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她早已厌倦了别人在她面前兴致勃勃地谈论那段台词：“有好多次我都想要放弃了，但是他在我心里留下了疼痛的感觉。一想到它会永远在那儿隐隐作痛，一想到以后我看待一切的目光都会因为那一点疼痛而变得黯淡，我就怕了。爱他，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出自《恋爱的犀牛》，1999年，QQ尚未普及大江南北，不然，这出自她的成名作里，有太多句子，可以拯救人们的签名档。
我记得那是2001年，我的朋友考上大学到了北京，某个周末她去剧场看了《恋爱的犀牛》，然后她就兴奋地写了一封信给我——没错，那时候我在家乡的高中校园里还总能收到手写的贴邮票的信件，那女孩把那段台词原封不动的抄给我看，说：送给你，我听到这个第一个就想到你，因为你谈起恋爱来，就是这样的。
好吧，我那时是廖一梅的粉丝，所以当我坐在她对面的时候，那感觉，的确和过去的每次专访都不同些。1999年毕竟已经遥远——我是说，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十五六年的时间，无论是她的审美或者对世界的理解，都已足够沧海桑田。2010年，《柔软》在保利剧院首演，那是她最近的一次戏剧创作。故事关于一个想变成女人的男孩，和一个严肃悲观名声不好的女医生，关于“男人”和“女人”这两个性别之间永恒的纠葛和追问。
“我从来不允许自己胆怯。”她看着我认真地说。
她认为自己在少女时代是个“普通的小孩”，从没有想过以写作为生的念头。参加中戏的考试是因为听说了班里某个不大熟的同学在准备，并且中戏的考试不考数学——做梦也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哪能不去试试。“我就是喜欢写日记，一本接一本地写。”她说，因为她想弄明白自己，“比方说，我得弄清楚一件事我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后来又是怎么想的，最终为什么又那么想了。就是这种对自己的无止境地探索——”她说过的，“胆怯”在她心里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所以，意识深处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也许阴暗的地方，每一个无法示人的念头，都必须强迫自己去面对，“我对自己很严厉，我希望我没有漏过任何隐秘的动机，一定要挖出来那些最深的情绪——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面对的。”她微笑，“你要是连知道都不知道，那该多可笑？”
如果真的手下不留情，“追问”是很容易变成“拷问”的，这便是她作品里表现力的源头，至少，是源头之一。一把钻头朝着自己的灵魂凿进去，灵魂是不会流血的，只要你神情淡然，就没有人能看见那个创面。那个她一手凿出来的洞里至少流淌出来了那些文字，“追索自我”这件事，即是没有结果，也记录下来了沿途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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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男女主角会有如下对白：
女医生：你会说当然。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要在心里认同这个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见了太多的死亡，你注意到么？现在已经很少人死在家里，他们多数都死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被切开气管，插上管子，心脏电击，临死的时刻人非常无力，没人问他们是否希望平静的死去。医生为了让人多活有限的几天，甚至几小时，做许多无谓的抢救，那是通常的做法，没人管你愿意不愿意。死其实没什么，每个人都要死，但不该死得太难看、太痛苦。医生对抗的是疾病，不是死亡，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每个人出生的必要条件。我都做过，切气管，一次次的电击，心脏按摩术，大家都鼓励那些锲而不舍的病人和医生，可我觉得应该做的是躺在床上等死。安详的，平静的，有尊严的。
年轻人：我也希望能那样死去，最好是死在爱人的怀里。
女医生：你满脑子的烂漫想法，你会呕吐在你爱人身上，你腐烂的内脏散发的臭气会把他熏晕过去。
年轻人：哈哈，你那么美，不该这么尖刻。
女医生：你像所有男人一样肤浅，希望你变成女人以后能好一点。
年轻人：你真让我吃惊，知道么？我从来没想到一个被称为荡妇的人会有一张这么严肃的脸。
女医生（眯起眼睛）：是的，我是个一本正经的荡妇。
年轻人：我简直能想象出你那个样子......他们说你和靳医生在手术室乱搞，被几个护士撞了个正着，你当时衣冠极度不整，但脸上毫无惊慌之色，很严肃地对闯入者说：请把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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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那段，选自《柔软》。它公演的时候正逢《文艺风赏》在筹备创刊，我曾经无比希望能够刊登《柔软》剧本，可惜当时它还在巡演，版权问题，没能成真——因为自那时起，我便热切地希望我的读者们，即使不是每个人都有去小剧场看话剧的机会，也都能知道它。
在我眼里，它有中国制造的文学或艺术作品里最为稀缺的东西：纤毫毕现地尊重个体的挣扎，平等地看待每一种痛苦而不刻意制造“痛苦”与“痛苦”之间那种不高明的等级差别，通过“性别”这个原始的话题，能走多深就走多深，追问生死，追问情欲，追问自身深藏的卑微与脆弱。在“情怀”这个词已经被用成贬义词的五年后，《柔软》的执着更显出它的意义。
“其实我是一个害怕跟人交流的人，我真的不会聊天儿。”她的深情已经流露出一点为难，“人生里总是需要出口的吧，情绪也好，能量也好，都在身体里游走，总得有个释放的渠道。很多女人释放的渠道都是跟闺蜜聊天，那种女人间的相互倾诉——我就觉得这很可笑，我不行，我不想听别人的秘密，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事情。可能我唯一的出口就是写作了......”
她曾经很认真地观察别人是怎么聊天的，两个人见面了，坐下，一个要问另一个：怎么来的？路上好走么，堵不堵车......她用一个近乎大惊失色的表情说：“这不全是废话吗？”可是好像“生活”里“废话”永远必不可少，于是她便学习着，像所有人一样说废话——不，是寒暄。
她端起我们面前的茶壶，已经喝完，她要重新沏，她有一套非常精巧的茶具，我正在犹豫着要不要说这套茶具好看——因为这也是有可能给她带来负担的“寒暄”，她自己说：“你知道吗？用这套东西完整地沏茶，每个步骤，是我专门跟人学的——因为那天有朋友要来，我在前一天去学会了整套程序......以前我眼里根本看不见类似沏茶这样的小事，我觉得它完全是浪费时间有什么意思，过去人真的过分激烈，现在改变了挺多的——应该是开始学着跟生活和解，跟它相互抚摸一下......曾经我对日常生活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许是因为，现在的她终于理解，无论怎么度过这一生，无论这一生是激昂地活着还是“浪费时间”地活着，归根到底，都差不多。
这种发现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好事，可是对于一个还必须生活里打滚的来说，太不愉快了。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