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舒晋瑜
被访者：王树增
《抗日战争》，王树增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
有人问我作品中有没有鲜为人知的东西？我说作品的真正价值不是揭秘。历史哪有内幕可揭？我的功夫在于对所有史料的去伪存真，提炼你需要的东西，给读者提供真正的个性解读。揭秘不是我的写作追求。
和其他战争题材的作品不同，王树增的写作，尤其注重人文情怀。
写作中除了查证大量的史料，也不乏实地走访。但是，他了解的不是对于当年某场战争的回忆，而是细节。他相信对方沧桑的脸上写满历史，远比那些冰冷的数字更能带给他生动鲜活的想象和体悟。
继《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之后，王树增完成“战争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抗日战争》。作品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线索，以第二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胜利背后的真实故事。《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新写作，是对抗日战争的全新认知，它带来的是全新阅读战争的体验。
近日，王树增接受记者采访，谈他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的转变，以及“战争作品系列”写作的动力及追求。
记者：写作《抗日战争》在今天有怎样的意义？您的写作过程中有什么独特的体会？
王树增：抗日战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近代以来中国军民抗击异族侵略经历时间最长、付出的代价最大，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场伟大战争。这场战争的突出特点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军民用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维持这场战争的整个进程，托举着这个民族的血脉。同时，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以及我们国家的安全危机，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应该高度警醒。很可能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需要我们的青年人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写这本书和我所有的战争系列作品一样，就是为当代中国、为当代中国青年读者而写。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强调是为青年人写作。
王树增：改革开放初期，我在《花城》发表最后一个虚构作品之后，决定放弃小说。因为再没有虚构的心境。那时候我就有这个忧虑，如果国家再有事件发生，有没有青年为民族的尊严站出来……现在也依然是拜金主义盛行。人格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道理，必须经济和精神两个轮子同时发展，不可能推独轮车。
我决定写非虚构作品。非虚构类是世界文坛的半壁江山，且每年都是经典迭出。虽然我的作品表现的是战争，实际上是写中国人的心灵史。我希望用我的方式和年轻人交心。
记者：您大概了解自己读者中的年龄层次吗？既然是为青年读者写作，每部作品都是如此厚重，有没有考虑在文体、内容和表达方式上为他们考虑？
王树增：这是我的一大纠结。我不想写得厚，这不是我的追求。但是没有相当的体量承载不了这个题材。我的读者中年轻人的比例很大。我非常自信地说，只要耐心地读，只要读完前一章，我就自认为他能够读完整本书。
记者：您的自信来自哪里？王树增：我真心面对读者，真心为他们写作，我的功夫下到了。《长征》出版当年，有258种关于长征的原创书，我当时心里非常忐忑不安。现在《长征》销量已经40多万册了。读者的支持和我自己的努力，使我有这种自信。
在这之前我没有看过全景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谁写也写不出这样。
有人问我作品中有没有鲜为人知的东西？我说作品的真正价值不是揭秘。历史哪有内幕可揭？我的功夫在于对所有史料的去伪存真，提炼你需要的东西，给读者提供真正的个性解读。揭秘不是我的写作追求。
记者：我很好奇您的写作何以从虚构转变到非虚构。
王树增：我想开个荒。非虚构在当时是处女地，老在开垦好的土地里写作，也能收庄嫁，但没太大意义。还有一个原因，我对当代的虚构类写作有一种失望。我们的小说家缺乏大的情怀和担当，这也是出不了大作家的原因之一。作家需要高度的悲悯情怀，才能写出非常棒的纯文学作品。
记者：那么非虚构写作是否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树增：我个人认为，现在给我们当代读者的精神滋养和输入，极缺乏更直接的方式。虚构类文学经典是精神滋养的底子，近些年虚构类作品中我认为值得捧读的作品不多。可能和社会变动与价值观念有关，高品位的文学作品消失了，这是很要命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有才华的作家，我不相信出不来大作家。我很期待。
记者：您认为自己的非虚构战争系列作品，和其它同类题材的写作有何不同？
