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阿库宁
被访者：鲍里斯·阿库宁
采访者：王小星
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是谁？被问及此，很多俄罗斯人会脱口而出一个名字——鲍里斯·阿库宁。后者的小说常年“霸占”俄罗斯畅销书排行榜，从2000年至今销量已过1000万册。这些小说并非肥皂剧，其中不乏文学性和历史深度。可以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文坛，鲍里斯·阿库宁是最通俗的严肃作家，同时也是最严肃的通俗作家。
鲍里斯·阿库宁本名格里戈利·契哈尔季什维利，1956年生于格鲁吉亚泽斯塔波尼。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官，曾参加过卫国战争，母亲是俄语教师。在他两岁时，他全家迁往莫斯科。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历史语言系毕业后，他当过日语和英语翻译，曾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译成俄语。
1998年，作家以“B·Akunin”（鲍·阿库宁）的笔名出版了侦探悬疑小说《冬日皇后》。这是个文字游戏——“Akunin”是日语“恶人”一词的俄语音译，“B·Akunin”连读则是俄罗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名字。直到后来，作家才将笔名改成了鲍里斯·阿库宁（Boris Akunin）。
《冬日皇后》的背景是1876年的一起青年男子自杀案。书中的主人公——年轻的侦探艾拉斯特·方多林，发现了自杀案背后的国际恐怖组织罪行。此后，阿库宁又推出了13部方多林历险记系列小说。它们都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社会革命思潮高涨，各种地下组织活动频繁，俄罗斯帝国命运面临转折的关键期。
这些小说都有好莱坞大片般的娱乐元素，大受读者欢迎。但娱乐元素并没有减低阿库宁小说的深刻程度：故事的主人公方多林从来不会完全胜利。相反，每侦破一起案件，他对于人生似乎就多了一丝绝望。即使凶手最终被绳之以法，善恶依然势均力敌。书中的人物不是非黑即白，更多的是处于灰色地带。
方多林历险记系列
在方多林历险记系列之外，阿库宁还创作了以修女佩拉吉亚为主角的“乡村侦探小说”系列、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死亡交杯酒”系列、以方多林孙子和祖先为主角的“硕士生历险”系列等侦探悬疑小说，均反响不俗。
尽管阿库宁的作品与历史有很深的关联，他却是典型的后现代作家。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暗指、影射、引用、借鉴等文字游戏。有时他借鉴的不仅是前人作品中的某些元素，而是整个写作风格。最典型的例子要属他的《FM 密码》——小说全文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围绕遗失的《罪与罚》手稿展开。
《FM密码》中文版
在他的短篇小说集《玉念珠》中，十个故事分别以艾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翁贝托·埃科等十位作家的风格写成。而在剧本《阴和阳》中，阿库宁将一个侦探故事以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叙述了两遍，仅在细节上做了微小改动，便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且每一种都令人信服。他还使用同样的方法“续写”了契诃夫的《海鸥》。
近三年，阿库宁完全投入了历史研究，开始撰写《俄罗斯国家历史》丛书。这套丛书从俄罗斯的起源一直写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衰落，预计出版8卷。本月，丛书第三卷的第二部分《欧亚之间—17世纪》刚面世。
近日，围绕其创作，记者对阿库宁进行了邮件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我的主人公都是反面人物”
鲍里斯·阿库宁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成为一个作家的？
鲍里斯·阿库宁：40岁时，我才决定成为一名作家。那时我觉得生活很无趣，原来的编辑职业令我厌倦。我意识到，如果不开始新的生活，我会衰老得很快。
记者：你为什么开始写侦探小说？为什么选择把历史，尤其是19世纪的俄罗斯历史放进侦探小说中？
鲍里斯·阿库宁：我决定写侦探小说，是因为这是最有意思的题材，自古以来就有互动性：作家和读者在竞赛，前者想把后者搞糊涂，后者想识破前者。如果作家能让读者保持好奇心到结尾，他就赢了。
我开始写关于19世纪的犯罪小说，是因为我不认识现在的任何罪犯，也不认识任何侦探，写出来会不真实。写19世纪的更简单——所有的见证人都死了，没人能揭穿你。
记者：你大学学的专业是日本语言与文学，后来成为日本问题专家和日本文学翻译家。这段经历给你的写作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鲍里斯·阿库宁：这段经历赋予了我另一种异于西方人的看待生活的角度。日本文化的主题是“怎样做会更有意义”，而不是“为了什么”。也就是说，你行为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点影响了我。
记者：你为什么给自己取笔名“阿库宁”？这是日语中“恶人”的音译，它的背后有什么含义？
鲍里斯·阿库宁：我每部小说的主人公都不是正面人物，而是反面人物。我对“恶的诱惑力”这个题材感兴趣，因为恶更吸引人，所以我决定塑造一座展览馆——里面住着形象各异并且有趣的恶人。
喜欢柯南·道尔，而不是阿加沙·克里斯蒂
记者：你曾说过，俄罗斯文学中，对你最重要的三部作品是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布尔加科夫的《白军》和东正教修士吉洪所著的《主教》，为什么？
鲍里斯·阿库宁：《哈吉·穆拉特》完美地结合了简练性、印象主义元素以及内容多样性这几个特点，是俄罗斯文学大师托尔斯泰最出色的作品。
至于《白军》，只有阅读原文，才能体味到它的价值——它是纯粹的乐章，文学中的“魔笛”。
《主教》则让人感觉轻抚一根琴弦，就能弹奏出缠绵悱恻的旋律。它让人心中隐隐作痛，却又哭不出，只能悲伤地微笑。
