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李苑

　　被访者：张宏杰

　　《坐天下》 张宏杰着 人民文学出版社《坐天下》 张宏杰着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宏杰，作家，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着有《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

　　在把历史讲得“好玩”之外，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反思”。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此时的坐标。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情。——张宏杰

　　张宏杰的新作《坐天下》，择取中国历史上9位帝王——嘉庆、光绪、洪秀全、朱元璋、正德、崇祯后人、永历、杨广、王莽，通过心理分析式的写作手法，透析他们在皇权压力之下所呈现出的不同人性侧面。

　　知名主持人张越这样评价张宏杰的作品：“我看过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中国皇帝近半数死于非命

　　问：为什么选择这9位帝王作为切入点？

　　张宏杰：有人总结，说在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中几千年来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争着做皇帝，第二件事是研究如何保住这个皇位。坐天下的滋味到底怎样？这是本书要探讨的内容。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统计了一下：中国那么多皇帝，平均寿命只有39.2岁。确实，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都不长，也就是30多岁，但不要忘了，这个平均寿命里包括了好多刚出生就死亡的婴儿，那时婴儿死亡率很高。除去这个因素，实际上人均寿命应该是50岁以上。换言之，当皇帝则人均寿命会比普通人少10来年。

　　如果把偏远的小王朝的皇帝也都算进去，中国历史上大致出过600多个皇帝，其中44%的人死于非命，这个比例也很高。在皇帝阶层中，患有精神疾病、心理严重不健康的，大概有一半以上。比如明朝的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为什么？我认为他有严重的抑郁症，遇到问题就选择逃避、拖延，这显然是心理疾病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历史上明确记载的有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皇帝也非常多。

　　在古代中国，整个国家就是为皇帝而存在的，而不是皇帝为了国家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一道宴席，各级官员是负责上菜的服务员，老百姓就是端上去的一道道菜。当皇帝当然是很享受的事情，但为了保住如此巨大的利益，皇帝在皇位上坐得都不安稳，他们绞尽脑汁，发展、完善专制制度，如何让一家一姓的利益保持永久，这是历代皇帝都在焦虑的问题。而且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帝国，需要非常强健的精神力量，可除了开国之君，大部分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们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比较孱弱的，这就注定了他们一生不幸。

　　我在这本书当中挑了有特点的几个人，像王莽、朱元璋、嘉庆、光绪等，通过这些个例进行分析，希望能揭示出中国传统政治与人性的关系。

　　刹不住闸的清朝式腐败

　　由于清代，特别是晚清，年代较近，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史料可供研究，所以历史着作中，对于清代的研究最为生动具体。谈话间，张宏杰也选择了清代颇具代表性的两位皇帝：“平庸的好人”嘉庆和“晚年带头腐败”的乾隆，揭示社会衰落的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弊端。

　　记者：书中第一章写嘉庆时，为什么用了“滑落曲线”这个描述？

　　张宏杰：这本书开篇第一章就是讲嘉庆皇帝，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表达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性腐败。而要治理这个腐败，要从制度建设出发，才能治本。否则不论采取多么激烈的手段，或者多么出奇的办法，都起不到根本作用。

　　嘉庆皇帝反腐为什么失败？他上台后抓了和珅，做得有声有色，可后来却出现了“嘉庆中衰”，因为他没能把反腐进行到底。这不是说他抓了一段贪官后就不抓了，而是他只靠抓贪官这种方式来反腐，没有反思到腐败背后的制度问题。

　　嘉庆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制度性腐败？这里涉及清朝财政制度的演变。康乾盛世后，人口从1亿多增长到3亿多，物价也增长了3倍，因为清代随着海外贸易增多，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前后100多年，推动了物价上涨。这意味着，官员的生活支出、衙门的经费支出也需要同步增长3倍才行。但清代康熙皇帝制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因为清代认为明朝灭亡原因，就是因为对百姓剥削过重。所以康熙一刀切，把后世子孙限制死了。

　　想法当然是非常好，但这就导致清代财政制度的僵化。国家财政支出只能满足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得官员自己找辙。怎么找呢？还是向老百姓摊派。国家正税不允许增加，各地官员便想各种办法来收费，后来这方面的收入远超国家正税，而在表面上，这是国家所不允许的，官员们只好偷偷摸摸地搞。

　　嘉庆也想从根上治理这种腐败，可他突破不了康熙的永不加赋的原则。嘉庆写了好多文章教育官员不要贪腐，也杀了一些贪官，树立了清官的典型，这些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在嘉庆时代已起不到什么用了。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腐败基本上都是制度性的腐败，反腐要取得治本的成功，还是要从制度建设方面去努力。

　　记者：起不到作用的原因是否要追溯到乾隆时期？

　　张宏杰：约在乾隆四十年时，朝鲜使臣有一个记载，说当时大清王朝已经是无官不贪了，每件事都明码标价，而此前官场非常的清明，从清明转向严重腐败，也就10年时间。

　　为什么如此短暂的时间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反映出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王朝的面貌与皇帝个人精神面貌之间有直接联系。在乾隆四十年后，乾隆已年过古稀，精力不济，从早期的勤政转为晚年的懈怠。

　　此外，乾隆本人带头腐败。皇权专制就是把天下的好处都归于皇帝一人，是黄宗羲的观点。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认为，专制制度为什么不能避免腐化，因为制度本身就是腐化的、不合理的。

　　乾隆晚年觉得来日无多，所以大肆收受供品，各级官员的供品都价值连城，而他们收入又低，靠工资根本买不起，只能向下摊派。所以乾隆晚年腐败无孔不入，如果多从制度层面思考，有可能挽回局面，可惜嘉庆皇帝没有这个眼光。

　　记者：乾隆皇帝留下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张宏杰：乾隆晚年并不是没有人向他指出问题，比如有个叫尹壮图的内阁学士，曾上奏折，认为各地财政已濒临崩溃，到处都是亏空。乾隆看到奏折之后非常生气，因为尹壮图说，天底下的粮仓都是空的，只是在上面架了木板，铺了一点粮食，下面根本没有存粮。

　　乾隆皇帝跟他说：我派你去检查全国各省的仓库，我跟你打个赌，如果调查结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承认我这50多年的统治彻底失败了；如果天底下仓库都是满的，你也要杀头谢罪。尹壮图说：那行，您派我到各地暗访，很快就能把真相查出来。但乾隆说要明访，暗访表明你对人家不信任。你要检查哪个省，提前15天通知。结果尹壮图第一站到山西大同，仓库里粮食满得冒了尖。他明白了，忙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我承认您的统治是正确的，我向您认输。

　　就这样，乾隆在晚年错过了一次能让自己清醒面对现实的机会。这说明，人治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是乾隆皇帝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