大到无以认知。说明这一点，只消将旧时的村庄的概念同今日的城市作一比较。他指出，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就有社会学家西美尔等人将村落与城市比较，指出村落的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世界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反之现代城市则是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互不相识，互不相知，乡村的宁静平和为都市的喧嚣骚动所取代。而在文学中，波德莱尔的19世纪中叶巴黎的“闲荡者”(flaneur)形象，就是很典型的现代城市的见证人。这个“闲荡者”别无所事，所好就是在街头转悠，将都市的喧嚣骚动当作风景来细细品赏。他的目光在新空间里如林的新商品上一一扫将过去，看着街上车水马龙，物欲交换川流不息，心里不由得就感到几分满足。所谓的新空间，指的是19世纪巴黎触目皆是的拱廊街和百货商店。克朗提醒这个“闲荡者”的性别：他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公共场所对于资产阶级妇女来说，看来并不是个可以慵懒闲逛的好去处。这个男性的闲荡者由此和左拉小说里的妇女们形成鲜明对照。左拉笔下的女人也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痴迷不已，但是她们逛商场不逛大街。商场这个封闭的空间比较流连市井街道，克朗认为，它成为文学的中心场景标志了都市空间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的转移。它不仅是建筑和经济的移位，同样也是城市经验的移位。
文学在克朗看来是参与了这一空间经验的转移。“闲荡者”于波德莱尔和福楼拜这样的作家都具有浓重的自传性质。文体风格对于城市描写的影响，也大有不同。是以文学作品不应被看成仅仅是反映或描述了城市，仅仅是种资料库。事实上以往大多数地理学家读文学作品，基本也就是奉行以上读解理念，将作品视为被动的社会科学的现成资料，指望它们可以提供清澈透明的信息。但小说家肯定不是地理学家，克朗指出，我们相反应当细细考察城市如何建构在小说之中，诚如前面雨果的例子所示，以求确认现代性不光是流于字面的描写，而本身就成为城市描写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此，波德莱尔的诗作不光是巴黎写景，相反其文本自身似乎也参入了这“闲荡者”的诡异行踪，一路游荡过无数人等，可是永远也无以把握整个城市。因为都市的空间经验，根本就不会容忍这样一种居高临下的把握模式。
由此可见，文学与空间理论的关系不复是先者再现后者，文学自身不可能置身局外，指点江山，反之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本身成为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要之，文学与空间就不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知识秩序，所谓先者高扬想象，后者注重事实，相反毋宁说它们都是文本铸造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凸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意味深长的。
【参考文献】
1 Crang，Mike.Cultural Geography.London and
2 Soja， Edward W.Thirdspace:Journeys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