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最新的长篇小说《空岛》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该书收入了《空岛》和《信客》两部作品，加上年初的《冰河》，之前从未涉猎过小说的余秋雨在今年上半年已一连出了三部小说。

　　借《空岛》出版之际，余秋雨接受了记者记者的邮件专访，虽然工作繁忙，但余先生仍非常快地回复了邮件，对一些敏感问题，余秋雨也并无回避，关于围绕他的是非，关于人生，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交出了自己用心书写的答卷。

　　我一生做任何比较大的事，都没有明确意图，只是“心生喜欢”而已

　　记者：您为什么对写小说产生了兴趣，今年接连推出《冰河》、《空岛》和《信客》？

　　余秋雨：一个园丁可以培植各种树木。我以前老是在打理松柏，却经常看到不远处的银杏和槐树。现在松柏长得不错，不用担忧了，我就向银杏和槐树走去。园丁有园丁的自由，他把近旁的树，都看成是一件事。我把这三部小说，看成是“中国人文精神三部曲”，囊括了明代、清代和现代。

　　记者：您创作《空岛》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决定要用历史纪实的笔调，写这样一本悬疑推理小说？

　　余秋雨：没有初衷。我一生做任何比较大的事，都没有明确意图，只是“心生喜欢”而已。说深一点，是“生命能量的自然迸发”吧。这就像站在黄土高原的某个山顶上呼啸几声，并不是在具体呼唤什么。至于灵感，那是在拿起笔之后的随时闪亮。只要放松了自由心态，它就会涌现。

　　“历史纪实”、“悬疑推理”，是手法选择，不必由我作太隆重的决定。对任何文学作品而言，重要的是“生命内涵”和“人格设计”。种种手法，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记者：小说里虚构和历史的比例大约多少？

　　余秋雨：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但在文学面前，历史就不重要了。中国文化，优点很多，却从清代开始被历史绊住了。一切人事，都笼罩在“历史定位”、“历史评价”、“历史是非”中，而事实证明，越是这么纠缠，越是走向历史负面。因此，中国人更应松脱历史，提倡精神的自由，切身的感悟，审美的享受。

　　记者：未来还打算尝试什么小说吗？写小说您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余秋雨：我对人生没有计划，不肯定未来还会不会写，可能不写了吧。写小说没遇到什么困难，比较困难的是写剧本。因为写剧本时时需要考虑舞台呈现、整体合成、剧场气氛。我为妻子写过好几部戏，深知其中甘苦。

　　除了“离婚”外，关于我还有三个谣言

　　记者：出版《冰河》时，您说这本书对您本人也有一点“洗冤”的作用——“可以看成我们夫妻俩在绝境中的悲剧性坚持”，您本身是位文化人，但是这么多年来外界却偏于把您当明星看，关心您的婚姻情况，更是屡屡传出一些不实消息，您怎么看？

　　余秋雨：其实“大众”对我一直都很尊重。证据是，我的每一部著作，都出乎意料地畅销，我的每一场演讲，都一票难求。这至少可以说明，用谎言向我投污的人，只是极个别的，与“大众”毫无关系。“离婚”之类的谎言，是几个婚姻破产的上海文人制造出来的，借以自我安慰。算来算去，总共也只有三个人，而且都是我以前帮助过的人。他们为什么忘恩负义？因为他们延续了上海市井痞子的信条：“向恶人吐口水，不敢；向好人吐口水，有派；向恩人吐口水，最牛。”

　　记者：“人红是非多”，这些年来，围绕您也难免陷入一些是非中，对此，您如何应对，是否后悔自己这么“红”？

　　余秋雨：我从来没有“身处是非”中，因为我一直不在可以被“围绕”的圈子里边。就说近十年吧，从二○○五年开始，我在美国各名校和联合国总部巡回讲学，接着到香港浸会大学担任了好几年的“人文奠基教授”。后来，又转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至今。与此同时，我在上海的“大师工作室”又要主持博士后工作站，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秋雨书院”又要每年招收博士后，忙得不可开交。我像是一匹时时都在扬鬃飞奔的快马，而且主要飞奔在遥远的地方，原来栖息过的马棚里有一些蚊子在嗡嗡，我确实注意不到。所谓“争议”和“是非”，其实我也只是听朋友谈笑过，从来没上心。据说，除了“离婚”的谣言外，还有三个谣言：

