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拍《活着》不够狠

　　对《活着》，我自己也是不能看这出戏的，一看就要流眼泪。电影《活着》中，至少给富贵“留”了三个亲人，但话剧把十次“死亡”按原著全部照搬。之前余华让张艺谋指导电影的时候，张艺谋还是比较小心翼翼的。

　　坦白来讲，张艺谋不够狠，他面对命运的时候手软。张艺谋的知识分子气质在电影《活着》里面很浓重，应该说《活着》是他最好的作品。我不知道他自己承认不承认，但是《活着》这部电影，那种豪迈的气息没完全体现出来。

　　但这次我把原著原汁原味地搬上舞台，在话剧《活着》中一路从头到尾全部呈现，无论笑还是泪，都能紧抓住观众。我的解读是，原著《活着》里的那些死亡和悲剧，其实没有另一样东西重要，那就是幽默感。换句话说，笑很重要。抓住了这个点，才能让观众感受到“悲悯的幸福感”。

　　见到余华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平和，但同时他身上也有执拗。他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世界”，你进去之后就会被他这个“世界”彻底罩住。要不你就别进去，要进去你就得按照他的想法来。我觉得应该把他的这种“精神质感”在舞台上有所体现。

　　我的作品以前一直有重量感，这次的重量感更增加了。我最大的收获是对文学更敏感了，以后如果能在文学方面进行更多的对话，我觉得对我来讲会是一个更加舒服的事情。

　　我把小说里的死亡全部“照搬”

　　余华的人生能量，都放到小说里了，就像一口深井，我们稍微一挖就有喷泉。2008年冬天，我和余华在我们共同的意大利朋友家里聊天。我问余华：“能不能把《许三观卖血记》排成话剧?”余华答：“可以考虑先排《活着》。”于是，我们的合作就这么敲定了。中间酝酿了四年，直到2012年，我才下决心要实现这件事。我既没有导历史题材的经验，更没有导农村题材的经验，好在9月份首演的门票在7月份一开票就被秒杀了，我就跟黄渤和袁泉说：“票都卖出去了，咱们就踏踏实实做吧！”

　　《活着》的历史背景从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都有表现，导演这种历史题材最难的是把现实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进行提炼。现实的东西不好看，比如说淮海战役怎么表现？一群人在打仗，那没意思。“文化大革命”怎么表现？拍不好就会不好玩。对我来讲，最难的是要找到一个戏剧的语言和戏剧的氛围。

　　比如整部戏的舞台美术设计，一个个的沟壑，还有两边镜子的反射角度，还有人在这中间跑来跑去的画面感，强调的都是个人和整个空间的关系。这个特别重要，而不是把历史事件呈现出来。

　　《活着》的排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奇特的过程。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导演，我在排练的时候突然发现黄渤有魅力，但是光发现没有用，得把这个魅力展现出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展现。所以整个排练在漫长的一个多月里特别没意思，每天都在重复而已。

　　我就记得我自己在那儿卷烟抽，抽完以后待着，黄渤和其他的演员在那儿演，也没意思。可是在演出前十天的时候，突然间呈现出一种感觉，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就感觉这个戏开始好看了！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在前七天的时候，我们在排练场联排，我问他们年轻演员，这次的戏怎么样？他们说完了，这次算砸了。可我总觉得不至于，因为当时多媒体啊、灯光啊、表演啊、舞美啊都还没出来。联排第一天有点乱，但第二天整个剧组突然间就变了。所以说《活着》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戏，因为最后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神眷顾我们了，这个神我觉得是舞台之神，突然之间加持我们，全部的力量都爆发出来了。

　　所有人都觉得太神了，音乐、多媒体、新的调度，它是一个过程，像一个化学变化。我以前排别的戏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没有这次这么明显。

　　我知道我在跟谁说话

　　网上对我的一些评论，我基本不看。我知道自己有多牛，我也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儿，所以无所谓。

　　我甚至现在都没法骂人，知道谁不好也没法骂他，不值得骂，有时候骂了反而坏事。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多做我想做的事，干自己喜欢的事多来劲儿！有人说创作是为观众，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是谁，但是我觉得我排一个作品，实际上是为了这些朋友和理解我的人而做的。有些人我并不认识，但是他们在默默地跟我进行一个心灵的沟通，这个特重要。

　　这么说吧，我知道我在跟谁说话，我也知道我该怎么跟他们说话。我是勾肩搭背跟他说说像《柔软》这样的事，还是大众地说一说像《恋爱的犀牛》这样的事，说的状态不一样，说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我知道肯定有这么一群人，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和我一样，都在成长在变化，我们在共同抗争着什么，妥协着什么、改变着什么。我知道，我们都在一块儿做这件事，有时候个人的力量甚至集体的力量都不够，必须要时代的机遇才行。在这样比较复杂的、各种能量聚集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干你自己愿意干的事。

　　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干年轻人该干的事。二十多岁就做六十多岁人的事也没什么劲。年轻时做一些很疯狂很执着的事，其实只是为了证明我年轻，我有的是时间消耗，我有的是东西值得挑战和失败，而不是为了别的。

　　如果各种权衡，那你对一切东西都是掂量计较，那你这一辈子绝对越走越窄，年轻就要把人生的张力给最大化。

　　见滥不觉滥，见好不觉好

　　2013年5月的乌镇戏剧节，有很多年轻导演的话剧作品，戏剧节从整体效果上来讲还真挺棒的。乌镇戏剧节完全是国人自己独特的范儿，跟人文的东西、戏剧美学、公益还有旅游联系在一起，这个形式特别好，我觉得特来劲儿！但是明年我们要做的时候，还可以在好多方面再浓一点再大一点再多一点，成为年轻人的盛会；同时分层面，比如国外优秀的作品还可以容量再宽一点，这次有点窄。

　　陈建宏在两年前就提过，他要在自己的家乡—美丽的乌镇实现一个自己的梦。对他及我们来讲，大家都是共同做一件事情，所以钱不是最重要的。他要做一件20年、40年甚至100年都要继续的事，他的眼光和心胸都是很远大的，所以前两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十年、二十年以后什么样。

　　斯皮尔伯格年轻的时候，拍的电影也好多人都没看过，年轻时拍点别人看不懂的电影也挺好，路长着呢，着什么急？

　　现在有些年轻导演着急出名，着急挣钱，着急得到一些资源，可你首先得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啊！当有了这个才华以后，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来找你，所以根本不用着急。有人问我，什么样的导演或者什么样的作品，我才会推荐？我说很简单，一个导演、演员、舞美、编舞都不知道是谁的普普通通的作品，未知数也太大了。戏剧最重要的是需要积累，需要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积累，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你的能量就有了。

　　中国需要多样化，就那么几个导演哪儿行？怎么也得几百个知名导演，上千个各种各样的导演才行，剧院、戏剧教育、戏剧演出、戏剧活动才会多，大家对戏剧才会更了解。

　　近二十年来，观众对戏剧的审美其实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是“见怪不怪”，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以前的观众还是窄，只喜欢单一的形式，现在喜欢的类型多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第二是“见滥不滥”，商业性有时候做得特别滥，观众本来应该愤怒，但他们也没反应，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第三是“见好不好”，就是说忽视了一些有才华的年轻的好的东西，无论观众还是媒体，甚至包括我，都存在这种情况。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