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瑞埃拉·泽文
今年6月，美国女作家加布瑞埃拉·泽文的《玛格丽特小镇》一书在中国问世。这部书是她10年前的处女作。
此前，她最受欢迎的小说是《岛上书店》。刚出版不久，《岛上书店》便成为美国独立书商选书榜第一名。有人将其列为“治愈系小说”，有人评价这个小说塑造了书迷们的理想国。这本书在中国也受到追捧,2015年4月问世后，7个月销量破百万。在2015年亚马逊中国年度图书排行榜上，《岛上书店》位列畅销图书榜第三。在豆瓣网上，关于此书的评价已经超过3万条。
8月16日，加布瑞埃拉·泽文受邀来到上海，参加为期一周的上海书展。抵达当晚，崔莹对她进行了电话采访。
以下为采访内容。
《玛格丽特小镇》充满反思，《岛上书店》关注更广阔的世界
崔莹：今年6月，你的处女作《玛格丽特小镇》在中国问世。这本书是你在《岛上书店》出版之前的作品。这两本书的异同是什么？
加·泽文：《玛格丽特小镇》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作品，如今我已经39岁。假如在今天，我是写不出《玛格丽特小镇》这样的书的——它写的都是我在二十多岁时关注的内容，现在的我和当时的差异很大。现在我再去读那本书，感觉它仿佛是别人写的。
谈到相似点，《玛格丽特小镇》和《岛上书店》的风格相似。不同的是，前者是关于女人的书，后者是关于男人的书。我想，在二十多岁时，我是写不出一本关于男人的书的。此外，《玛格丽特小镇》充满了反思，而《岛上书店》关注更广阔的世界。
崔莹：这或许意味着现在的你比二十多岁时的更成熟了。
加·泽文：现在的我比二十多岁时的我少了些自恋。当你更多地考虑世界而不是你自己时，你也能更多地了解你周围的人。
崔莹：《玛格丽特小镇》的构思奇妙。男主人公在一个夏天看到了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人生的各个断面——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这一点上，你是否从《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中得到启发？
加·泽文：在写《玛格丽特小镇》时，我还没有读过《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不过后来我也意识到这两本书的共性，甚至我的出版商在推广《玛格丽特小镇》时，也将其同《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相比，这样的对比很恰当。
《玛格丽特小镇》写的是一个女人在一生中不同阶段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变化通常要比男性的大，特别是身体上的，比如怀孕生子，所以《玛格丽特小镇》也是对男性的“警告”吧——当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他实际上娶的是好几个女人。
崔莹：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叙述主体的不断转换：男主角、玛格丽特、胎儿、旁观者……你选择复杂的穿插讲述，为什么？
加·泽文：我想让大家感受到玛格丽特的不同层面，所以在每个部分，我让不同的人物（包括玛格丽特自己）来讲述她的故事。人的一生仿佛不同风格的书，孩童时期像图画书或童话书；假如得了癌症，这本书就变成了科幻小说或恐怖小说。我很喜欢用这些讲故事的不同技巧，来展现一个人的一生。
崔莹：在这本书中，你想体现怎样的爱情观？你个人如何看待爱情？
加·泽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写道：“如果世事变迁，爱情就变质，这就不是真爱。”也就是说，当你的爱人生病、变得不再美丽时，你也要继续爱对方。当决定和某人结婚时，你要准备好应对对方有可能发生的变化。我相信的爱情也是在这样的框架下——爱情要允许对方的成长和变化。
我个人呢？我和同一个男人在一起21年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幸的婚姻就是还没来得及调整好的婚姻。所以大多数时候，如果两人相处发生不愉快，不必焦虑，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只有成为好的读者，才能成为好的作者
崔莹：《岛上书店》是你创作的第八本小说。2014年，这本书当选美国独立书商选书榜第一名。这本书的故事是围绕一家书店展开的，它的灵感从何而来？
加·泽文：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对现代科技（比如电子阅读器的出现）如何影响人们阅读方式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也开始思考，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网络或阅读器阅读时，为何纸质书依然重要，书店依然重要。某种程度上，我是用《岛上书店》这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
另外，读书是非常孤独的一种行为，所以我把这个书店设置在岛上。这里使用了隐喻。而当不同的人读同一本书时，这本书又将大家联系在了一起。我在小说中也尽量体现这些读书的奇妙之处。
崔莹：你为什么对书店如此了解？
加·泽文： 实际上，以前我就很喜欢书店。我喜欢在书店里看书，喜欢书店里的味道。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唯一放心让我自己待着的地方就是书店。父亲会给我5美元，让我挑自己喜欢的书。对我而言，书店也意味着自由。
我的第一本书在2005年出版，之后我到书店进行讲座和签售，接触了大量书店。我和书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将其视为商业场所，好像不如以往那么热爱它了。然后我就想通过写《岛上书店》重新爱上书店，重新成为好的读者。因为只有成为好的读者，才能成为好的作者。
崔莹：现实生活中，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书店有哪几家？
加·泽文：在美国，我最喜欢的书店是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格罗利尔诗歌书店（Grolier Poetry Book Shop) 。它完全是为诗歌爱好者量身打造的，我特别渴望住在这样的一家书店里。
