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在上海大剧院的驻演于本月开启。这部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改编的中型舞台作品，与其说是致力于将78万字巨著浓缩于时长两个多小时的作品之中，不如说是提供给观众一把重新开启文学经典的钥匙。它或许推动着今天的年轻人，在与文学先贤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找到当下思想困惑的一些可能的答案。而探求这个答案，不得不重视这部巨著中的一次对话。——编者
阅读文学经典《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你是否也有着这样的困惑：在序言中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地指出卡拉马佐夫家族中的三弟、见习教士阿辽沙才是本书的主角，然而在主线故事中，二哥伊凡却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仿佛他才是整个故事的主角。作为19世纪现实世界中崇尚理性主义的俄罗斯进步青年的“文学再现”，陀氏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人物带给读者怎样的思考？这一切，或许要从伊凡与阿辽沙的一次对话说起。
伊凡与他的“理性主义”
在老卡拉马佐夫被杀的凶案发生之前，伊凡与阿辽沙所展开的这次对话，可以说是书中最高潮的部分，无数学者和评论家都对这次对话做了深入研究。在这次对话中，伊凡把自己多年来的思考一股脑地抛了出来。
首先，伊凡认为，上帝存不存在的问题是不可知的。他认为对这种终极问题的探求，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范围，人类不可能认知到正确答案，去思考它只会徒增烦恼。这其实就是哲学中典型的不可知论。
但他仍然倾向于相信“上帝存在”，因为他认为这意味着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人死后不是化为虚无，这是他所渴求的东西。为此，他还引用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
不过显然，他也只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待“上帝存在”这个观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仅仅是维护世界秩序的一个工具，而非真正的信仰。
接着，伊凡提出了在神学中很有名的“神正论”问题：如果上帝是正义的，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还会存在苦难呢？伊凡尤其提到孩子的苦难问题，他列举了他在现实中听闻的对孩子施虐甚至杀戮的社会新闻。他认为，孩子不同于大人，如果遭受苦难是因为人犯罪了，那无罪的孩子，为什么也要遭受苦难？
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对这个问题有所解答。他认为，人间的苦难不过是为了去往永恒天国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代价罢了。
然而伊凡认为，这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代价。天国的幸福不能抵消孩子受的苦难和他们流的泪。他说：如果孩子的苦难是去往天国的入场券，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扔掉它，我宁愿永世沉沦，也不去这个所谓的天国。
进而，伊凡又提出了他对“爱邻人”这一概念的思考。伊凡说，我们只是凡人，怎么可能做到爱自己的仇敌？别说仇敌了，即使只是一个无仇无怨的陌生人，你都不可能爱他。
这里涉及到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著名概念，即“爱具体的人”和“爱抽象的人”，这两个概念在他的另一部小说《白痴》中也有提及。伊凡认为自己如果只是抽象地爱全人类，或者说遥远地爱人是可能的，然而面对近在咫尺的人，那种爱便会很快消失。
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如果只把“爱全人类”作为口号来宣扬很容易。因为，这种“抽象的爱”并没有面对实际的问题，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爱着那个抽象的人类整体。
然而，现实中人类的不同个体必然不可能都是完美良善的，他们有着各自的缺陷。也因如此，即使是心地善良，一心想做善事的人，一旦真的接触到具体的人，或许就会如伊凡自述的那样，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理解、嫌弃和厌恶。
所以“爱抽象的人”容易，“爱具体的人”，很难。
最后，伊凡为阿辽沙讲述了一个他自己创作的故事，名叫《宗教大法官》。这被不少学者认为是近200年来用故事形式来展现哲学思辨的巅峰作品，其思想之深邃让人惊叹。
伊凡用这个故事向人类提出了一个终极命题：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在故事中，伊凡借着宗教大法官之口说：人类不需要天国的幸福，不需要精神的自由。人类只需要现实世界中的幸福，只需要满足我们的物质欲望，人就是为了现世的欲望而活着。
最终伊凡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为了满足欲望，人类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在伊凡的观念中，上帝代表的就是社会道德本身。“如果没有上帝”，就意味着所有的道德都会变成一种相对的道德，一个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他所说的“为所欲为”的含义。
