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汪国真于4月26日凌晨逝世。诗人、诗歌评论家唐晓渡称对汪国真的逝世十分震惊。曾任《诗刊》编辑的唐晓渡，回忆汪国真早年经常捧着自己创作的诗歌到编辑部请教，但一直不被看好。
唐晓渡认为，汪国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他创造出了介于文人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诗歌，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很高的是个水平，但却受到了中学生的热捧，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市场需求。
汪国真的诗歌高度不高受人追捧是应市场需求
记者：汪国真逝世了，我发现朋友圈都在刷屏，可能80后这一代差一点，主要是70后那一代，他们的青春记忆。汪国真诗歌的盛行，在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但是也有很多人对他的诗也好，文章也好评价不高，您觉得他当年的流行和对一代人的影响，更多的是哪一方面吸引你？
唐晓渡：当然我首先觉得，汪国真的逝世还是让我感到很震惊。他应该很年轻，他应该才…
记者：59岁。
唐晓渡：首先就是人去世这个事还是感到震惊和深深的哀悼。他的诗当然我以前有过评价，如果是按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地方不涉及到个人趣味，也可以说包含了个人趣味。就是说我所理解的诗歌，或者说是在当代中国诗歌已经提供的这些文本的前提下，我觉得在诗歌意义上他的高度不是那么高。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特别是90年代以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他的诗歌之所以引起了关注，主要是来自于当时中学生的关注，尤其是在当代诗歌发展处在一种低潮的这样一个时期。而且当时实际上人们可能在这方面还比较迷茫。就90年代创作诗歌，一般的读者他不是特别明白，因为很多人不能被大家所知道。这个能读到的，以前那些受到批判，所以他产生了一些迷茫。在这种情况下，汪国真是被很多中学生，包括大学低年级，高中生、初中生所喜爱。但是我说不管怎么样，这一点本身不是什么他的过错，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我觉得就是按照读者的，假如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这个就是市场需求。
汪国真有他的读者，一点不奇怪，而且我觉得谁也不能把这作为一个贬损的理由，比如说好的诗人是不能把市场，把发行量作为支持他的一个尺度，比如说我诗集发的多我就好，但是反过来也不能说他发的多他就是坏诗人，这同样不成立。所以汪国真不管怎么说，他在那么一个诗歌时刻，也确实平复了、满足了很多年轻的灵魂和年轻情感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他在多元化的诗歌格局当中，也有他的理由、有他的意义。但是后来他自己陷入了某种幻觉，而且这种有些是我们文化生态所导致的，强化了一些他的幻觉。
有一次我开完会碰到他就问他，他说他在制作给古诗词谱曲，还有练书法。做这个事情，挺好。我觉得在历史极具变化的关头，一个诗人有很多偶然性，汪国真不是那种必然的诗人。比如说有些诗人给你是压迫感，他那个作品的高度在那儿，依旧被埋没，将来还是要被人所认知。汪国真可能是其他的情况，但是我想前提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也是分阶段的，相对于一个人生阶段，一种思想情感的状态，他有他的意义。我听说好多人都抄他的诗拿来当情书什么的，也没什么不好。但要说放在整个当代诗歌人文层面的高度，还是要做另外的评价。
汪国真是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记者：刚才我看朋友圈里，就是前看历史的主编唐建光，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就提说汪国真的诗、彭德怀的字、亦舒的小说，这是他们一代人的中学记忆。我又补充几句，比如说像琼瑶、金庸、席慕容包括甚至刘墉、李敖等等，当年他们是不是代表台湾文化的某种面貌，然后现在为什么，它又没有这么强势。
唐晓渡：琼瑶的小说，席慕容还有三毛，三毛当然还要高一些，比琼瑶的小说按照台湾他们的评价当然说是要高，席慕容的诗和琼瑶的小说是一个层面上。可能他们的字，那就是硬笔书法对吧，大陆的庞中华。它就是说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谈朦胧诗里面，舒婷的诗她就是在整个经过文革以后进入文明的那种，是阶级斗争培养出来比较硬的一种那种情感世界，那种思想的那个可能比较硬。但是你想，为什么舒婷的诗当时影响要大，是因为她满足了人们的，除了政治上的那个反思以外，它更多的是有那个情感上的抚慰，就是它是一种软的。
你像比如说那个苏联诗歌当时，分为静派和响派，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响派来构思经验，后来就是静派诗，那时候当然白银时代还没出现。但是静派当时就比较受欢迎，其实它也是一种比较软的声音，它也白银时代的到来做了某些铺垫，因为白银时代的声音当然更复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当代文化在面临一个转型，而总的来说有一种新的这个潜质，这种潜质可能从历史上的宋词，那时候还不是典型的通俗文化，它是一种好像介于文人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宋词，就是词的曲不是说书，它不是通俗小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有一股潮流我觉得。
记者：也是诗歌？
唐晓渡：也是诗歌，也是诗歌就是他那时候，其实他总的说来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潜流在那个地方，也可以说很大一部分人或者读者，他在审美上有这个需要。这个在再加上我前面说到的特定的人流，那个特定主要讲的是在诗歌在专业，比如说在诗歌内部，当代诗歌内部就是从汪国真以后第三代诗歌不断的往前推，这个观念的诗意的都已经达到了一个。但是他当时他因为走的特别远，所以一般读者也跟不上，这时候突然有汪国真这样的，一看明白易懂的而且情感又是比较柔，调性也比较软，又能有一种抚慰他们迷茫的那种很脆弱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很幼稚的那种心理，确实是事实。
因为汪国真不是那时候才写，他一直在写。我在原来访谈里面我也谈过，那时候我在《诗刊》工作，他就捧着个本子，到处请这个老师看，请那个老师看。当然我也看过，他也拿这个本子请我看过，但是他的诗刊当时根本达不到发表的水平，因为那种诗太短了，就是在我们的眼里就是这种诗太短了。
他其实也就比我小两岁，因为我是1954年，他是1956年或者1957年的时候。
记者：刚才看见好多，也有好多人不相信，以为还是假新闻。
唐晓渡：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小的，就是小5岁就是小的非常多了。他那个时候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当时觉得他，就是这个诗在我们看来是属于比较幼稚的诗，比较浅的，那时候确实老师讲那时候，也没会想到这种诗有一天会大行其道，没有，所以当时也很有意思，我觉得至少汪国真他是构成现象的，就是他当时突然这个那么多人喜欢，不管他是那个群体的，一个诗集发行那么大，然后包括刺激了他要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幻觉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所以他是，我说他是一个现象是，就是作为一种文化对象或者风向，就是当代人做精神分析、文化分析它是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切点的。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