纽约百老汇大街莎士比亚书店
我喜欢的另一家书店，是位于纽约百老汇大街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这家书店有很多关于话剧的书。我还喜欢迈阿密海边的“书和书”书店。它的中央有个很大的海明威式酒吧。
我个人认为，书店最重要的部分是经营书店的人，他们选书的喜好也影响着书店的品位。有些书店很漂亮，但是没有灵魂。
崔莹：你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们读的书决定我们的生活。你读过的哪几本书对你的生活影响较大？
加·泽文：16岁上高中，英语老师推荐我读小说——之前我从未读过小说，只读过一些经典著作，我甚至不知道当代人也可以写小说。我读了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这本书讲述的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遭遇种族歧视的经历。虽然这本书和我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书中的最后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谁知道呢，也许故事讲的就是你”。正是这句话让我体会到小说的可能性——你可以读一本描写和你完全不同的人的书，作者可以通过它与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对话。由此，我感到小说创作的力量。
另一本影响我的书是托妮·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它充满艺术感，同样向我展示了小说创作的方式。
小时候，影响我的书是E. B. 怀特的《夏洛的网》。它讲的是一只蜘蛛如何织网救小猪的故事。现在再看，那本书也是关于写作的。夏洛是作家，她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名誉，而是为了改变生命。这本书也督促我思考写作的重要意义。
崔莹：你也提到，《岛上书店》主人公A. J. 费克里的阅读品味并不总等同于你的。那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加·泽文：我近些年更喜欢读短篇小说。人们（至少在美国）通常认为，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好。但我觉得有些长篇小说比较失败。
最近我读到的最喜欢的小说，包括詹尼·奥菲尔的《猜测部门》、汉雅柳原的《小生活》，埃米莉·圣约翰·曼德尔的《第十一站》和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我的名字叫露西·巴顿》。最近我还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些书。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但她的作品我尽量少读，因为读她的书需要我认真地坐在那里，完全投入。
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大都出自女性作者之手。
“局外人”的视角是作家的理想视角
崔莹：你的母亲是韩国人，父亲是俄罗斯裔美国人，这样的身份如何影响你的创作？比如《岛上书店》的主人公A. J. 费克里就来自东南亚。
加·泽文：有这样的背景，我感到很幸运。有趣的是，无论我在哪里，人们都不觉得我是当地人。这让我很容易沉浸于不同的文化——因为人们不知道怎么把我分类。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身份也赋予我局外人的视角，这也是小说创作者的理想视角。我们的世界上充满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家很有必要将这些反映在作品里。
崔莹：你在哈佛大学学习英美文学的经历，对你从事写作有帮助吗？
加·泽文：是的，非常有帮助。英美文学的学习教会我更深刻地理解别人的作品，掌握更多的写作技巧，尤其是那些优秀作家的写作技巧。也是在哈佛读书阶段，我接触到大量国际和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此外，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当时选修的一门课是《圣经》。大家可以像研究文学作品那样研究圣经。
我想，现在的作家总是和以前的作家对话，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之上创作，书与书也通过历史对话。这些都是我在哈佛领悟到的。
崔莹：《玛格丽特小镇》和《岛上书店》被誉为“治愈系”小说、鸡汤文学。对此你怎么看？
加·泽文：这并非我写书的目的。大家通常认为，如果一部作品只是让人感觉良好，起到“治愈”功效，那么它的文学性就弱，书的质量就差。在美国，也有一系列“心灵鸡汤文学”。这些书质量很差，里面大都是些小故事和励志语，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甚至并非出自作家之手。
而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也帮助读者理解世界。我想，我的书中展现了形形色色的人，它并非在教人“如何生活”。当然，如果读者看完感到心情好一些，我也会很开心。
崔莹：有网络读者从你的著作中摘抄出成千条“引言”。你是怎么写出这么多让读者感兴趣的句子的？
加·泽文：我喜欢不断打磨语句，几乎吹毛求疵。但我并非故意写成引言。
崔莹：你通常在什么环境中写作？
加·泽文：我每天的工作都比较有规划。我起床很早，喜欢午休，这样写作效率更高。
我写作时不回邮件，不看社交软件，完全沉浸在故事里。我习惯在完全安静的环境里写作。我也喜欢收拾房间，房间很整洁。（笑）在不受外界打扰的、整洁的环境里，我才能产生写作灵感。
崔莹：你最近在写什么？
加·泽文：来上海前，我刚完成一部新小说。这是关于一个在年轻时犯了错的女人的故事，这个错误伴随了她一生。这也是一个母亲如何防止女儿再次犯错的故事。
（注：加·泽文将于 8月18日16:00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参加“关于书、书店及爱书人的未来”文学对谈，8月21日14:30在“衡山·和集”举办读者见面会）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