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图源网络）

　　采访者：唐山

　　被访者：蒋方舟

　　站在咖啡店收款台前，蒋方舟眯起眼睛，津津有味地读着各种饮料和食物，以及它们的报价，那一瞬间的神情，仿佛是刚刚逃学出来的中学生。

　　可能蒋方舟这辈子也没逃过学，但她一直在想象中逃亡。

　　加在蒋方舟身上的符号，确实太多了：天才少女、公知、青年作家、80后偶像、话题领袖、争议人物……大词之下，想继续保持内心的柔软，绝非易事，而蒋方舟有蒋方舟的办法，今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

　　《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蒋方舟 着，九州出版社，2015年7月

　　那是整整写了一年半的9个故事，个个冰冷刺骨：曾有的理想崩溃了，曾有的憧憬被玷污了，曾经的慈爱只是伤害，而曾经的爱人走向杀戮……不是蒋方舟渴望残酷，而是对这一代人来说，世界太过强大、冰冷和坚硬，当你无处可逃时，幻想残酷是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每代人的生命轨迹都差不多：抵抗，然后妥协，自觉地放下尊严，披上幸福、美满、欢乐、永恒之类的伪装。在肉体死亡之前的很多年，心灵其实早已死去，只是我们将其命名为成熟。

　　也许，多少年后，蒋方舟会想起“我害怕被幸福美满的生活所收服”这句话，那时她会说这是幼稚，还是会引为自豪？

　　写一本小说，就是一次出逃，逃得是否精彩不重要，重要的是蒋方舟仍有想逃的心情。

　　当“公知”没有技术含量

　　记者：在人们眼中，您是一位“公知”，为何突然转去写小说了？

　　蒋方舟：我不是“公知”，在今天，“公知”的形象也没那么可爱。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我会失去真实感，我确实没法整天面对“无物之阵”，拿着矛，惶惑于该向哪儿投掷。也许我也曾有过“杜鹃啼血”的心态，但早已过去了。我不太愿意写成“公知”，“公知”不需要太多，况且当“公知”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在每篇文章后都加上个简单粗暴的结论，有立场就行。

　　想来想去，我还是更喜欢小说。

　　选择写小说，并非突然，“大四”时就在写，是个长篇，与我的大学生活有关，题材有意思，但自觉写得不好，没敢拿去发表，这才发现，我原来不会写小说，所以想从短篇开始，练练手。

　　选择写小说，因为没别的事可以去做。

　　大家都在拍电影，可我完全不感兴趣，越是人们争先恐后，我就越逆反。写小说给我一种学习的快乐，屏蔽了很多干扰，就算读者说我写得太烂，我也无所谓，反正还在学习中，我原来还不会写呢。

　　写小说让我找到了学徒的快乐，缓解了我对现实的焦虑。不过总被逼着去赚钱，状态常常被打断，能完整写一周的时间都不多，此外出版社催着交稿，如果能静心改半年，效果会更好，可实在没时间，这很痛苦。

　　记者：你的那个长篇呢，就这么扔了？

　　蒋方舟：如果出版，大概这辈子很难再有激情去写第二遍，这等于是把一个好题材给浪费了，印成书，就没法再销毁，不如留给将来。

　　想写讽刺小说但不敢

　　记者：在这本集子中，有多少是身边人的故事，有多少是虚构？

　　蒋方舟：一篇是身边人的故事，另一篇灵感来自现实，就是《武威·腿》。那是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其中讲述了一名残疾人和他身体健全的夫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媒体为了煽情，提出许多残忍的要求，比如现场举办婚礼、妻子给先生洗头等，这让我产生了把这些写进小说的念头。

　　剩下的故事都是我编的，我的圈子很窄，身边的人非常少，没那么多人可得罪。

　　记者：为何不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

　　蒋方舟：我这本集子写的不是青春，而是命运。我不愿写青春，不愿写自己的经历，因为我的经历从小到大被人说的太多了。

　　作家写自己的故事，总会有点自怨自怜，很难绝对诚恳。库切写过自己，但他想象自己死了，灵魂去采访曾经的女人们，通过她们的口来展现一个真实的库切，把自己当成死人来解剖，这种写法很残酷。

　　至于写别人的故事，对我来说也比较难，布罗茨基写过很多讽刺性的作品，我也想写，可相关的人都还活着，不敢写。

　　不愿沉浸在虚无的正能量中

　　记者：这9个故事都太阴暗了，你为何喜欢写残忍的故事？

　　蒋方舟：我确实喜欢读那些比较“狠”的小说，比如施维伯林的《吃鸟的女孩》、库切的《夏日》，包括张爱玲的《小团圆》，也比较狠。我不太喜欢日本当代的一些作家，体会不了他们那些隽永、缓慢的笔调。

