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才得以见到周大新的新书《曲终人在》。

　　首先是“地利”，周大新作为军旅作家，近距离观看政坛“风景”，有意储备了写作资源；而后是“天时”，外部气候环境适宜，是时候写作贪腐题材，谷俊山一案使他不吐不快，迫切地要表达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最终是“人和”，周大新敢于发表此书，因为他退休了。

　　这一次，周大新书写了一位省长的官场生活，但他不愿意将作品归类于“官场小说”，而是称之为“人生小说”，一个官员引发的人生思考，许多问题发生在官场之外，涉及我们每一个人，周大新向所有人提问：“假如有一天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了你，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官员？”

　　小说用“拟纪实文学”的方式展开，虽是一部虚构小说，但因为周大新设计的特殊形式，让这部小说显得像新闻报道一样真实可信，周大新说：“读者心里会排斥虚构的样式，觉得你编的还不如真实的精彩。”在记者记者专访的过程中，每次讲到书中的主人公“欧阳万彤”，周大新都自然而然地称他为“万彤”，像在闲谈一位熟识的老朋友，虽然记者早已知道万彤并非真实存在，但因为这一声熟稔的称呼，仍然不由自主地代入了真实感。

　　以下为记者访谈实录：

　　采访者：王姝蕲

　　被访者：周大新

　　怎样的官员可谓“完美”？

　　记者：你曾在文章《为了人类的日臻完美》中写到，“作家该用自己的笔对人类的完美状态做出自己的描述，指出什么是完美的人，什么是完美的人类社会，什么是完美的人类生存状态，从而去吸引人们向那个完美的境界迈进。”每个人对完美的理解不尽相同，你提到《曲终人在》的主人公欧阳万彤是一个好官，许多人立刻联想到高大全的人民公仆形象。但事实上书中的欧阳万彤在从政道路中也用过一些手腕，他是有缺陷和瑕疵的，你如何理解完美，如何定义一个好官、一个好人？

　　周大新：世界上没有真正完美的人，只是相对完美。严格来说世界上也没有典型的坏人，因为人性是很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兽性存在，只是在接受教育、文明熏陶以后，让自己身上的阴霾慢慢消去一些，然后增加美好的部分。欧阳万彤出生于乡村，他想进入官场，完全按照我们理想中的“正确”方式是不可能的，他采取了不好的，甚至不道德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可以理解并不等于可以宽恕。所以，我认为一个好官员的标准应该是：当官员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说职务达到省部军以上级别，就一定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发展为重。官员固然要顾及自己家庭的利益，在正常范围内都是允许的，但是不能把为官的重心放在为个人或家庭谋利益，应该是为国家为民族谋利益，因为这部分官员身负的责任太重大了，全国十几亿人的利益仅仅由几千个人在管理着，如果这些人不慎重，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怎么办？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民族陷入战乱，很多国家政府破产，在于他们的高层官员没有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完全由高官决定，但是高官的作为确实会对其产生严重的影响，我国现在揭露这么多党政军高官的贪腐问题，我这本书其实是写这种忧虑。

　　谷俊山贪腐案激发创作使命

　　记者：由于工作关系，你得以近距离观察官场，有利于创作，将官员生活写得很真实。但“近距离”却不利于发表，难免有人对号入座，创作时是否有这方面的顾虑？发表后是否有困扰？

　　周大新：也有这种顾虑，但是我把他文学化、艺术化了，与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有距离，他们不会对号入座，也没有人愿意对号入座。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在退休之前发表这部作品，也是这个原因，这的确属于敏感题材，弄不好就会惹麻烦。

　　写这种作品是有压力的，但是我有这一部分生活经历，若不把它写出来，也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作家的写作资源是有限的，不是用不完的，我有很多对社会的忧虑，想把它表达出来。

　　记者：你唯一公开的一个人物原形是谷俊山。

　　周大新：书中的魏昌山是以谷俊山为模特写的，但是和真实的谷俊山已经不一样了，也是一个文学人物，谷俊山看了也不会认为就是在写他，人物的前半段人生，特别是追求高级将领的女儿并结婚这部分是虚构的。而修建私宅，藏现金，藏一千多箱茅台酒，是谷俊山的事。

　　记者：谷俊山与你同在总后勤部工作，我们可以想象，近距离的人物和事件震撼尤为强烈，也驱使你写这部小说。谷俊山贪腐案事发前后，周围人对他的认知及态度是什么样的？以及激发你创作的心理过程是怎样的？

