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变人形》是王蒙最重要的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当代小说的思想高度。但是，我没有想到《活动变人形》有一天会改编成舞台剧，在小说出版35年后的今天，再次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带给观众新的感动和沉思。
接受美学家姚斯曾说过，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座孤独的“纪念碑”，它更像一部管弦乐，总是不断地在读者中间引发新的反响。《活动变人形》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倪吾诚与妻子姜静宜、岳母姜赵氏和姨姐姜静珍之间的故事，绝大多数观众早已耳熟能详，但三个小时的舞台剧却仍能够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像迷一样地缠绕着你，撕裂着你，也燃烧着你，让你痛苦着他的痛苦，让你捶胸顿足，也让你欲哭无泪。一部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为何今天以舞台剧的形式重新引发新的思考？共情、共鸣在何处？
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文化、人性乃至女性的视角来分析这部小说和舞台剧。然而，历史的魅力有时恰在于其复杂性，倪吾诚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倪吾诚留下的问题，却并未随着那个时代过去，反而显得更为复杂和缠绕，这正是舞台剧《活动变人形》的意义所在。
近代以来，现代性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民族主题、社会主题，也是当然的文学和艺术主题。对于现代性的焦虑与渴望，以及反思现代性过程中所付出的痛苦和代价——从精神到肉体的代价，构成了王蒙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舞台剧《活动变人形》则以更加直观化的艺术形式，把这种“痛苦和代价”再一次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在今天这样一个完全变化了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中，提供了一次反顾中国社会现代性历史和进程的新契机、新可能。
这种“痛苦和代价”在主人公倪吾诚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和体现。倪吾诚显然是当代话剧史上一个独特的舞台艺术形象。那么，倪吾诚究竟是谁？“外国六”？“非驴非马”？“多余的人”？现代“孔乙己”？一个充满悲剧感的理想主义者？当然都对，但是又太过简单。倪吾诚是一个历史的“笑料”，还是一个背负着沉重悲剧感和绝望感的文学（舞台）形象？这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正视历史的代价和牺牲，是一种文化良知，更是一种文化责任。
舞台剧《活动变人形》以全新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小说最本质的思想内涵，并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对小说的再阐释。众所周知，倪吾诚的原型是王蒙的父亲王锦第，无论是倪吾诚还是王锦第，他们都是生活在时代之外的人，他们的“原罪”是“脱离实际”。是的，就如静宜反复“控诉”的那样，倪吾诚“不顾家”，他喜欢高谈阔论，喜欢讲英文、上饭馆，虽然他努力想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然而无论是在妻子还是孩子眼里，他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然而，又有谁真正怀着理解的同情甚至悲悯的尊重来认真地对待过他？任何一个合理的时代，难道不也应该允许某些哪怕卑微的“脱离实际”的人的存在吗？“脱离实际”就一定是大逆不道的吗？
从小说到舞台剧，并不仅仅是表现模式和艺术形态的转换，而是一种新的激活、对话与交响。改编是不同艺术元素的重构和创造性转换，更是思想的再发掘再激活过程。如何把握历史与当代之间的审美张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问题，而是在与时代的对话中激活新思想的可能。小说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写的是40年代的故事，在剧中80年代、40年代和当下，构成了独特的多重对话甚至潜对话关系，改编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在这种对话中所体现出来的当代文化立场。
很显然，倪吾诚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和文化道德主义的牺牲品。作为一个文学（舞台）形象，倪吾诚的困境，并不是个体性的文化困境，而是20世纪中国社会普遍性的文化困境。从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到《活动变人形》“外国六”倪吾诚，再到莫言《丰乳肥臀》中的“杂种”上官金童，这些形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想象与文化焦虑。我们呼唤着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也在排斥着、嘲弄着德先生、赛先生，对此，我们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仅以《活动变人形》为例，最讲实际的静宜、姜赵氏和静珍生活的又怎样呢？看看静珍每天的“功课”——洗“大白脸”和恶毒的“骂誓”，你就会明白，她们难道比倪吾诚更理想吗？
小说《活动变人形》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报应》。究竟是谁的“报应”？难道仅仅是倪吾诚一个人的？所谓“报应”，是无奈的认同更是认同的无奈。剧中有一细节：万念俱灰的倪吾诚，决定像他祖父那样了却此生——倪吾诚的祖父因参加“公车上书”，后自缢身亡——倪吾诚与他祖父不同的是，他上吊的“绳子”突然断了，他没有死成。绳子断了，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隐喻——历史终于走出了“报应”的怪圈！
温方伊是90后一代编剧的代表，《活动变人形》显示了她良好的艺术修养和才华，例如剧中有一细节：悲凉苍茫的沧州民谣“羊㞎㞎蛋，上脚搓……”在剧中反复出现三次，像黑色的幽灵，紧紧缠住了倪吾诚，也缠住了观众的心——而古老的民谣与倪吾诚的洋派行为之间，构成了绝妙的对话与间离效果，极大地增强了舞台的震撼力。
舞台剧《活动变人形》，既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更是一次与历史和未来的对话与交响。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