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刘雅麒
被访者：马伯庸
你的几本代表作都是与三国时期有关的，为什么对“三国”题材情有独钟？
马伯庸：四大名着里，《西游记》讲的是几个人（或妖）的生涯历程，《水浒传》说的是一个团伙的起兴聚灭，《红楼梦》反映的是一个家族悲欢离合，但《三国演义》的气质却十分独特，它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故事早在几个主角出生之前就开始了，主角们活跃的篇章里，仍有无数个支线故事同步进行，而在主角们去世之后，历史仍在继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看到无数人的命运，无数命运的抉择与后果——这与其他三部名着都大不相同。
对作者来说，三国题材意味着更多：这是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开放世界，或者说得通俗点，三国是一个大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既可以写金戈铁马，也可以写儿女情长；既能写宫斗的勾心斗角，也能写男子汉的理想与现实抉择。甚至我们可以把视角再放得开一点，三国背景的推理小说，三国背景的间谍小说，三国背景的悬疑小说、奇幻小说……这么说吧，几乎所有的题材，都可以在三国这个大框架下得到发挥。
更何况，我是个有“三国”情结的人。从小听着三国评书、看着电视剧、玩着三国游戏长大，再大一点看《三国演义》，后来觉得不过瘾，开始研读《三国志》、《后汉书》、《华阳国志》等一系列史料，醉心于正史中那些英雄的真实经历。从小到大，我耳濡目染都是三国的东西。坦率来说，三国在中国历史里只是短短一瞬，并不是什么关键阶段，不过对我等粉丝来说，三国却是一种情怀、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位从小陪伴我成长的亲人，一读即感觉到无比的亲切，这是使得三国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原因所在。
有人说你的创作是“恶搞”、“混搭”，你自己怎么看？
马伯庸：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文创理念：文学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藩篱。任何主题，可以通过任何文学范式和题材表达。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旧体诗是典型的中国古典文学范式之一，诗中主题和元素都是浓浓的中国式意象，这对读者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似乎中国的旧体诗，必须得吟诵中国——起码是东亚的主题。虽然此事从无明文规定，但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这个思维方式，一说作诗，提起笔来非得是中华风物和意象不可。
但真的就该如此吗？我们放开眼光，放开想象，用七绝去写点异域题材行不行？说说欧美风物，咏咏新鲜事物比如手机、电脑，为什么不成？这个并没有限制，但大部分人都被习惯束缚住了。
道光年间，曾经有人游历伦敦，写了一系列《兰墩十咏》，以古诗描摹伦敦风光。比如他写，“富庶烟花地，帝城双凤阙。人工开物华，云树万人家。公子驰车马，佳人曳谷纱。六街花柳地，何处种桑麻。”此诗写的是伦敦苏荷区（Soho) 红灯区，“六街”本来是指唐代长安城的六条主要街道，这里代指伦敦城。诗人用中国古代典故譬喻欧洲城池，让人耳目一新。
黄遵宪出使美国时，留下许多诗作，比如，“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写的题材虽是历代写“滥”的相思之苦，但别开生面地引入了时差的概念，不在美国绝不能想到。他们的脑中，文学的藩篱已经被移除，可以轻松地把古典诗歌与现代意象混搭在一起，并不违和。推而广之，不只是诗歌，所有的文学题材、形式都可以如此操作。拿莎翁体十四行诗赞颂唐僧的求法精神，用太平歌词来庆祝威廉王子喜得贵子，南美魔幻主义的唐传奇，四骈六丽的圣女贞德大传，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所以我觉得，混搭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思维训练，它可以破除掉心中障碍，让创作的领域更加广泛。同时对读者也是个全新的体验。