　　一是说我在“文革”中似乎“写作”过什么，引起很多人的想入非非。我曾在很多年前发出“悬赏”：只要有人能指出我在极左时代写过一句极左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两年的全部薪金。我让一个律师事务所执行这个“悬赏”，过去已经十几年，没有人能指出一句。这就让我非常佩服自己了，因为在极左年代没有写过极左文字的人，在全国文人中实在是太少太少。我在极左年代确实“写作”过，那就是长达六十八万字的《世界戏剧学》。想想看，在那个稍稍违反“革命样板戏原则”就要入罪的年代，我居然偷偷潜入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写了这么一部著作，这要承担多大的生命勇气？这部著作在“文革”结束后及时出版，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直到去年还两度再版。其实，“揭发”我在“文革”中有过“写作”，却又不说写过什么的人，正是当年的造反派暴徒。他们当年确实没有拿过笔，拿的是棍棒。

　　第二个谣言，有一个上海文人说我的书中有很多“文史差错”，这事在海内外闹了很多年。复旦大学的著名文史教授章培恒先生一再撰文指出那人是“诬陷和捏造”，全国传媒不予理会。直到最后，一位广州的记者要与那个人直接比对证据，那个人才承认他是“想当然”。他居然那么轻松地耍弄了全国读者那么久。

　　第三个谣言，说我在抗震救灾中捐献二十万元是“诈捐”。其实这二十万元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数字，我的首笔捐款是五十万元。以后，我每年都向教育事业捐献我的稿酬收入至少六十万元。据我所知，那些永远在指责别人“诈捐”的文人，自己是咬定“一元也不捐”。

　　我很奇怪，这些很容易识破的谣言，为什么那么多媒体识不破，而且盛传几年？后来终于明白，谣言与媒体有关，媒体需要谣言，尤其是需要“有名无权”的人的谣言。

　　您问我会不会后悔自己“红”？我这个人，七岁时就独自在夜间翻越两座虎狼之山去寻找妈妈；“文革”时爸爸被关押，叔叔被逼死，我不到二十岁就挑起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却从来没有向造反派暴徒说一句话，点一下头，求一次情；在农场劳动时，带头用身体堵住决堤洪水，最后勉强被救活；在新时期，作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正厅级官员而毅然辞职，连续辞了二十三次才获准……这么一个人，还会怕您所说的那几个谣言？还会为那一点叽叽喳喳而“后悔”？

　　记者：您认为，对于所有的冤枉、不解、攻击，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还是以牙还牙？

　　余秋雨：以牙还牙是下策，保持沉默是中策。上策是：让自己出色的业绩和由衷的愉快，让那一些全都成为笑柄。

　　网上很多署我名的“文青腔”的文章与我无关

　　记者：您怎么应对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心情不好时您会选择做什么呢？

　　余秋雨：我从来没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认为，一个人的情绪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说“情绪不好”、“心情不好”，是自己对自己的娇宠。

　　记者：您会上网关注自己的消息吗？

　　余秋雨：我不上网。台湾大诗人余光中先生一直说，我和他，是两条“漏网之鱼（余）”。有时朋友们也会说点网上与我有关的事。例如，前不久盛传的一篇文章，用了我的名字，说我在德国教授家遇到了什么事。据说国内有的地区，还用这篇文章作为高考材料。其实，那文章与我无关。还有，经常有一点关于爱、人生、告别的抒情句子出现在网上，也用了我的名字。熟悉我文风的朋友都知道，我从来没有沾染过这种发腻的“文青腔”。但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告诉我，网上有一些长篇大论注明“不可不读”，其实是我在某处的演讲记录，却用了别人的名字。

　　记者：您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

　　余秋雨：这个问题无法成立，因为对这个“好”字，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我走遍全世界，经过仔细的比较，反而对中华民族的前途，较为乐观。它是全人类唯一不中断地存活到今天的古文明，具有应对各种遭遇的生命韧劲。但是，世界也有可能遭遇巨大的不测，好几位天体物理学家的朋友告诉我，地球的命运并不稳固。

　　几年前，我在台湾大学讲课，学生问我：“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世界毁灭，您会怎么做，怎么想？”我的回答是：“我会指挥学生们维持最后的秩序，让人类结束得比较有尊严。然后自己便心生快乐：历代多少哲人都预想过这一天，却没有遇到，独自孤独地毁灭了；这一天居然让我有幸遇到，而且不是孤独毁灭，那是何等伟大的机缘！”

　　这不只是表达技巧。说实话，我心里确实这么想，因此从来不畏惧什么。为什么佛教的庙宇中都有一个“大雄宝殿”？无所畏惧，便是大雄。

　　以社会问题来割裂完整审美，是我们文化的一大恶习

　　记者：《空岛》中有没有“意有所指”的地方？

　　余秋雨：《空岛》只想变成一个艺术作品，一点儿也不想“意有所指”，更不想“投射什么”。中国媒体必须明白，一个艺术作品如果想把自己割出几道裂口来暗讽一点什么，这就是自我破碎和自我下堕。我既然已经写过那么多文化书籍来直接分析中国社会中的各种负面现象，坦坦荡荡，为什么还要在艺术作品中绕个弯子、埋个钉子、缠个扣子？读者如果在里边读出一点暗藏的什么，那一定是读错了。请记住，以社会问题来割裂完整审美，是我们文化的一大恶习。

