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进

　采访者：舒晋瑜

　被访者：朱苏进

    1992年的长篇小说《醉太平》之后，朱苏进转身投向影视剧改编，至今已有23年。他的离开决绝而彻底。似乎恰恰印证了“醉太平”三个字的表面含义：陶醉在影视剧的“温柔乡”里，他真的完全忘记了曾经为之全身心投入的小说吗？一个才华横溢的军旅作家，何以在风头正健的时候放弃了小说创作？

    尽管他在编剧领域如鱼得水，在影响、声望和收入上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仍然有很多人为他放弃小说而惋惜，他也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谴责”。他曾经说过，还会回到小说创作上来，可是一年年过去，朱苏进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

    不写小说，心有隐痛

    记者：有没有可能重回小说？朱苏进：以前我也说过，将来有可能写小说。但我不是很勤奋的人，惰性很大。创作是生命中一部分，却不是生命中的全部。如果你不能做到出色的创作者，做一个大至匹配的欣赏者也不错嘛。

    但是心中的隐痛始终是存在的，因为我知道我完全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完全可以有新的创作，而我没有去做。

    记者：您说看都很少看军旅题材的作品了，为什么？

    朱苏进：美剧系列基本每一部都比较优秀，对人性的表达，选材的极端性，都是竭尽全力。我没有丝毫贬低中国影视，只要观众喜欢就行。中国影视剧有极大的生长空间，无论题材、写作手法、价值发现、故事陈述都有极大的空间。还有一大堆题材和故事，从来没有人碰过。

    我可能不再是炸弹堆里的人了，有一种伪装成军人的人的命运——内心的绝望，绝望中的奉献，沧桑悲伤的力量，还有根本不追求你是否被别人所理解的浑然不在意。为什么你有价值之后别人必须认为你有价值？这根本不重要。首先是和他自己的内心生活在一起，哪怕他是无意识的。尤其是在军人环境中嘛，你再是好铁，也要把你打成一根钉，你不甘心，又想做刀枪，又想保持原生铁的天然，这不可能。

    也许恰恰上了战场才可能比较轻松。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最后一次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老战士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慢慢消失。他说出了世界上所有士兵的命运，表达出对遥远对手的理解和尊重。但即使这样，也一点不妨碍西点军人在下一次战争中的疯狂作战。我敬你，我爱你，但我必须毫不留情的消灭你，这才是合格的军人。

    记者：网络上也有很多军事小说很精彩。

    朱苏进：我注意的多是各种议论见闻，对事物的有深度思考的表达，思想高度达到了才产生这样的意识。网络上一旦产生点击量大的网络小说会追上去看，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不是寻宝者，玩命地寻找文学财宝。只要我喜欢了，我就往下看，如果它的几个片段打动了我，就往下看，你从哪里来的我不在意。网络是个好东西。不光是小说，包括各种议论，精彩的东西多了。

    记者：您会跟贴吗？

    朱苏进：不会。但我会遥远地致意：和你小子活在一个世界上，太过瘾了！[NextPage]

    预审心理要不得

    记者：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炮群》是您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几乎将80年代的作品进行了一次创作上的总结，同时在小说整体结构和语境上有所创新。您认为《炮群》在创作上有怎样的突破？

    朱苏进：我当过多年炮兵，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很多意念会生长成小说人物，就写成了《炮群》。当时的创作面临一种困境，不知道是否允许那样的创造和表达，于是不断地寻找各种办法妥协，多多少少会变相地扭曲自己和笔下的人物。

    我们不是生活在特别自由的创作空间。当然绝不能把自己的作品拙劣归咎于审查和尺度，军旅文学天然存在很多限制，有时候上面并不说任何限制，而只说“倡导”，可这仍然是亲切的限制啊，更何况这亲切之下还暗藏着无限底蕴呢。

    我看见一大批编剧和作家动笔之前，很习惯就有了“预审心理”，这比审查还要可怕，因为他在创作之前就阉割了可能产生的宝贵念头，而且是主动阉割。他事先就意识到险情，迫使他不停地变化招术。此外，世上各种大奖的魅力，也吸引人投奔啊，您投奔的不就是一体化吗？在这方面电视剧有强大的优势，但善变总会带来更大的损伤。

    许多编剧被逼得太聪明了，聪明其实是智慧的天敌啊！太聪明了就会变得狡黠，狡黠的最终结果是丧失真诚。早年间的那种单纯的、呆拙的、质朴的、木讷的、甚至辞不达意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很怀念那个时代，很喜欢那呆呆痴痴的目光。有时候开会，会场上说话最少的、眼睛最亮的、最辞不达意的，往往这种人更宝贵，因为他情感太真挚，内心太羞怯，性格太内敛，没开口先惶恐……这些都使我感受到单纯，感受到天然，感受到婴儿诞生之前才有的那种生命跳动。如果他有才能，那一定是干干净净的才能。

    现在满世界都是能人儿，每个剧组都挤满了人尖子，他们的才华很大程度上都有一种特质（包括我自己）——那就是变质的才华。唉，变质的才华往往更好看啊，赝品往往比珍品更灿烂啊。

