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雪

    即将于4月3日到7日登上深圳舞台连演5场的“爱情圣经”——《恋爱的犀牛》，从一开票就出现了抢购现象，不仅吸引了十年前的“文艺青年”们来怀旧，也让许多80后、90后慕名而至来“朝圣”。本报记者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后台采访了编剧廖一梅——被形容为“看着是动漫女主角，其实是北欧女海盗”的著名编剧。

　　“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太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爱情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击”……这些让文艺青年们十年来倒背如流的台词出自廖一梅之手。她曾经笑称，碰到过许多人，一见到她就会背《恋爱的犀牛》的经典台词：“这是我作品中最任性的一部，但是能得到最多的认同。”1999年，廖一梅和孟京辉新婚，蜜月后的廖一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出了《恋爱的犀牛》，以“先锋”面貌出现的“犀牛”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话剧的看法，也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状态，如今“犀牛”已经完成了300场演出迈向400场，廖一梅也找到了有别于当年的全新视角。

　　我从来没想过“先锋”这个词

　　记者：《恋爱的犀牛》十年了，你和孟京辉从当年的先锋到现在的主流，你怎么看“先锋”这个标签？

　　廖一梅：我从来没有想过“先锋”这个词，这个概念在我所有的创作中就是不存在的。我也没有想保持一个所谓的先锋的姿态，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自然的姿态。从写《恋爱的犀牛》开始，对我来说我只是想找一种恰当的方式表达，至于别人是不是喜欢，对他们来说这种表达是熟悉的还是完全陌生的，我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我只是想每个人都应该诚实地表达自己，而且以自己最恰当的方式表达。我可能和孟京辉不同，他的想法就是要反叛一切，要有与别人不同的观念，而我只是想找到一种确切的准确的表达。

　　记者：采访孟京辉时他说，“犀牛”其实不仅仅讲了爱情，也关乎欲望和勇气，你的爱情观和世俗价值观是否对立？

　　廖一梅：我觉得爱情就是杜拉斯的那句话：“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我认为只要勇敢坚持，就很好，像马路一样。”

　　孟京辉现在已经不“拧劲”了

　　记者：你既是孟京辉合作最多的编剧，又是他生活中的太太，你认为他现在是否还保持着“先锋”？

　　廖一梅：现在孟京辉想保持的那种先锋姿态，不是简单地为了和别人不同，用一种比如过分的或者和剧本完全不切合的方式去操作，他已经不这样了。他特别年轻的时候，会拧着一股劲儿非要跟别人不一样，但现在他在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真正的先锋是以最切实的，与世俗无关的方式，来更深刻地揭示一个作品，不能流于肤表。无论是孟京辉、舞台美术，还是我，如果是纯粹用技巧就能弄得更花哨、更好看，但是我们都本能地放弃了。我们认为最简洁、最直接才最有力，可以说一定要追求先锋，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是走向更深刻，而不是更肤表了。

　　“犀牛”已脱离我独自长大

　　记者：《恋爱的犀牛》为什么要做现在的修改——削弱了马路杀犀牛和绑架明明的情节？你看这个戏的眼光比起十年前有变化吗？

　　廖一梅：现在这个舞台回避了具体的故事，舞台上水和跑步机的设置提供了超现实的背景，观众一进到剧场，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家长里短的现实爱情故事，而是在讲内心的冲动和世界的冲撞，以及之间的联系。舞台上的改变是有效的，现在不像第一版演出完了总有人问：“那后来他俩好了没有啊？”今天的观众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世俗判断。

　　记者：是什么让“犀牛”能得到观众长达十年之久的持续热爱，十年前它是尖锐的，十年后它有什么新的特点？

　　廖一梅：我想是因为在爱情面前，人没有变得更聪慧，仍然困惑，同时保有激情和欲望。《恋爱的犀牛》已经演了十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人还在看，他们比我小很多很多，我一点都不稀奇，当时我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时髦事在写。每个人都会经历同样的困惑，这种思考不会停止，这种交流也就不会停止，可是我不可能永远站在同一个位置上跟人交流，我也要转换我的方式，把我的视野打开，假如我永远用同一的方式，一定会变得狭隘，我希望自己能宽广一点。

　　今天的《恋爱的犀牛》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系统，它演了那么多场以后，已经脱离了我，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对作者来说这是一件挺奇异的事儿，它就像一个孩子在这些年跟每一个人都独立交往，我用不着再试图控制它。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