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莉芳

林奕华

    林奕华最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除了新戏《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上演，他还去了北大演讲。接受采访时他说，做戏剧最大的目的是对抗平庸，比如平庸的爱情。

    12月6日的北京很冷。林奕华穿着蓝白竖条衬衫、青色毛线开衫、背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像个教书先生。那些从他身边经过，赶来听他演讲的观众，都没有认出他。

    头天晚上，林奕华没有睡好，早上5点就醒了，想着演讲怎么开头。本来，林奕华的助手和我商量，开场放一段15分钟的林奕华作品集锦。但他临时推翻这个方案。他说，朋友见面，不会随身携带自己生平的光碟。他要在开场时找一位观众，问他的心愿，然后打碎他的心愿，从得到与失去、梦想与破碎进入演讲主题。但是当他走进演讲厅，看到近400位观众时，又改了主意—林奕华在香港教书就随时会改变上课的形式，这让他的助手很焦虑。这次也是。

    他问观众，此刻在你们眼中，我是怎样的？我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观众轰笑，女观众则夸他的头发漂亮。他也笑开了，顺势做起民意调查，让同意他头发漂亮的观众举手。他看似无厘头地问，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吗？轰笑后，他将话锋一转：“我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打算代言洗头水广告。其实，所谓的头发漂亮，有一部分是自我想象的关系。”从头发入手，林奕华以“看得见和看不见”为题演讲。接着放了《西游记》之《人人都看不见沙悟净》。

    林奕华本计划两天后去看话剧《爱比死更残酷》，不料那天是蜂巢剧场休息的日子，没看成。法斯宾德是他很喜欢的导演，他很想排法斯宾德的戏，还想把自己喜欢的欧洲电影都搬上舞台，其中包括《索多玛的120天》。

    B=《外滩画报》

    L=林奕华

    他们不仅仅是偶像

    B：《十八相送》讲了18个和爱人分手的故事，陈绮贞演唱了18首串场歌曲。她的音乐对这部舞台剧有什么影响？

    L：我一边酝酿这部戏，一边听陈绮贞的歌。在绮贞进组前，我每天跑步都戴着耳机，一直在听她的歌。她的歌和《十八相送》的主题很贴切。绮贞从来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写情歌，她写的歌词都是自己的感受。在我看来，她是女诗人，非常敏感，话不多。很多时候，我只能猜她的心思。在《十八相送》里，观众先猜出谜语，才能听到绮贞的歌。绮贞的歌是《十八相送》的重要线索。我其实蛮希望跟绮贞再次合作。张艾嘉也非常喜欢绮贞。但是我知道不能勉强绮贞演戏。

    《十八相送》的演员都很年轻，没有任何演戏经验。他们都是绮贞的歌迷，能把绮贞的歌倒背如流。后台被他们变成了歌迷会。

    B：你的作品用了不少明星，从《生活与生存》的张艾嘉、《恋人絮语》的黄耀明，到《快乐王子》的吴彦祖、《十八相送》的陈绮贞，他们似乎有某种共性，你怎么概括这种共性？

    L：这个观察很有趣。曾经有记者问我，你用明星是不是为了迎合市场。我说如果你把我用过的所有明星串起来，就会发现，第一，他们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第二，他们都有创造力。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偶像。

    B：那么郑元畅呢？在大家眼中，他就是一个当红偶像。

    L：其实我找明星非常小心谨慎。小综(郑元畅的昵称)很有创造力，对很多事很敏感，也很努力。你不要因为偶像剧简单，就忽略了他。如果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一定会超级爱他。我第一次看到小综是在台湾情景喜剧《安室爱美惠》里，陶晶莹和谢祖武主演，小综演他们的一个邻居。第一印象，小综很像我的一个朋友，很高，很“怪咖”(台语中指脾气古怪的人)。

    我来自香港，香港也有很多情景喜剧，但是和美国情景喜剧不同，香港情景喜剧不懂怎么经营情景，来来去去只有那两三招。但是小综的演法很有他自己的一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时，我就记住他了。

    B：我一向不喜欢明星舞台剧，但是期待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表现，他们的表现总会让我看到他们在影视剧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L：谢谢。像张艾嘉，我们谈合作谈了7年。我第一次邀请她是2001年做《张爱玲，请留言》。那时，张姐在做《想飞》的后期，不能来。2005年，我们为张姐做了一部独角戏《人的声音》，已经开始排戏了，因为我跟另一个导演拆伙，也没有演成。三年多来，我们常常见面聊天，交换好看的光盘。

    我们是非常默契的“棋友”。我出招，她接得住。她出招，我也要接得住。《生活与生存》的剧本是张姐写的，只用了5天。她跟我说，这段很难排哦，那段很不简单哦。后来我们都排出来了，只用了两个礼拜。

    我的很多作品排得很快。《半生缘》是一部大戏，时间跨度几十年，有很多场景、时空交错。但是我用一张长桌，用独剧的方式，很清楚地交代了时空转换，只排了三个礼拜。《十八相送》只排了一个礼拜。

    哭、笑不都是发泄吗？B：去年你排《包法利夫人们》时说会关注城市题材，《生活与生存》是这个题材的延续？

    L：《生活与生存》是突然“跑”出来的一部戏。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觉得必须出人头地。这些东西被理所当然化了。

    香港在30年前开始跑，没有存下资本，这让它非常快地落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非常好看。如果冷静一点回顾香港电影，那时谁拍的电影最多？是王晶。什么类型的电影最受欢迎？是《赌神》。那些电影没有深层次的价值。也就是说，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这些罐头到后来，也只能是罐头。

    香港太小，很容易同化妥协。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但是内地大、人口多，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所以我做了《生活与生存》。