　　周大新：原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比较张扬、高调，听说他出手大方，一般人他不接触，他其实也不认识我。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判断他可能贪了一些钱，因为他的正规收入是很少的，但出手却那么大方。但最后我们得到通报才知道他有这么多东西，他在河南盖了一个将军府，那里存了很多现金，让人意外。一般人会将贪污的钱存起来，或者转移到国外，他却把钱埋到地下，这是过去老地主的做法，这个人特别奇怪。关于酒的事让我太吃惊了，常人有个十箱八箱都可以理解，而他在家里藏1500多箱茅台酒，一些是15年陈酿，一些是30年陈酿，过去30年陈酿要好几万一瓶，这些酒所需资金巨大，说明这个人特别疯狂，他心里已经没有任何规矩了，好像这个军队就是他的，随心所欲，没有任何顾忌。国家军队交给这样的人管理太让人忧虑了，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成为大家都非常担忧的问题。[NextPage]

　　善良的作家如何书写恶？

　　记者：梁鸿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周大新小说论》，其中这样评论你，“周大新非常善良，并且文如其人，这种善良的性格影响到他的写作心态。可明显感觉到描写‘恶’的时候心中的某种害怕，这是作者在面对人类‘恶’的时候承受力的局限性和认识不够。正是由于过于善良，他对恶非常地厌恶和惊叹，他不理解人类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丑陋的事情，这种潜在的情绪使他无法深入思考下去，思维就此停住，作者在这种时候经常打一个巧妙的擦边球，轻轻地滑过去。”这篇评论你看到过吗，是否认同？

　　周大新：她给我看过这篇文章，说得有一点道理，我写作时不愿意触及特别恶的东西，自己心理上承受不了。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有的作家可以把杀人的过程写得非常仔细，或者电影里拍摄希特勒观看吊死犹太人的残忍过程，这些我都没法写，心理上接受不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这也是我和其他作家的区别或差距。

　　记者：书写官员的生活不可回避地要触及人性的恶，你是怎么写的？

　　周大新：《曲终人在》里面也涉及了一些恶，比如：找医生做假证说他是老年痴呆，PS人家的照片，美色贿赂，等等。官场里面的黑暗面还有很多。

　　而美国《纸牌屋》中的情节，安德伍德认为曾经的情人会对他构成威胁，便把情人推下地铁站杀死，这种东西我可能写不出来，我觉得太过分了，我写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处理，我自己很难接受类似这样的黑暗。

　　记者：作家面对恶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周大新：作家应该勇敢地把恶揭露出来，但一定不能把恶原样呈现让别人学习，也不该对读者的心理造成极强的不适感，应该顾及读者，我们这些书是有很多年轻人要看的，包括一些高中生。我觉得涉及最丑恶东西时还是应该有所遮掩，这个遮掩不是对犯罪分子的掩饰，而是对读者的关照，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不给他们的心灵留下特别深刻的恶性刺激，尤其不能让他们去学习。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您的这种爱是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

　　周大新：对，我最早接触的托尔斯泰作品是《复活》，聂赫留朵夫在亲戚家里见到美丽的少女玛丝洛娃，两人相爱，女孩是真情，男的是假意。然后很快聂赫留朵夫就把女孩忘记了，导致了女孩的命运十分悲惨，而后陷入官司。聂赫留朵夫刚好是陪审员，当他坐在陪审席上，受到良心的谴责，良心复活，开始关注玛丝洛娃的命运，求她的宽恕。这中间呈现出的消失的爱又回到人们内心的过程给我很大的冲击，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存在这种互相负责任、互相依赖的关系。后来我就去找托尔斯泰其他的书，包括《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发现他的作品一直在赞美人们之间的真挚的爱，他用各种办法劝导人们不要忘记爱，爱才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你一旦丢失了它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会非常后悔，且再无法获得。我读这些作品时非常年轻，这些作品对我形成了很强烈的影响。这些作品能跨越民族、跨越国界，征服一个中国读者的心，就是因为作品里面弥漫着一种深沉的爱。在此之后，我无论写什么人物，写什么题材，用什么方法写，都希望最终向人们传达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爱，劝导人们不为一己私利给别人造成苦难，这慢慢成为我创作的思路。

