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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罗皓菱

　　受访者：阿乙

　　7月，阿乙又住院了。几年来，因为生病，他总是在医院进进出出， “我在医院看见的死者，比在当警察时看见的还要多。”因为长期服用激素，他的脸已经从加缪圆成了巴尔扎克。

　　死亡的意象在他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中几乎成为一种底色。阿乙说因为老是受到死神的威胁，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在文字里处置他，“比如把死神抓住，吊打一顿，准备处死死神，最后被一个老头放跑了。”

　　对于文学，阿乙有一种圣徒式的执著。在出入医院的剩下时间里，写作大概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即便是不得不参加的活动，他也总是拿着一本小说，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条。当一个人已经看见了“伟大之光”，又怎么能忍受平庸的文字呢？

　　在我们对话的第二天，阿乙说他又要住院了。隔着屏幕，我彷佛也看见了那个“黑色森林”，作家阿乙独自行走其间，面对无尽的黑暗。一时无语，默默地打了几个字“趋光而行”，又觉得有些矫情，回车，删除，只剩下黑屏，像一个黑洞。

　　罗皓菱：《情史失踪者》是你的最新短篇小说集，能谈谈这本小说集和之前的《灰故事》《春天在哪里》等有什么不同吗？

　　阿乙：目前我一共出版四本短篇集，先后是《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平均两年一本。我想它们是沿着阶梯上进的，如果不是，至少也展示出它们之间的不同。《情史失踪者》主要体现在叙事方式上，变得更细致，强调精耕。我曾听格非教授的弟子告诉我，教授称赞我写作的密度很大。在编辑的努力下，格非教授给这本书写了推荐语，他说：“很显然，阿乙的小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密度感，但同时，他成功地保持了行文的简净、流畅和自然。他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这样的表赞让我心潮澎湃。我一直认为格非、余华、苏童那一代是中国文学进步的象征。这种崇拜的感情怎么说呢，类似马尔克斯和教皇共同上了一次厕所，这让马尔克斯铭记终生。

　　罗皓菱：你在这部书的扉页上的写道“尽量多地表现”，这是这部小说集在美学上的一种探索吗？

　　阿乙：是的。我在尽量多地表现小说里应该出现的场景和动作，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进入到文本的世界。有时我们在梦里会对自己说的，这是真的，这不是做梦。构成我们这种自信的，是我们在梦中的所见，我们见到的一定栩栩如生。小说和电影一样，只是一场幻梦。但是这个梦一定要做得比现实还要结实和清晰。我在《虎狼》这篇小说里刻画一名农妇自杀的场景，反复用了几千字。有一位读者说他非常惊恐于最后农妇割喉成功时的描写：“鲜血像早上升起的国旗，被卫兵戴着洁白手套的手猛然抛洒出去。”有时，他人杰出的表现力常使我迷醉。比如我至今还记得的四个字，“地湿难行”。这本《情史失踪者》就是想在表现力上集中做一次训练。

　　罗皓菱：第一篇小说《肥鸭》献给“蔡柏菁”，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阿乙：蔡柏菁是我故乡报社曾经的社长，或者说主编。现在退休，在努力写五言诗。我回乡时常和他见面。有一次我们见面后分手，我恰在此时说，蔡老师如果有什么好的故事可以讲给我听。我本意是以后见面再听他讲。谁知他走回去几步即折返过来，跟我讲了一个关于诅咒的差不多是真事的事，我将之写为《肥鸭》。

　　罗皓菱：《肥鸭》讲述了一位少女与她的祖母如何在平常的市井家庭中相杀，最后分别离奇死去的故事。这种平庸的恶体现了中国家庭文化中的劣根性，让人过目难忘。

　　阿乙：小说呈现的是事件、事情，有时只是一些情节。但因为它对时代的忠诚，因此它总能反映出一些文化上的真实来。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祖母和孙女之间的这种根深蒂固甚至是上溯千年的敌意。然而写完我自己也看清，她们其实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庸活着。在我经验里，我很少看见男性会在家庭里邀功请赏，但是我有见过女性在家庭里的彼此践踏。小说里所写的这名少女，其实比较现代，她是超然于这种妇女身份的约束的，她关心的无非是她的爱情。真相是，正是她被一个叫开锁匠的男子玩弄了，因此她选择自杀。而她的死亡正好和祖母对她的诅咒吻合。祖母说：我要是死了，就一定把你带走。说到这里，我还是比较自得的，你看，我从来不写什么祖母和孙女相拥哭泣之类的。我一直在逃避虚假情感对我的绑架。我所面对的是县城及乡村里的祖孙体系，我能感受到里边的真实。