你有写作上的短板吗？
马伯庸：有啊，我不会写言情，不会写女人，难得写上几段，总被人嘲笑是“直男的想象”。我媳妇帮我分析过，说写感情戏一靠天分，二靠经验，你没天分，想要改善就只能靠经验了。我心中一喜，说你的意思是，我必须得出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才行，对吧？我媳妇说对啊，但是有一个前提，你的目的是改善自己写女人的能力，所以谈恋爱的时候，你必须让自己带入女性视角，以女性身份去谈，去体验才成。
我到现在都没勇气下这个决心。
你生在1980年，请问你认为自己的创作有80后作家的共性吗？
马伯庸：用年代去划分作家是一个粗暴的分类，就好像用星座或者属相去对一群人做区分——方便是很方便，但没有意义，写东西又不是上学，非得画一条年龄线出来。
如果非要问80后作家有什么共性的话，我只能说，比起80前作家，80后的这些作家彼此之间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强。他们生于改革开放之初，正是这个国家向世界打开窗户的年代，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不再浸泡在僵化、刻板的单一文艺形态里，可以接触到丰富多彩的各种小说、影视、动漫、游戏乃至社会思潮、理念，每个人的个性，都有了充分可以生长的空间，所以培养出的作家，也是各有各的想法与风格，其种类之丰富，不是80前作家所能比拟的。罗素说过，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我的兴趣方向是文史类，但从未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或限制，科幻也写，奇幻也写，既写过古董鉴赏类的现实题材，也玩过武侠小说和西方中世纪文化的嫁接。所谓80后作家的共性，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拥有无限可能的创作热情吧？
通常什么能激发你的创作灵感？
马伯庸：我喜欢倾听别人讲话，不光是熟人的，任何人的都行。我在办公室时，会听同事们闲聊；在坐地铁时，会听旁边的乘客说话；出去旅行时，喜欢搜集沿途各种民间故事。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老舍先生所谓“活的语言”，是当下的人正在使用的语言。它们妙趣横生，生活气息十足，有一种未经雕琢的睿智和坦率，远远要比闷在家里自己瞎琢磨的东西更鲜活。
我记得有一次坐公共汽车，我在后排，前排一个姑娘拿手机在训斥男朋友，声音挺大，所以也不能怪我偷听。姑娘训了半天，估计男朋友在那边服软了，我猜他说了句类似“行行下次我听你的”的告饶，姑娘杏眼一瞪，脱口而出：“你听我的？你耳朵眼儿有那带宽吗？”
带宽是个新词，形容网速的，姑娘却直接拿来形容男朋友不听话，可谓神来之笔。年轻人一听就懂，会心一笑。她男朋友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但这句经典比喻，后来被我写进小说里去了。激发灵感，还得靠接通地气才成。
你创作风格的形成受谁影响最大？
马伯庸：老舍、王小波、马克·吐温，排名不分先后。他们让我知道，有趣是一件很奢侈、很难得但很伟大的品质。三位都以幽默而着称，但幽默从来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会用幽默的姿态去讲述一些深刻的道理——读他们的东西，就像是一位老朋友，斜靠在沙发上，一脸坏笑地跟你说：“嘿，你知道吗？最近有这么一件好玩的事儿……”
你对故乡的情结？
马伯庸：从前有个算命的，说我的命格是飞马食禄，注定四处乱走。我虽然从来不信这些东西，但这句话倒是没说错。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从小就不停地在转学，小学到高中大概转了差不多有13次。对我来说，保持联系的同学屈指可数，同学会也几乎没参加过，没办法，在一个班级里待的时间太短，还没混熟就离开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生活就是从一个城市搬向另外一个城市，所以我对故乡的情结，是流动而稀薄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无数散碎的记忆片段。就像是电影胶片，一帧一帧地看毫无意义，必须要连缀一起播放，动起来，才能呈现。