　　在小说中，狠的东西比较容易形成风格，比如卡佛，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未删改前看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主角絮絮叨叨，还总加上个暖心的小尾巴，删改后风格更强烈。

　　不少作家喜欢写乡愁，但很难打动我。所谓乡愁，常是在大城市中经过一番打拼、好不容易立足后，带着归国华侨的心态去反观乡村，真正让作者迷恋的是这种对比，以此来映衬自己的成功。这种东西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一看“爸爸老了”“两鬓白发”之类，大家都哭成了狗，因为我们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高处，并为那个落差而感动，这与埋头去涂《秘密花园》没什么两样。

　　爸爸炒股，妈妈看韩剧，孩子涂《秘密花园》，这就是我们充满浪漫的中产阶级生活，不肯面对生活现实，无法创造美好价值，一味沉浸在虚无的正能量中。

　　记者：可是看你这本小说，大家会觉得生活很无望。

　　蒋方舟：这与结构有关，9个短篇相对独立，但彼此人物相互穿插，这个故事中配角的生活看上去很美，可在下个故事中，他成了主角，才发现一旦深入其中，他的生活其实也很惨。

　　其实我在故事中也留了一点小希望，我看过许多留希望的小说，大多数都看不下去。

　　选择这种结构，是受电影《巴别塔》影响，那时不知道有类似结构的小说，快写完时，才发现这种结构方式的小说特别多，一下全冒了出来，可再想改也来不及了。

　　亲情比爱情更残酷

　　记者：在这个短篇集中，所有主角与母亲的关系都很紧张，这是刻意为之吗？

　　蒋方舟：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此前真没意识到，也许带有个人烙印吧，我确实迷恋于亲情中残酷的一面，所以我才不断去“审判童年”。我觉得，亲情比爱情更残酷，对爱情还可以通过言语伤害、吵架来发泄，对亲情却不可说、不可发泄，只能忍受。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没有显性的、想反抗的欲望，但我确实喜欢看描写家庭关系残酷的小说，比如伍绮诗的《无声告白》，也是讲母女之间互相仇恨的。

　　记者：如果你母亲看到这本小说，她会不会伤心？

　　蒋方舟：她看过，没伤心。我们交流很多，而且有很多探讨，我们知道彼此人性中都会有很多的阴暗面，我小说中主角对母亲说的那些话，可能我也对母亲说过。

　　记者：在文学评论中有个名词，叫“女性唠叨”，摒除性别歧视色彩，会发现女性作家在小说中似乎更喜欢评论，更喜欢写童年经历。

　　蒋方舟：回想起来，确实有这个问题，比如评论多，其实我还删掉了很多，后期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将相关语句删去。也许是在今天的文学领域中，作家性别依然是一个被过度关注的话题，导致女性作家更喜欢自我观察、更热爱自己的感觉，结果将外部的认知不自觉地投射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了。

　　爱难永恒 所以逃避

　　记者：在这个集子中，所有主角都没能获得爱。

　　蒋方舟：是，只有其中一个瞎子获得了爱，因为他生理上不完全，感知部分有限，反而获得了最完整的情感。

　　这么写，倒不是刻意像《冰与火之歌》中那样，所有健康的成年男性都必须死，但我确实不相信完美无缺的家庭生活，今天很多人在鼓吹这个，什么人生赢家、永恒爱情等，我对此很怀疑。

　　记者：不过也有很多传奇的爱情故事，比如钱钟书和杨绛。

　　蒋方舟：那是有特定背景的，钱钟书写《围城》时，写一页就交给杨绛誊一页，两人有很多交流，但我想，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是没法完全坦诚的，即使是钱钟书与杨绛，也一定有不可言说的一面。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家与伴侣的关系，是托尔斯泰夫妇，他夫人经常偷看托尔斯泰的日记，以窥探其隐私。

　　我也很想相信美好的爱情，放弃其他情感选择，完全从另一个人身上得到满足，但这很可能是人生某个阶段的产物，少年时未必能如此。

　　记者：在开篇的《台北·自画像》中，姜夕明明可以与气质相投的乔意走入婚姻，为何她突然转向伤害过她的林满？

　　蒋方舟：这其中我个人代入的成分比较多，我想写的是女性的软弱，姜夕还没想好去迎接新的生活，无法真实地去面对家庭。

　　我小时候的生活和姜夕很相似，一直在学画画，生活在自己构想出来的理想世界中，只要不符合这个世界的逻辑，我就会认为是现实错了。

　　记者：可姜夕已几度走进事实婚姻了，她为什么还想逃？

　　蒋方舟：是的，她还想逃。这基于她对婚姻的不信任，对现实生活的害怕。艺术给予的生活波澜壮阔，只有曲折，才符合美学。可现实则要求美满、牺牲，姜夕暂时还没想好能否接受它。其实，我也如此，我害怕被幸福美满的生活所收服。所以一旦发现这种可能，就会选择出逃。