    B：《生活与生存》里有一场戏，张艾嘉在梦里，要男人为她生孩子。这是想表达什么？

    L：通常的戏剧、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生活与生存》里的很多角色，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

    让男人生孩子，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有时是对爱的表现—如果爱他，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

    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有经济能力，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他们变得被动了，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

    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是POLO的新款。不过，她不是在扮男人。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又凸显女人的线条。那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欲望投射物。[NextPage]

    B：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做喜剧，《生活与生存》有什么市场压力吗？

    L：一开始我丢出题目《生活与生存》时，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这个剧名很大，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

    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感情》，书名也很大，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要有这个胆量。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那是他的个人选择，不是定律。

    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大家都想看喜剧，不想看悲剧。我说，哭、笑不都是发泄吗？

    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

    B：你的作品都很长，3小时是普遍长度，有的长达4小时。这非常考验观众。

    L：据说，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有些东西，我是比较喜欢长的。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呼吸相同的空气。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观戏的过程很重要。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像《生活与生存》，剧本只有3.8万字，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个小时，以为两小时15分钟左右吧。这个戏没有拖，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念一遍对白，就要3个小时。这个戏很特别，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

    有观众说《生活与生存》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每场的时间都很短，场景很多，转变很快。如果拿《生活与生存》和《半生缘》比较，正好反差。《半生缘》就是一个长镜头，不断地有大特写、中特写、远景、空镜头。灯光、台位一直在变，情感一直流动。所以我不觉得《半生缘》的前面三分之二长。最后半个小时，气氛比较肃杀，人生进入深秋寒冬，观众也许不忍看。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血腥大餐”，这种说法有点严重，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突然有个东西不甜，他们就觉得特别辣。

    B：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

    L：对抗平庸。平庸是一种政治。因为平庸，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香港人最擅长平庸。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因为香港平庸。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不敢过自己的生活，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

    美国也有八卦文化，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日本、德国也都不可能。但香港就会。如果今天《壹周刊》登了什么封面报道，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

    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那些电视剧，像《溏心风暴》，很懂得造势。《溏心风暴》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像是偈子。《溏心风暴》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当成新的东西推销。大家都觉得很特别，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什么“有何妈在大厅，我们不用惊”之类的台词。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

    B：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

    L：整体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生怕有所损失；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怕没面子。

    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所以我排了《十八相送》。祝英台多么勇敢。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代，谈恋爱先做朋友，然后开始交往，在点滴中累积情感，最后才开始谈恋爱。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偶像剧、小说那样。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为了失恋而恋爱。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到卡拉OK，就没有歌可以唱。这是一个矛盾心理，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时也想演悲剧角色—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

    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在香港很普遍的，男女彼此焦虑。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我常叫他们是妹妹。女孩反而是姐姐。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只有北方有。我说，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

    “80后”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总要有人耕耘，如果两人都不愿意牺牲，就糟糕了。你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呢？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用喜剧手法来呈现的悲剧。我觉得只要题材对，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观众还是会看的。[NextPage]

    娱乐也是非常政治化的

    B：你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

    L：我一直在探讨一个主题：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我觉得，那些不要思考为什么自己不快乐的人，他们也许真的不需要来看戏，但是那些来看戏的人，他们骨子里、心底里其实对这个问题还是有探究的欲望的。

    你来看我的戏，可能出去时是悲伤的，但是悲伤本身可能是有领悟的，会让你距离快乐稍微近一点。如果我们是朋友，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我觉得人怎样才快乐，我也经过了非常不快乐、愚蠢的阶段。我从来不介意把这些东西跟别人分享，只不过我觉得戏剧要和更多的人分享，最好还是开阔些，容许观众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找答案。

    B：《快乐王子》也延续了寻找快乐的主题。

    L：我常提醒自己保持用一个小孩的眼睛去看一个大人的世界，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当大人，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是年轻人。能和我做朋友的人，比如说张艾嘉，都是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很少会用自己的身份去做一个权威。在纯真中能找到一种皈依。

    我没有洁癖，但是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东西就是为了扑上去而扑上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写评论文章。很多时候大家觉得电影好看，我反而会关注你们为什么觉得电影好看。所以我现在写些娱乐的文章或者八卦的评论，不是在评论事件的本身，而是评论我们看它的角度。我最近写了篇文章评论李嘉欣的婚礼。我觉得，从某一个角度讲，李嘉欣是白流苏，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白公馆，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两手准备，如果她好，我们就“对啊，真好啊”，如果她不好的话，我们就落井下石。

    白公馆为什么会是白公馆？因为再嫁也轮不到你嫁，再幸福也轮不到你们。旁观的都是替别人高兴，从而得到满足。

    B：你的评论会得罪一些人吧？

    L：我的评论一直都得罪人。像王尔德，他也得罪很多人，把上流社会的假面具撕破了多少？所以到后来，大家都落井下石。这没办法，这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他生命的职能。其实要评论的话，每天都有很多题材。娱乐不只是休闲的，也是非常政治化的。政治化的意思，一个方面是个人政治，因为它常常会牵涉到两性之间的定位问题，另外，它好像帮社会定义了什么是成功、失败，什么是外在、内在，这些东西统统都有利益冲突。

    比如说艳照门，我当时说对女性非常歧视，用道德的名义去剥削女性的自由。其实在大学里，很多人在教性别研究，社会学的老师或同学都能够看出这个问题，但他们的声音不够大。

    我在写的时候还是蛮谨慎的，不希望大家觉得我有预设的立场。我会用比喻的方式去讲，比如我刚才讲白公馆，因为太直接，就变成是说教了，评论最好让读者意会。你在看《倾城之恋》的时候，可能对白公馆很不屑，但是可能你自己就是白公馆。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