做过最有趣的梦？
马伯庸：我这个人很奇怪，每天晚上都会做梦，而且每个梦都十分详细，戏剧性颇强，我醒来的时候可以回忆起许多细节，有时候甚至夸张到梦见看报纸，报纸上的新闻都记得清楚——而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张报纸，完全是梦里构造出来的。
不过这种记忆，只能维持在醒来以后的几分钟内。几分钟后，记忆就会迅速消退。于是我会把手机搁到枕头边，如果梦里惊醒，就立刻记下来，以后可为谈资，或者作为素材。
有一次去武汉签售，在飞机上睡着了。我在梦里拿起kindle读《红楼梦》，恰是乌进孝交租一节。邻座老头凑过来说这书很深，有些东西得仔细讲，然后一项项“分说货单”，无不大有深意。飞机落地，我请教姓名，老头指着候机楼“武汉”二字微笑。我倏然惊醒，发现飞机还在飞，身旁一白领正沉睡中，不见老者。
还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和六个人去了一座荒凉别墅，主人迟迟不来。那六个人发现，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跟我认识，开始指责我。然后我一下就醒了，发现自己在警察局里，警察告诉我那六个人其实在去别墅前一天就被杀了，别墅监控录像显示，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面对空气演着那六个人。
所以我没法讲哪个梦最有趣，只能说我睡眠不好，总是浅层……
生命中你最感激的是什么？
马伯庸：最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他们对我从小一直处于放养状态，从来不用奇怪的规矩约束我。尤其是在阅读方面，完全放任自流。
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大书架，书架上有一大堆书。最高一层是业务技术类的，接下来的几层杂乱无章，什么都有，从《红楼梦》到《第二次握手》，从鲁郭茅巴老曹到大仲马、西德尼、西村寿行，一应俱全。这个书架对我是完全开放的，父母只有一个要求：看完后放回原处。
得益于这种自由，我每天都会在书架前待上两三个小时，随便抽一本看，大多似懂非懂，好多字不认识，也无所谓，先看插图，再看字，胡乱翻书——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浸入式学习——看得多了，慢慢就有了兴趣和感觉。
我真切地记得，有一次我翻出一本《金瓶梅》，正好我爹进来。他看到我手里的封面，一愣，问我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吗？我说梁山好汉吧？（当时我在听《水浒》的评书，对梁山好汉十分崇拜）我爹想了想，说对，啥也没说就走了。我翻看了半天，还没开始打仗，全是男女对话，十分不耐烦，遂扔开不看。
现在回想起来，我爹那时真是够开明的，而我那时真傻。
你可以接受平庸的状态吗？你对当下流行的成功学怎么看？
马伯庸：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认清自己的极限所在。只要能达到自己所能做到最好，哪怕平庸，也可以接受。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数学不好，恐怕比平庸还差点。但我知道，自己这辈子的数学造诣也就这样了，再如何使劲也不会进步，所以我对此处之泰然，不会痛心疾首，也不会患得患失。当然，换个说法，就是认命了。
与之相反，倘若一个人明明可以走得更远，却因为自己的原因止步不前，这种平庸才是不能接受的。十几年前，我在一个极小的文学论坛混，认识了一群喜欢写东西的网友。其中有好几个人，拥有极好的文字天分，灵气十足，让我羡慕不已。可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要么忙于工作，要么结婚生子，东西越写越少，逐渐淡出视野，泯于众人。我们偶尔还会见面、聊天，但再也看不到那么美妙的文字了。
每每思之，不禁扼腕叹息。