对我的写作产生深远影响的，也主要是以上三位作家。另外，小的时候，我很喜欢亚历山大·格林和温尼阿明·卡维林的长篇小说《船长与大尉》。
记者：你翻译过英国女作家菲丽丝·桃乐丝·詹姆斯的犯罪小说。哪些国外的推理小说家给过你启发？
鲍里斯·阿库宁：我是英式侦探小说党，不是美式的。而在英国派里，我喜欢柯南·道尔，而不是阿加沙·克里斯蒂。我还喜欢高罗佩创作的、发生在唐朝的侦探小说。
记者：读你的作品时，很多人会想起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和“互文”的概念。你觉得你是典型的后现代作家吗？
鲍里斯·阿库宁：当然是，因为我的书不是直接取材于生活，而是源于其他文学作品。隐喻和对其他文章的暗指，是我与读者玩的游戏的重要部分。
记者：你觉得你是会控制读者的作家吗？你会否事先设计好读者该在哪里哭、该在哪里笑、该在哪里害怕、该在哪里紧张？你会按百分比设计好书里的各个部分吗？
鲍里斯·阿库宁：我不只会提前构想好，我还会将读者分成16个心理类型，一部小说针对一种心理类型。我会制作每本书的呼吸时刻表，让读者急促的吸气与缓慢的呼气相互交替。
今年，作为实验，我开发了一个互动式网络项目，名叫Osminog（网址：http://osminogproject.com/）。这是一部情节由读者回答的问题推动的小说。每位读者看到的小说结局可能都不一样——它一共有八种结局。
结束的时候，在读者做出的选择的基础上，他们会获得心理专家的评估：你是什么样的人。
俄罗斯文学已丧失了它90%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
记者：迄今为止，你最畅销的作品是哪几部？
鲍里斯·阿库宁：读者最喜欢的是方多林历险记系列。最畅销的是被翻拍成电影的那几部（注：《冬日皇后》、《谍影围城》、《五品文官》、《土耳其式开局》）。
《土耳其式开局》海报
记者：它们的畅销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联吗？
鲍里斯·阿库宁：几乎为零。
记者：外界认为，你的文学创作恰好开始于俄罗斯大众文学勃兴之际，你是一个俄罗斯文学的新时期代表。据你观察，1980年代末期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剧变，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对此如何评价？
鲍里斯·阿库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文学不再思考与其紧密相连的领域——哲学、宗教、经济。而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特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文学变得更加轻松，或者说更具文学性了。与此同时，俄罗斯文学丧失了它90%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
我觉得这样很好，很对。哲学问题应该交给哲学家。
记者：这种变化是否造成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巨大分野和对立？
鲍里斯·阿库宁：分野是必然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分工。对立我认为不至于。对立应该存在于好的文学与坏的文学之间、活的文学和死的文学之间，至于作品属于哪个范畴，是个人的选择。
记者：你说：“通俗文学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比精英文学还要重要。因为对通俗文学感兴趣的人更多。通俗文学并不一定就是粗浅的，它也可以是崇高的、具有专业水准的。”而俄罗斯批评家邦达连科曾批评你，称你不是在写书，而是在编制商业方案。在现在的俄罗斯文学界，通俗文学很难得到文学性的大奖，为什么？
鲍里斯·阿库宁：这样写的评论家已经过时了。通俗文学销量高是必然的，不然它就没有意义了。至于为严肃文学设立的奖项，没有必要颁给通俗作家——对于通俗作家来说，登上畅销书榜单就是最好的奖励，用不着去抢非商业文学作家的荣誉。
“我想理解自己的国家”
记者：你曾将多位日本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俄文，包括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在你看来，让西方读者读懂亚洲文学，障碍在哪里？
鲍里斯·阿库宁：如果翻译得好，是没有障碍的。日本文学在俄罗斯很受欢迎。在俄罗斯的畅销书排行榜上，村上春树曾数次超越我的排名。
当然，翻译是一项很难的工作。无论是在语法方面，还是民俗方面。一般来说，本土读者十分容易抓住的一个笑点，外国人却会因文化差异无法理解。这是最难译的部分。
记者：请谈谈你的新作《俄罗斯国家历史》。作为一个作家，为什么你会想写历史书？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有争议的历史？
鲍里斯·阿库宁：我想理解自己的国家，想明白她胜利和失败的真正原因，想明白她有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为什么。这就需要从根源研究她的生平。
《俄罗斯国家历史》我已经写了4卷，写到了17世纪末。很多事件都变得清晰了。如果出现有争议，有不同阐述的片段，我会列举出所有的版本，并写出我认为哪种说法更真实。在“9世纪俄罗斯国家观念的起源”“谁创建了俄罗斯”“伪德米特里出身” (注：17世纪初，德米特里自称是伊凡四世侥幸存活的小儿子，从而成为俄罗斯沙皇）这些事件上，我都这么做了。
记者：你经常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你认为作家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鲍里斯·阿库宁：作家是写文章的人，如果走运，他可以以此为生。如果作家是公众人物，人们会关心他对文学以外的事物的看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名作家和名演员、名音乐人没有区别。如果有，也只是因为职业，他更长于运用语言。
我把文学和自己的政见区分开来。我为了文学而写作，通过社交网络和采访表达自己的观点。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