　　记者：您在《空岛》中写很多文人在文字细节间生拉硬扯，罗织别人的罪名，形成了滋生“文化鹰犬”的机制，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基因，您认为中国文化的基因以前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呢？您认为现在“文化鹰犬”机制有所改善吗？

　　余秋雨：中国的文化基因，由《周易》、《尚书》、《诗经》种下，再由诸子百家、屈原、司马迁定局，一路简约宏正，温和有情，始终贯穿着君子风范。“文化鹰犬”产生在明、清两代“文字狱”的文化恐怖主义之中，以诬陷、攻讦、杀灭为主要目标，使自古以来的文化正脉受到了血腥威胁。“文革”中死灰复燃，“文革”后八十年代隐退潜伏，九十年代又重新露头。现在情况大有好转，因为司法部门已经开始处置通过媒体来造谣和勒索的案件。

　　记者：中国现在很难出现文学大家，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余秋雨：现在不少优秀作家，在成就上早已超过五四以后的那些“大家”。但是，现在很多媒体人接受的教育，用的都是六十年前根据当时政治要求匆忙编成的现代文学史教材。而且，中国人的普遍文化心理，正如几位国际学者指出的，一直流行着一种盲目的“祖父崇拜”。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看电脑、手机，不爱看书，您对此担忧吗？

　　余秋雨：我不用手机，没有微信，但对年轻人的喜爱从不担忧，总是充满期待地看着以他们为主角的未来世界。事实证明，他们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衷于整人、咬人。我有时也会提醒他们，手机和电脑里的信息海啸，不值得用自己的可贵生命去拼耗。我说：“你以为占有了信息海啸，其实是信息海啸占有了你。信息海啸每天滚滚不息，而你的二十二岁的五月份再也不会回来。”

　　后悔之事与亡父有关 伤心之事与妻子有关

　　记者：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余秋雨：白先勇先生三月三日在台湾新北市政府礼堂有一个演讲，正好论述到我，他认为我的贡献是：带着对中华文化的骄傲和忧思，打通了当代华文世界的阅读界限。

　　我自己的判断与他有点不同。我认为自己的主要贡献是：早在三十年前用脚步唤醒了中华文化埋藏在各个遗址中的委屈和庄严，又在二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踏访了曾经与中华文明一起存世的已故老邻居，并且首度进行了现场比较研究。

　　记者：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余秋雨：我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都与我的亡父有关。我父亲在“文革”灾难中被关押了整整十年，是抗击造反派暴徒和极左势力而终于获得胜利的老英雄。但是多年后在他亡故之时，发现在他的床柜上有广州和上海两份诬陷我的报纸，报纸上有他颤抖的红笔。可见，是气愤加速了他的死亡。我后悔，没有加强防范，不让老人接触那些夺命的报纸。

　　第二件事情是听妈妈说的，爸爸晚年最渴望到北京一次，亲眼看看电视上天天出现的图景。但是他怕麻烦我们，始终没说。其实，护送他到北京看看，这对我和马兰来说，一点儿也不困难，但我后悔，没有仔细询问过他的愿望。只要抽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与他长谈一次，很可能就能听出口风，但我却主观地认为，老人已不愿远行。

　　对于这个后悔，不能不深感羞愧。作为儿子的我，走遍了全世界，而给予这个儿子强健身躯的老人，想去一次北京却终身未能如愿！——今天说这句话，仍然满眼是泪。

　　记者：让您最受伤的事情是什么？

　　余秋雨：我的妻子曾经长期领先全国票房，被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和纽约市文化局、华美文化协会授予“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这么一位艺术家，却在正当盛年的三十八岁时被地方官员无理地冻结而离开舞台，观众居然没有什么反应。这事最让我受伤，不是因为地方官员，而是因为观众。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吗，对于幸福您怎么定义？

　　余秋雨：我很幸福，但不必试图对“幸福”作出抽象概括，一抽象，幸福就逃走了。我的幸福很具体，主要有五项：一、找到了心心相印的妻子；二、拥有纵横万里的健康身体；三、由于二十多年前就彻底辞官，免除了各种麻烦；四、由于历来不在乎外来虚荣，因而也不被外来的嘈杂伤害；五、夫妻两人都具有对音乐、绘画、雕塑、表演、建筑、书法的天赋敏感，因而可享受一个审美的晚年。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