至于成功学。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做《末日焚书》。在不远的未来，整个中国被突如其来的寒冬所笼罩。一群人困在一个图书馆里，为了取暖，必须要烧书。但是，究竟先烧哪一类，后烧哪一类，哪些书绝对不能烧，幸存者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眼看温度越来越低，他们被迫要做出选择。所有人一致同意，先把所有的成功学扔进火堆里。
这就是我对成功学书籍的态度。
感到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马伯庸：我会做一些思维训练，给自己一个命题，然后以此为基础疯狂地想象下去。
我经常用到的一个命题是：虚构一本从来没存在的书，想象它的主题、内容简介、封面图案、名家书评、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轶事，尽量煞有其事地补充除了内容以外的各类细节，使之丰满如真实存在一般，然后把它放到我想象中的书架上去。以后再碰到无聊的时候，我就信手抽出一本，靠回忆来阅读。
在我的虚拟书架上，有这么一本书。我曾幻想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时，在稿纸背面写下了另外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落水的田晓霞，她死里逃生却遭遇失忆，被人救起以后开始了另外一段人生。几十年后她和孙少平在街头偶遇，擦肩而过，互不相识。可惜的是，这份稿纸被编辑忽略了，一直丢在存稿箱中。直到几年后路遥去世，一个新毕业的编辑打算准备纪念专题，无意中把存稿箱打翻在地，这才发现稿纸背面的秘密。不过老编辑认为这个故事会损害《平凡的世界》的形象，于是只印制了一千册，赠送给路遥的亲朋好友，书的封面是个巨大的漩涡。其中一本，不知如何流落到了桂林临桂中学，扉页还盖有临桂中学图书室藏的红章。里面的借书卡里只有一条借阅记录，是个女孩借走的。她比我大一届，喜欢穿米黄色的毛衣，宿舍里的台灯用粉红色的纸罩着。
我书架上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廷巴克图故事集》。在1822年，英国组织了一支探险队，从的黎波里出发，计划南穿撒哈拉沙漠，寻找尼日尔河与尼罗河的源头。探险队中有一名人类学家，叫做塞缪尔·欧内斯特，他抵达廷巴克图之后，注意到当地图阿雷格人部族存在着一种奇特的风俗：酋长在死后会被部落巫师敲破脑壳，接出脑浆，掺杂着蜂蜜和椰汁给被选中的孩童服用。那个孩子就会流利地背诵出一段故事，然后一生都无法发出声音。这些故事巧妙而有寓意，被认为是神的意旨，所以不允许被记录下来。于是欧内斯特花了13年时间，等待每一个类似的仪式，偷偷记下了几十个故事。可惜他的行为最终被土着人发现，惨遭杀害。他死后，脑浆也被土着人用同样的方式制成饮料，盛放在他生前用过的水壶里。
后来该部落被殖民者屠戮一空，这个水壶与记录手稿被送回葡萄牙，作为遗物交还给欧内斯特的遗孀。这份手稿一直沉睡在旧物箱里。直到有一天欧内斯特的孙子无意中打开水壶，喝下他爷爷的脑浆，当着家人的面高声说出这些手稿的来历。欧内斯特的工作才公之于世。手稿于1923年结集出版，命名为《廷巴克图故事集》，版税用来为欧内斯特的孙子治疗哑病。该书的第一版中文版在1973年的台湾出版，但销路不佳，名人里只有邓丽君买过一本，并遗落在雅加达的旅馆里……
我的书架上，这样的书有二三十本。闲着无聊但又无法腾出手的场合，我就会在脑海里抽出一本，闭上眼睛阅读。
你最喜欢自己的什么品质？
马伯庸：我在知乎有一个签名：希望能成为一个既有趣又有钱的人，实在不行，光有钱也成。
马伯庸简介：
马伯庸（笔名），1980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长在桂林，学在上海，据说曾经留学新西兰数年，现居北京，是一家公司的白领。他“朴实刚健，情绪多变，事少食烦，低调爱现”，昼伏夜出，喜独居，爱吃煎饼，最喜欢的城市是天津，因为天津产煎饼。他空闲时间写作，作品滑稽但不肤浅，逗趣而不低俗。有人说他是“文字鬼才”，他用笔墨谈笑风生，把奇思妙想汇聚笔端，妙趣横生让人会心一笑。有人说他是“文体家”，他杂糅多种文体，把历史与现实混搭，光怪陆离的文字世界里不乏对历史、对生活严肃认真的思考。他认为作家是状态不是职业，自己只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和志趣相投者分享自己的想法。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