　　我们丧失了判断创作好坏的标准

　　记者：老一代作家在创作之前，会积累多年的创作素材，而你们这一代似乎已经放弃了这种方法？

　　蒋方舟：我写日记，从大学开始，一直坚持，写小说时也会拿出来看，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人们对具体的都市生活失去了热情，真实的人与真实的情感越来越少，打开微信，人们的生活轨迹都展现在其中，大家的语言、行为方式、关注热点都差不多，因为大量影视作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普通人不自觉地去模仿电视剧中的那些狗血情节，很难从中找到有价值的创作素材。

　　当然，这与环境封闭有关，对于受到的挤压，创作者感受更明确，如果只是生活，则不易察觉到，只是觉得一切正变得越来越无聊、简单，意识不到这是封闭的结果。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作家文体实验非常多，诸如意识流、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而80后作家似乎都是写实主义，风格不突出，您怎么看？

　　蒋方舟：我确实不会写意识流。此前人们创作的动机是当作家，而80后则是有创作冲动，我们这一代未经过文学圈内部的评价机制，直接面对没有经过文学训练的大众，所以多选择写实主义，写实主义符合人的表达欲。

　　作家写出自己的风格很难，比如写《自由》的弗兰岑，他此前写后现代小说，大家看不懂，忽然他决定改变，把家从纽约最豪华的地段搬出，和妻子离婚，与父母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风格的形成需要转变生活方式，代价非常高。

　　记者：与此前作家相比，80后作家没有形成圈子，都是单打独斗，这会不会对创作带来消极影响？

　　蒋方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80后彼此交流少，而老一代作家对我们的评价又比较抽象，无非是赞美青春的无限可能，或者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作，要么夸你的态度好，说没想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专注于文学，可这些意见都不具体，没法告诉你该怎么做才能写得更好。由于缺乏评论界和老一代作家提供的明确坐标，我们自己也丧失了判断创作好坏的标准，只能以市场为标准，这其实比孤独更可怕。

　　也和80后外国作家交流过，但没什么意思，无非是小说创作与影视创作的关系之类，没有更深入的交流。过去我不怎么看80后作家的作品，现在也在看，小说写完了，渴望有反馈，没反馈，写作者会觉得很无助。也许是批评的声音太多了，80后作家特别拒绝相互评价。

　　记者：今天小说读者实在太少了，写小说恐怕远不如写散文划算。

　　蒋方舟：今天看散文的读者也不多。我很幸运，不需要在生活的压迫下写作，不需要过多考虑市场，我想，人总还是有脱离现实的需求吧，总还是有读小说的需求吧。

　　我也一直在写评论性的文章，但在今天，想发表看法并不是件容易事，好在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设定，所以没觉得压力大。

　　记者：你下一本小说会是什么？

　　蒋方舟：不想再这么写了，我下一本是长篇，寓言体，有点像《饥饿游戏》，通俗，好看，而且反乌托邦。它是一个“打怪”的故事，但怪物和人类达成某种平衡，它生活在水族馆中，通过表演给大家赚钱，只是还在吃人，为了养活它，人们不得不向它献祭，后来英雄杀死了怪物，可也由此破坏整个利益链，故事从杀死一个怪物转向杀死一个英雄，这本书我写得很顺利，已经完成了5000多字的提纲。

　　有失败感总比专心涂《秘密花园》要好

　　记者：因阎连科一句“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引发各方热议，作为80后，您怎么看？

　　蒋方舟：其实这个话题阎连科是接着杨庆祥说的，他们意见相同，但杨庆祥是80后，怎么说都可以，而阎连科是老一代，他说这话容易给人以指责的错觉。80后中不少人确实太聪明了，比如当年大学中的一位意见领袖，如今毕业了，成了创业领袖，他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怎样才能获得更多资源。

　　虽然有这种那种问题，但80后有失败感，总觉得没完成一件事，并为此焦虑，总比连这点焦虑都没有，专心涂《秘密花园》要好。一般来说，在比较稳定的社会中，年轻人都没什么意思，中产阶级总是无聊的。

　　记者：80后也还有韩寒、郭敬明的，彼此判然有别。

　　蒋方舟：其实他们现在做的事也都差不多了，都在赚钱、开公司、卖东西，都在拍电影。对于影视，我暂时还没找到特别想表达的内容，不想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也要先去占个地儿。

　　记者：如果说支撑上世纪80年代文学繁荣的根本支柱是思潮，那么，80后是否也有自己的思潮？

　　蒋方舟：没有，可能女权主义的影响大一些，80后在两性平等问题上更敏感。很多人说80后受个人主义影响大，可为举国、盛世而“嗨”的大有人在。当然，每个年轻人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我对法国“五月革命”中的纯真左派抱有好感。

　　80后这一代思想共通点很少，只在现实生活的追求上有共通点。

　　（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