    美剧里很少看到限制，无论题材和写法。限制它们的只是观众的接受度。原因不谈了。

    但是限制也造成另外的荒诞和可笑：在限制中，苏联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苏联垮了，获得自由的作家们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写作，拿掉了镣铐竟然也拿掉了他抵抗镣铐的激情，好些作品写的全是破案啊凶杀啊，电影电视全这样。他下一个考虑是，面包在哪里？不要以为压抑摘掉你就健康了。不是，恰恰是压抑养育了你的才华，你的才华寄生在压抑里，压抑没有了，才华也可能死亡。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有毛病的才华。

    文学有价值无价格

    记者：从小说到影视，您有怎样的体会？

    朱苏进：影视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在我看来不能同时做，否则对两件事物都不尊重，文学是很清楚的一对一。作者和读者都是一对一。你创作时，陪伴你的只是一杯茶、一盏灯或者一个热被窝。阅读时，是一个人捧着一本书。

    影视不同，它是一个群在创作，另一个更大的群在欣赏。两者的思维甚至基因不同。容我感情化地说一句：文学，是默默等待世上那唯一的知音。影视，是热闹地诱惑世上无限的人群……这两种方式都植根于人性。也许是狡辩吧，我做影视遭到很多谴责。其实无论做什么事都一样，关键在你怎么做。每个人都是老树根，你活着，无非是花粉或藻叶在随风飘散。你飘到纸上便是小说，你飘到莹屏便是影视。没有高低贵贱。

    我听到过一种可笑的说法，说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天呢，您把艺术整成个殿堂了！所有艺术只有一个母亲，那就是人类生活与生命。所有艺术只有两类：好的或坏的。一个人有了某种情怀或者愿景之后，做什么事不是重要的，以什么姿态去做可能更重要。

    还有一个世俗的原因：我第一次做电视剧时，有一种浅薄的愤怒，一部电视剧的稿费多过我小半辈子写的所有小说。我认为我的小说很有价值，但是毫无价格；我写的电视剧虽然播得很好，我认为没有价值，反而很有价格。这种严重的倒置，使我感觉有趣——我已经不再愤怒了。生活中早晚会受到柴米油盐的困扰，不如先把这些干扰一网打尽。但是影视这个圈子有诱惑性，就好比是雅鲁藏布江的水，你开头只伸进一个手指，不料那水把你整个胳膊卷进去。你想要挽救你的胳膊，结果你整个人掉进去了。现在有所不同，我愿意写剧本，是可以通过电视剧表达自己的一些有趣的东西。而那有趣，过去我不知道怎么让观众喜欢。

    记者：您可以做到吗？

    朱苏进：可以！天下没有不能表达的故事，只有愚蠢的编剧。我可以找到让大家喜欢的方式，表达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是有创造性的东西。

    很多优秀的作家不见得适合写电视剧，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越是杰出的事物，越是有强烈的排它性，优秀的小说会天然抗拒被改编成影视，改编的可能是最世俗的部分。比如《红楼梦》能改编的恰恰是最世俗的部分“宝钗爱”。《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如此。真正属于文学精神的部分恰恰是影视难以表达的，能表达的往往是普世价值。《泰坦尼克号》在我看来是五毛钱的故事，但是它最适合改编成电影。从这里可以看出影视的商品属性暗藏在什么地方。

    变镣铐为财富

    记者：军队作家有时候是最容易和“主旋律”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您的创作却有鲜明的个人化倾向。为什么？

    朱苏进：小说创作中，镣铐会变成一种内心痛苦的财富，生活的压抑和伤感，会在创作中得到优美的反弹。电视剧属性不同，它更容易被打造为普世性、平均值。“带着镣铐跳舞”是诗。就诗意来讲，不能追求它的科学性，否则就不是诗了。

    “主旋律”是共同的生存状态造成的，不在于作家决定，而在于你生活的空气、湿度、环境，必然生长这样的植物，它们直接来源于你脚下的大地，你不可能背叛脚下的大地。否则生存下来的概率不高。当然，你以可忘了生存在哪里，可以像普鲁斯特那样活在自己的梦里，一生都在梦游。但是，你的家人，你的身边每片落叶，甚至路上驶过的每辆公交车，都会把你从梦里唤醒或者惊醒。于是你吓一跳啊，我怎么又弄丢了自个？我怎么又差点落入深渊？

    记者：您改编的《鸦片战争》《康熙王朝》《三国演义》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和好评。您做编剧有什么标准和要求？您怎么看待经典改编？

    朱苏进：经典真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那经典给我留下多少空间。我不能在僵尸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僵尸。

    经典在改编上既是山峰也是陷阱。在此这前已经有个《三国演义》。前一个三国对中国人就是初恋。你做得再好，也有人骂你，可你又必须重做。这时原则就产生了：只能整形不能变性。对于改编来说，《三国》中有很多“僵尸”，关羽，张飞，赵子龙，都成为神了，成神了就改不动。只要人们曾喜欢过前一个东西，你再改编它就是侵犯，相当于强暴了人们的初恋。

    我最爱的人是曹操，他把恶魔和神灵结合在一块，像小钻石一样四十八个面都闪闪发光，他给我空间啊！改编经典，我希望唤回观众老感觉：看啊，那人是你初恋啊。但你的老情人风尘仆仆并且风情万种的回来了！哈哈，这个我做到了。就算没做到我也试图这么做。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