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舞蹈界权威专家资华筠先生应邀来岛城做客,并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她的传奇经历、过人的记忆力和对文化艺术的见解,都给记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谈父亲
他是布衣银行家
资华筠生于1936年,她的父亲是知名银行家资耀华,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后来曾求学于哈佛和普林斯顿。在金融界长期享有很高威望。
“父亲是布衣银行家,又是一个金融学者。”资华筠说,父亲对自己对家人的要求都很严格,“最后写自传都是自己掏钱买稿纸,他解放前就有专车,但我们从来没坐过他的车。朋友都很爱戴他,他却‘君子之交淡如水’,尤其不参与他们的生意。”
资华筠说,在她印象里荣毅仁先生曾给他们家送花,和父亲关系不错,上世纪80年代初资华筠为中央歌舞团拉赞助曾到荣毅仁办公室对他说:“荣伯伯我们演出需要添置设备但经费不足,然后捏着两万元支票就回团里了。”此事被父亲知道后,她被大骂一顿,“父亲说,你怎么能去麻烦人家呢?那时候我在中央歌舞团做演出队队长,已经四十多岁了,但他还是毫不留情面地把我骂了一顿。”
“父亲与田汉是生死之交,但我一直到1983年才知道。当年他在日本留学时得了亚洲流感差点送命,田汉把他背到医院,救过他的命,两人关系很亲密,但因为解放后我搞了文艺,反而疏远了,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他与田汉先生的关系。他反对这些拉拉扯扯的事。1983年父亲得了癌症开刀,临手术前告诉我,田汉对他有恩,如果他醒不过来了,要我替他写一篇文章,感谢田汉。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搞文艺,田汉与我是过命的交情,肯定会来往很多。”
凡事要靠真本事,不拉关系,走旁门左道,这是父亲对资华筠最大的影响,“一直到后来,我在全国性艺术比赛中当评委,不接受拜托,只要提意见,都是真心所想,实话实说,起初也引起一些非议,但时间长了,始终如一,大家也很信服。”
谈母亲
她把我们当成“寄宿生”
资家有三个女儿,资华筠的姐姐资中筠清华西语系毕业,是知名的美国问题专家。妹妹资民筠北大物理系毕业,是空间物理学科的学者。资家实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学有所长,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建树。而在资华筠看来,这既得益于父亲的“身教”,又得益于母亲的“言传”。
资华筠说:“我的母亲当过教师,所以她把我们当成寄宿生来教育,她有教育人的瘾。”她的母亲曾先后为三个佣人扫盲,“一直扫到能读 《人民日报》。”而在女儿们的教育问题上,长女资中筠算是典型。“《四书》《五经》小学之前就解决了,家里有英文教师,有法文老师,有高等数学老师,钢琴弹了七年,你想想她的童年怎么过的?”“我姐姐在学问方面真是没得说,她《资治通鉴》能背下来,所以她后来给毛泽东当翻译不紧张,她说,我不是英文比人家好,是中文底子好。”
资华筠说,在读书方面,她得益于母亲提倡的“使用全脑”,要求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这样学习效率特别高,“有时听一个特别没劲的发言,习惯于精神集中,也会记得很清楚。”此外,母亲要求“闻短则喜”,比子路说的闻过则喜更进一步,因为母亲说:“等到有过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虽然我在家只有十四年,但是家庭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尤其是家训“坏事从说谎话开始,失败从迟到开始”令我终身受益。”资华筠说。
学舞蹈
钢琴老师培养我
资华筠的姐姐读清华,妹妹上北大,她却在14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舞蹈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她说,和舞蹈结缘是因为钢琴老师的培养。
资华筠说的钢琴老师是知名钢琴家刘金定,她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是钢琴家刘诗昆等的启蒙教师。刘金定发现资华筠的节奏感特别好,身材又比较适合跳舞,就自作主张把她送到当时俄罗斯人在租界里开的舞蹈学校。还代交了两个月的学费“那位老师是与乌兰诺娃同时期的,芭蕾舞的造诣很高。那时候多是富家子弟在学,多半并不适合跳舞,没有像我这样身体条件的,我当时才9岁。她很高兴,很早就送我足尖鞋。学了两个月后,请我妈妈去,老师对她说,你这孩子有天才,你要把她带回家我会哭的。后来我妈妈想了想,就给我讲条件,如果你考一次第三名以下,就停止学舞蹈。有这个约束,我学习特别好,几乎都考第一。”
资华筠说,那个舞蹈学校的学费较高,后来甚至要交美金,但她还是坚持学了两年。两年学完汇报演出时她跳了 《天鹅之死》,当时天津《俄侨报》刊登了,说资华筠是 “未来的芭蕾明星”。“到了中学妈妈也不许我学了。说我继续学下去会轻浮。因为那里面确实都是富家子弟,连曹汝霖的孙女也在里面,当时可口可乐非常贵,我们休息时,小伙伴们就啪啪地打开可乐喝。我手里从来没有钱,在同学里是很寒酸的,但是大家都不会看不起我,因为我业务好,妈妈说,你知道了吧,人靠什么有尊严,是靠本事,不是靠钱。这些教育对我都是根深蒂固的。”
说老伴
他遏制了我的虚荣心
资华筠14岁时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少年班,后入选中国青年文工团出国演出,1952年中央歌舞团成立,资华筠是建团骨干,此后一直在这个国家歌舞团工作到五十岁。资华筠以超强的毅力长期坚持自学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于1987年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
资华筠的老伴王寿印是中央歌舞团同事,专业是打击乐(后任该团副团长)。资华筠说:“我们俩明确恋爱关系时他就是乐队队员,我也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我觉得无所谓,我妈妈也这样认为,她说,第一你们要自力更生,有一技之长,第二你们要真正相爱,有幸福感。家境不论,我们三个姐妹的婆家都比我们家条件差,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
虽然资华筠在舞台上下都风风火火,但“很在乎他欣赏不欣赏我,他很淡定、宽容,我发现他对我的虚荣心不满意,就会克制,在生活上他对我很照顾,生病之后更是无微不至,但对我的毛病并不放纵。他是我的终身饲养员、教导员,现在我眼睛不好,他是我的拐杖。他没有什么‘肉麻’的话,现在老了有时还挎着胳膊,年轻时很少。”
资华筠是全国政协很有影响的委员,一贯关心弱势群体。人民政协报曾以“大侠资华筠”为题在头版刊发过报道她的文章,“像反对大晚会的奢华风,我十年前就提过了,见义勇为法,也是我的提案。”晚年的资华筠仍然不辞劳苦地为文化事业和民生实事奔波。
“我现在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就是血象不好,免疫力低,怕感冒……”资华筠与记者说起一般人“谈虎变色”的血液病时,就像是谈科研课题:“当初得病时大夫说,这种病人平均能活五年,你看,我现在已经九年了……”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