　　罗皓菱：仅仅是展示“恶”确实会形成很大的冲击，但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先前走一小步。有的时候能把“善”写得让人信服，好像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阿乙：善是可以写的，也是值得写的。我目前之所以还没有去写，是因为我还没有寻找到这样一个令自己感慨的原型，或者说书写对象。还有就是我自己欠缺那种皈依感。我还没找到一个可以皈依的，将自己的心灵交付出来的地方。我一直不喜欢加缪的《鼠疫》，而迷恋于他的《局外人》，因为前者的伟大或者说责任感，出现了空洞感。我相信是难度迫使很多作者在写善时止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会写到，托尔斯泰写过伟大而成功的作品，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大匠，在人类历史上毕竟屈指可数。

　　罗皓菱：《情史失踪者》这一篇我看得有些不得要领，但这个文本也恰恰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能谈谈这篇小说的创作吗？

　　阿乙：这篇小说来自于一场梦。在梦里，一个在现实中我似乎已经忘记的人突然出现，清晰无比。她正处在奄奄一息的境地。你知道，梦经常会做出一些实验。在这场实验里，我既是旁观者，也是主角。我看着我走向这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我看着自己装模作样地说些话，还试图安慰她的亲人。梦醒后，我为梦里面所展现的清晰逻辑震撼，草草记录下来，后来就写成小说。

　　罗皓菱：《作家的敌人》非常有意思，讲述了一个名利双收、享有极高声誉的老作家，已被浮华消磨了灵感和写作技艺，却存有鉴赏力，他发现了一个极有天赋的新人，并因此备受折磨，精心计划着阻止新人崭露头角的阴谋……这是对我们当下文坛的某种嘲讽吗？

　　阿乙：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写的一段文字，惊为天人。害怕起来。后来我找到他更多的作品阅读，直到我确信，绝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一个傻子，我才放心起来。说起来我从来不害怕谁，但是那一天就害怕起来。你看，突然出现一名天才，他和你的区别，就相当于巴萨和北控燕京足球俱乐部的区别，你不就得自卑、嫉妒，还有痛恨。但有时候，我认为我应该来扮演这个镇压他人的角色。不过后来我看见有很多不自知的人也是这样想的，我也就算了。这就跟诺奖梦一样，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梦，后来就很少有，因为我看到太多很次的人同样也有这个梦想。这种糟糕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仰望星空，自以为只有自己看见了很多光年以外的明星，偏过头一看，牛也看见了，羊也看见了，蟾蜍也看见了。

　　罗皓菱：你的小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密度感，读起来其实挺累的，有想过放松一点节奏吗？

　　阿乙：有考虑过。但是这种放松并不是想让读者感觉舒适，而只是为了让叙事变得更明朗。密度变大会使写作者的潜能得到更大的开发。我很喜欢福克纳的长篇《押沙龙！押沙龙》，我是拿着笔，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读完我想去寻找他的坟茔，我知道我是他的美好的读者之一。

　　罗皓菱：这本小说集子里充满了各种死亡、尸体的意象，北岛老师说看你最近写的作品“越来越瘆人”，是不是跟你生病住院有关系？生病这件事情会非常显著地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吗？

　　阿乙：作为最近也是最强烈的经验，生病会冲击到笔下。我在医院看见的死者，比在当警察时看见的还要多。有一天，有一位住院半年的病友，迅速恶化，辞世。下午她的床位上就什么都没有。她的父亲以臂为枕，在那空空的床位上假寐。晚上，我在病房里转圈散步时，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些出院的病人。有一些出院的病人因为忘记什么东西而返回病房寻找。我想那位死去的病友也可能回来寻找什么，翻箱倒柜的。有一天，我和邻床讨论，我们穿的病号服一定是死人穿过的，即使死人死亡时的病号服被销毁了，他生前穿的也是被送到消毒站，然后供我们这些病友循环使用。

　　罗皓菱：有一种说法是我们今天的社会过于平庸、无聊，碎片化的生活几乎就是全部。很多作家感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缺乏故事，你怎么看？

　　阿乙：在城市，今天的人们在生存上的压力要小于过去，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更多，信息也变得不那么珍贵了。总之，谈论这些都是可耻的。

　　罗皓菱：最近看你接受采访说的一句话挺有意思的，“目前的文坛太需要一些穿西装打领带、有知识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介入，以扫除现在腐朽的气息。”

　　阿乙：文学得向高智商、受过高等教育的、拥有更高智慧的人，敞开大门。我之所以崇拜上世纪的先锋一代，就在于他们相比较于前一代展现出更高一层的智慧。我们需要刘禾、唐克扬、邹波、徐芜城、黄灿然、施茂盛、周恺、朱岳、李敬泽、邱华栋、陈东东这样的人把文学的水位提高。要让文学重新变得更雅，更具有一种贵族气。而不是在那些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接地气文学、痞子文学、夫妻之间互相背叛又终于原谅了对方的文学，这中间打转。庸俗的情感是目前文学的大敌，一些情感连鬼都不相信，但是因为在目前的文坛比较认，便大行其道。这让我想起别人传来的一个可能不存在的段子，说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结束了现场访谈，来到幕后，和同事击掌，耶，又煽哭一个。

　　有一些文学作者就是这样的，制造这些平庸的文字，祸害后进者和读者。让人想起孔子的一句话，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