　　拟纪实小说：虚构如何趋于真实

　　记者：你用新闻素材的形式完成这篇小说，我想到了美国新新闻主义代表作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原本是真实的新闻事件，作者采访了数十个人，然后梳理，加入景物、外貌、心理描写，写成“纪实小说”。而你的《曲终人在》则相反，先是虚构了欧阳万彤这个形象及事迹，然而分解成“新闻素材”，变成“拟纪实小说”。这个创意来源是什么？创作的难度主要在哪里？

　　周大新：一部作品对我来说，首先是要写什么题材，当我确定写官场以后，接下来怎么写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用什么样的结构和样式来讲述这个故事，这非常难，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那就不是创新。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过程，也是不断琢磨的过程。这个题材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写，像过去那种传统叙事。也可以用作家和省长对话的方式来写。但是这些方式都不理想，没有新意，首先我自己这一关过不去。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新闻在曝光官场生态，你的小说一定要写得非常真实读者才能相信，读者心里会排斥虚构的样式，觉得你编的不如真实的好。选来选去，最后确定了现在的这种写法，从新闻的角度引出故事。新闻为什么能够引人注意，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新闻是真的，我用这种采访式的写法，才可以造成新闻的真实效果。

　　记者：新新闻主义出现在美国有其必然性，美国极少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早自马克·吐温、欧·亨利、德莱塞以及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的时代起，大多数美国作家即由报纸记者起家，在生活现场第一线摸爬滚打。所以，尽管“非虚构小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才提出，美国作家的新闻意识却源远流长。读者也习惯。然而在中国，余华写《第七天》被嘲笑为新闻串烧，对此您怎么看？

　　周大新：《第七天》我没有来得及看，无法评论，余华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我想他肯定有自己的用意。作家可以从新闻中吸取很多东西，托尔斯泰所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最初也是一个新闻事件。我从新闻中得到启示，觉得这样的方式写起来更真切，读者看了更相信。我写一个省长，由我直接讲述省长一天的生活，读者很难相信，会质疑：“你当过省长还是副省长？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生活的？”那么通过省长身边的人来讲述就比较好写了，省长的妻子总会知道吧，司机总会知道吧，秘书总会知道吧，由这些人物来说就真实多了。

　　“启蒙”是作家的责任

　　记者：您之前的现实主义小说《湖光山色》，孟繁华评论说本质上是浪漫主义，因为暖暖这个人物身上有许多超越乡土现实的理想主义成分。这种说法我们同样可以套用到《曲终人在》欧阳万彤身上，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好官，浪漫主义大于现实主义。针对这两部作品，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周大新：我的确把对官员的所有理想都加到欧阳万彤身上了，现实生活中的官员可能某一方面做得很好，而另一方面做得不好。欧阳万彤是我心目中不错的官员，起码是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官员。我塑造这个人物，是想给某些官员塑造一个模特或者是示范，他们总认为在官场没法做一个好人。

　　作家写人物总是要赋予自己的理想，当然写一个不被理想化的人物，也是有认识价值的，但这和我的写作理念有一定距离。我总是希望人们读了我的作品能获得精神上的启发，当然我们不能以同等人的身份，我只是一个写作者，我把自己的思考放入人物之中，至于你是怎么感觉的、你愿不愿意认同那是你的事。就我自己来说，我希望把理想的、美好的东西放到作品里。

　　现在有人反对“启蒙”的说法，可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其实有这一部分责任，就是让那些平时不愿意思考，或者少有时间思考的人读了你的作品受到一些启蒙。当然，有些人说，作家为什么就比别人高明，有资格去启蒙别人？我是这个职业，我必须去思考。

　　记者：有读者将《曲终人在》和一些官场小说作类比，以及《纸牌屋》的政治游戏，《甄嬛传》的后宫权术，您怎么看？

　　周大新：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将《曲终人在》和那些作品放在一起，我非常难受。那些作品也很好，但和我写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不是在写官场小说，而是在写人生，写一种非常忧虑的情绪。

　　我写一个官员的生活，就像我过去写的是一个做香油的人、做银首饰的人的生活一样，是书写人生，而不是写官场黑幕，教人如何在官场立足。我有一种雄心在作品中，要用真实社会的多个方面，把我忧虑的社会问题和现象都展示出来，但那不全是官场的问题，很多问题在官场之外，有涉及我自己的，涉及我们身边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更希望将它叫做“人生小说”，看看这一个省长的人生，审视人性的缺陷，也展示人生美好的部分。这部小说，因为主人公是一个官员，肯定要涉及官场的生活，但书写官场不是我的目的。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