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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秉杰:书生意气在 挥斥方遒难

2008-09-06 22:50:28来源:文汇报     作者:

   

    著名文学评论家吴秉杰在中国作协创研部当主任“主事”的年月里,他始终把我定位在他的“友好邻邦”之列,后来被创研部的人通俗地称为“创研部的亲戚”。之所以给我这么个称谓,实在是因为吴秉杰终生配戴眼镜视力不佳,况且那镜片不仅看上去很厚,而且永远油腻腻,所以他很难做到慧眼识珠。因此,他选择我,把在任经手的各类奖项、重点作品扶持工作、重要作品研讨的报道统统“责成”我来写,然后认认真真地审改一稿。我每次都请他签上大名,每次他都很不自信地说:“我签管用吗?还是写一句:送建功审吧”。我自然少不了奚落他两句:陈年的“豆包”就不是干粮啊,你这主任等同于村长,签字画押,这是程序。此时的吴秉杰唠唠叨叨:很多事都是这样,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
   
    秉杰是上海人,但属“非典型性”。因为他确实不具备“海派”官员和学者的“洋范儿”,从来是随随便便,衣冠不整。虽然近两三年已不再接受上海亲属“捐赠”的衣物,但至今他的全部“行头”还是那些年里背回北京的旧货。
   
    秉杰毫不掩饰上海人的节俭,而且会很开心地让我们看女儿发来的短信:“老爸,我给你买了一件19元钱的衬衣,很好看的。”听他那口气倒真的很赞许女儿的孝顺和俭朴。秉杰其实并不“抠门”,机关发的水果、月饼,外地带回的土特产品,他常常直接送到我们办公室,给那些家在外地的年轻人分分。长此以往,秉杰混出很好的“女人缘”,只要他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有想节食减肥的女同志把那一份肉菜让他带回去晚上吃,时常好几个女同志一起送菜给他。这时他会不好意思地、操着永远改不过来的上海话说:我为什么要那么多,老吃剩菜也没什么意思的啦。你们不能随便就降低我的生活标准吧。
   
    秉杰好喝两口,尤其热爱黄酒。每天喝一顿,一顿喝二两,如果他中午喝了酒,再接上晚宴,就是天王老子也难劝进一口酒的。有一次会议结束后大家聚餐,陈建功对秉杰说:对不起阁下了,今天没黄酒。秉杰一本正经地回答他:算啦,就凑合喝这茅台得了。全桌人瞠目结舌,然后哄堂大笑:谁说这年头儿“无大师”,秉杰实乃大师是也!
   
    吴秉杰是60年代北大数学系学生,放着数学不研究,不知哪根筋搭错,利用对文学的业余爱好,“挥斥方遒”起来,写文章与当时把握着话语权的笔杆子姚文元商榷,反对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这一“挥”二“斥”的结果是被取消学籍。自此,他颠沛流离,被遣送安徽做了十几年的农民。1979年改正错案,重入北大读中文,直至研究生毕业。他说话口音极重,声音不高,语速很快,听起来费劲儿,但他写得比说的好,写论文比写“红包批评”好。《现实主义沉思录》《各还命脉各精神》《两种不同的文学话语》《历史小说长篇创作的探讨》一部比一部研究深入,学术扎实。有一次,一位“愤青”找到他门上,一点不谦虚地表达一个观点:中国作协就没有一个真正搞文学理论的人。秉杰原本温吞的笑脸立时板起来,只见他眼睛不住眨巴,却不见他说话。那厮马上说:当然你还算一个。这下“貌似忠厚”的吴秉杰不干了,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算上我。告诉你,我们年年出理论文选,一大批搞文学理论的人,很多好文章,但就是不选你的,因为你连观点都搞不清,不知道你的理论是什么。然后,愤愤不平地扭过头对在场的人反复说:这人,真是的。
   
    秉杰心态特好,语言特经典。他说出的话常常要让我们惊呼:吴秉杰语录啊,写下来,挂墙上。在他退休进入倒计时的时候,忙碌多年的创研部副主任“修成正果”,他荣登创研部主任位置。那个“才华横溢的家伙”蒋巍和他成为了搭档。秉杰说,蒋巍和我搭档最好,我不想说话时他把话都说了,绝不会冷场。尤其是在饭桌上,我最不愿意去推杯换盏、挖空心思找客气话说,有他在,我对会议的全部贡献就剩下吃饭了。有一次,他和蒋巍分在两桌就餐,只听蒋巍眉开眼笑地评说中国作协创研部有史以来的“四代”名流,说到吴秉杰,蒋巍刻意放大声调冲着临桌调侃秉杰:“当然,吴秉杰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代”。大家面面相觑,不知秉杰做何反应。他根本不抬头,嘴里嚼着一大块肉开始“自卫反击战”:我不在乎是哪一代,只要是你上一代就行!一向自诩才华横溢的蒋巍,这回“才华”殆尽,只落得酒水“横溢”,噎得险些把酒喷到别人脸上。
   
    吴秉杰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多年,参加和主持过无数作品研讨会,但他时常为“人情”所困扰。必须“说好话”时,他自嘲说:作家还是需要鼓励的。必须批评时,他解释说:是因为有可批性。但他骨子里认为研讨会就是“一个人的会议”,只有被研讨的对象自己在乎,评论家们是互相折磨,谁也不爱听别人怎么说。所以,只要不是他主持会,他经常借故不影响会场环境溜到外面吸烟。
   
    秉杰不把官当官,也没人把他当官,他自己也不拿自己当官。江苏有一次会后,我们一起到青岛参加“小说排行榜”的活动,到了青岛秉杰才想起得向领导请个假,就和我商量说:我不会发短信,你署我的名字代我发一个行吗?我耍滑头说,那不行,短信的手机号反映出来是我的,肯定暴露我也“赶场”呢!吴秉杰只好求胡平,胡平按他口述:我在青岛开会,特告知,吴秉杰。没一分钟收到回信:你在江苏就溜会,我替你圆了场。你到青岛去,应该是请假而不是告知。这下秉杰愣了,郁闷得半天无语。我和胡平劝他再给领导回信解释一下。吴秉杰坚定地表示说,不解释。我说你是“先斩”,领导也算把你“揍”了,扯平啦。吴秉杰苦笑。我又说:你看你,好歹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了,自己不拿自己当官也罢了,不拿领导当官也没什么,请假和告知两词通用,太有北大风格了。这回惹出秉杰一大堆话。他说,当了十几年农民,我就没有领导。八十年代到中国作协,我有生以来面对的第一个领导是顾骧,只是和他上下级很多年也没总结出怎么和领导对话的经验。
   
    时至今日,接了创研部主任位置的胡平说起这事还总是窃笑。想来,不是胡平当时“犯坏”,就是他真预测到了他自己的今天。
   
    杜甫曰:“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这年头儿,秉杰能保有“书生意气”实属不易了,他不再“挥斥方遒”,我们也该谅解他。

  (实习编辑:马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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