王树增：非虚构类实际上是我们给自己贴上了一个较为堂而皇之的标签，我不知道这个标签贴得合适不合适。首先，严格讲非虚构作品连细节都不能虚构；其次必须是文学的。我更多地把视角和笔触对准了那个时代的人。因为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人学，所谓写人就是写那个时代的人的命运。第三点就是作家必须在着作当中提供带有作家个性色彩的历史认知，这是难度最大的，也是我穷尽毕生的精力去研读的原因。
记者：如果请您概括自己的战争系列作品，您会怎么概括？
王树增：我不是军事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也算不上学者，作为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作家，我的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作品，与其说是写历史，不如说是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长征》可以用永不言败概括，《解放战争》写人民的力量，《抗日战争》在创作上我有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不屈的民族、不屈的性格，以及民族的顽强生命力原因何在。
记者：《抗日战争》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在创作上有何挑战？
王树增：我的战争系列不是按照历史编年体的方式进行排序的，基本上是想明白一部写一部。《抗日战争》放到最后，其创作上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史料之浩瀚令我们难以想象。不仅要研究日本史，而且要研究百年以来中日关系史，才能知道战争的来龙去脉；二是认知的挑战。坦率地说，我对抗日战争的认知和我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毋庸讳言，新中国以来对抗战史的表述实际上是有偏颇的。这种偏颇也造成了今天广大的中国读者对抗日战争的某些认识往往形成舆论的焦点和热点，也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话题、舆论话题，至今还在热议不衰。我不敢说回避读者的疑点，但我尽量的靠近读者。
记者：《抗日战争》的写作中，您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王树增：我的写作基本上是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史料的研读、积累、采访和收集。花时间最长的就是史料的核对、对比、筛选，尤其是抗战史，它的战役之多、之复杂难以想象，我得核对所有关于这场战争的所有史料。不管是官史还是野史，都有水分，都有谬误。如果不对比史料，这种谬误是甄别不出来的，而且我必须做甄别。第二就是写作阶段。我是全景式写作，主要功夫在对档案和史料的研读上。对个人的采访反而是次要的，一般很少聊战争，更多是感受战壕里士兵的精神状态。
记者：面对浩瀚的史料，去伪存真难度肯定很大。那么您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王树增：我用我基本的军事常识和多年写作的积累。敌后战场上的很多人和事在史料当中是能够寻找出来的。从战场、地理、双方火力配备以及持续时间上计算，算下来你明显看到有些数字是不合理的。当然没有纯粹的历史真实，只有靠近真实。司马迁的《史记》也只是他的史记。记录者的立场是记录者的。离真正的真实有多近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和读者的情怀契合。
读这些档案支撑的文字，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民族风骨，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流。这些营养能够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建立起来，使我们的精神健全起来，使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更现实一点。战争是否打赢是次要的，我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表面上写的是战争进程，实际上是想给当代读者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启迪。
记者：在查对史料的过程中，是否也有对不上号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王树增：更多的是对不上号。比如史料记载的是“大捷”，根本不是胜仗；史料记载“战果”，如果相信那些歼敌数字，双方可能都没人了。夸大战果有两种原因：一是政治需要，媒体要鼓舞民心；二是军阀部队报功的时候，把自己的损失报得小，形容战果多么辉煌；报伤员的时候报得损失大，可以领到更多军饷。这样一来一去就被弄迷糊了。日方资料也一样。
记者：您的战争系列作品，更多地关注了人文情怀。
王树增：人文情怀是我的最高追求。处理史料时，我关心战争的精神状态。我是军人，战役过程的叙述对我来说不困难。作为作家，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评判作家的高下是靠人文情怀，这是根本的尺度。我崇尚文以载道。我不承认世界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每个行业都一样，写作更要承担点社会责任。这种情怀我希望每个人都有。
（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