这是哲学中另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到底存不存在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呢？
很显然，在这类问题上，伊凡的“理性主义”彻底滑落到了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这是他用自己理性的头脑思考出来的所谓“终极答案”，但是他的良心却告诉他，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导向的只会是社会秩序的崩溃，是人类现代引以为傲的文明、道德等一切美的事物的毁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甚至吃人肉喝人血的事情也是允许的了。”
所以他在潜意识中隐隐希望着拥有仁爱之心的阿辽沙听完后能够给他一个更好的答案。但很遗憾，当时的阿辽沙只是一个20岁涉世未深的青年。面对伊凡的质疑，面对种种残酷的现实问题，他没能给出任何有力的反击。
陀氏对“理性主义”的洞悉
无疑，伊凡与阿辽沙的这次对话，反映的正是陀氏内心中理性与信仰的对立与挣扎。
在陀氏所处的19世纪，正值红火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地开花结果。人类使用煤炭、钢铁和蒸汽机创造出了一个个庞然大物，轨道、机器以及建筑，电报能够跨越万里大洋传递信息，轰鸣的火车汽笛日夜响彻整个欧洲。在过去数千年里，人类从未像那个年代那样自信过。
与此同时，理性主义思想也借着科学的东风逐渐压倒了传统的信仰，人类的理性骄傲地认为，自己也能像科学发明一样，用理性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注意到，这种理性主义思潮对社会来说并非百利而无一害。正相反，它是十分危险的，它的逻辑终点可能并非现世的幸福国度，而是人人自危的人间炼狱。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洞悉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后的整个作家生涯。
在他的成名作《罪与罚》中，与伊凡同样崇尚理性的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发明了一种强者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强者和普通人两种，强者就是像拿破仑那样拥有强大力量的人，这种人无论是杀人、犯罪都是可以被允许的。然后，他为了证明自己属于强者的行列，亲手用斧头砍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然后抢走了她的钱，因为他的理性主义逻辑告诉他，这些钱在他这个聪明人手里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
在《白痴》中，他特意提到了一个当时真实发生在俄国的社会新闻，一个男人杀害了一户人家整整六口人被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他的辩护律师居然辩称，这个男人当时很穷很饿，所以杀人劫财也是无可厚非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些既荒谬又现实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理性只能导向荒诞和虚无，这种荒诞和虚无非但不能拯救人类，反而会加速人类滑向地狱的速度。
但在当时，理性主义在彼时西方世界尤其是精英阶层颇受欢迎，没有多少人在意他的警示。直到20世纪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法西斯战争，战场上数以千万人的尸体还有遍布整个世界的断壁残垣，无声地向我们证明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见之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作于近150年前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依旧还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在今天依旧有着许许多多的人，在内心深处像伊凡一样信奉着所谓“绝对的理性”，认为人类能依靠理性解决生命中的一切问题。
诚然，理性是人类构筑出现代社会的基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如果使用不当，走向极端，理性也可能成为人类毁灭的根源。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的困境”，也正是陀氏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塑造着像伊凡这样的理性主义者的意图所在。
面对这种困境，我们能做的，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沉醉于骄傲的理性，也要重视合乎情理的社会道德，重视精神的幸福。爱具体的人，具体地爱人。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这也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为伊凡对立面存在的阿辽沙及佐西玛长老反复提及的关于“爱他人”的理论，一种以他人、以社会责任为中心思考的利他主义精神。
陀氏把这种理论作为抗衡伊凡式“理性主义”的有力手段，并以此构建一种追求个人完美道德的社会秩序，给被伊凡嗤之以鼻的“对他人之爱”，赋予了“人类的生存意义本身”这样的崇高意义，试图以此避免理性主义可能滑落到虚无主义的危险。
这样的理论显然并不容易实现，而“理性的困境”也恐怕并不会因此而轻易化解。但其中蕴含的利他精神，在当下个别人宣扬利己主义、虚无主义的当下，无疑是为人类的精神发展指出了另一条道路，尽管蹚出这条路并不容易。
（作者为书评人）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