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六位年轻诗人商议编选这本诗人作品集时，他们一致决定让我来作一篇序。从年龄大小看，我突然觉得他们才是一伙的，年过半百者惟我孤身一人已是无力拒绝。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人，属于我的那一代人去了哪儿呢？在天堂逍遥，在官方评奖，在民间写作，在考虑后半生，我不知道。编这本诗人作品集，称之为90后诗人，肯定有人不买帐；来一个北京青年诗人，肯定有人不服气。但是，管他什么的呢？称之为“独生子女”“空巢老人”“最后一代”，也无不可，只当酒足饭饱之后开一个玩笑呗。
病毒、战争、失业，等等，这个时候，还编诗集，确实有点没良心。这些诗歌活动，往往突出的，是年轻诗人最好的一面。一旦活动结束，最好的一面，以为是一个未来良好的开端，事实上往往就是一个终点。我知道，这终究是一件徒劳的工作，兴许大家高兴一阵子，回头自个儿该干嘛还干嘛。弄不好，还会闹出一些是非，更是相当无聊。但是，在我看来，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思考：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样子？难道人类生存真的没有文化可言？难道文明压根儿就不存在？难道诗人只能孤独寂寞，悄悄写作，默生默灭？五四时期的尝试与呐喊呢？抗战时期的投枪与匕手呢？朦胧诗时期的“我不相信”呢？我们身边的公民诗写作呢？编选这样的诗集，具体一点讲，远的不说，实质上是在向老木致敬！向孟浪致敬！一代一代，诗人消失，诗歌精神尚在。
从2014年北京青年诗会发起时，就有90后诗人参与诗歌活动。一位年轻诗人，一本一本写诗集，希望我，为他的诗集写几句话。我欣赏和鼓励他的写作，但我没有为他写过评论。当他需要我写的时候，我没有写；当我想要为他写的时候，他已视我为仇人，扬言要杀了我 ——一个活动参与者变成活动反对者。我所接触的年轻诗人，我曾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时代的见证者，向奥登、米沃什、布罗茨基学习诗歌写作，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我认识一位年轻诗人，她热衷于女权运动。她有思想觉悟，有理论修养，也有社会实践的热忱。另一位年轻诗人，我愿意称她为美好的生活者。她们的诗歌语言都非常清晰，一个有复杂的内在逻辑，一个有敏感充沛的生命直觉。她们的名字我提及不过来，因为她们是属于这一种写作类型里所有的年轻诗人。
另有一位年轻诗人是雅皮士，在美国学习过后现代理论，回国玩了一阵音乐，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希望他能够在中国掀起一场诗歌垮掉派运动。我知道，我的想法有一些天真，这种天真不知道是我本来就如此，还是因为我见了年轻诗人就变得天真起来。我可以是一个成熟的人，但成熟了又能怎么样呢？不过，经历这么些年跟人打交道，吃了一些苦头，自然我也变得成熟了不少，不再那么傻乎乎。结果是，我特别容易为年轻诗人的傻乎乎感到担忧。当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看不到任何未来，慢慢地，我也就不再担心什么了。也就是说，诗人傻一点，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呢？不过，雅皮士，是一位特别聪明的年轻诗人，他对我的任何一个傻念头，都能够接招，只差一步，我们就可以在舞台上共同嚎叫了。
艾伦·金斯堡说：“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这种疯狂的毁灭，我们到底经历了多少代？我们已经开始反感任何形式的口号了，哪怕是科学与民主。我们不要形式，我们要内容。自杀是不是内容？病毒是不是内容？那些自称追求诗歌形式创新的诗人，请问：你要创造什么样的诗歌形式对自杀与病毒才是合适的呢？无时代，意味着我们不必再尝试，也不必呐喊。我们该怎么办？
我还认识一位在诗人中最会设计海报的年轻诗人，她很有想法，动作又快，做事情又有效率。她每设计一款海报，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拍手称好。但是，最后，总会有更合适的海报可用。她设计的海报虽然最有个性，最有欣赏价值，却只能用于珍藏。终于，她忍不住了，她说：“老陈，以后你要我设计海报，我就要收钱了。不收钱，再好的东西也变得廉价！”另一位年轻诗人，曾在图书设计公司工作，他很有设计知识，但是，最后设计出来的东西，都不再是他的创意，只是他制作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不能不用。在跟这些年轻诗人打交道时，他们真的很生过我的气，还好，我们还能保持忘年交。
我特别注意，不向年轻诗人提起我的诗歌创作。我愿意作为一个人跟他们打交道，平等相待，相互理解，相互鼓励。至少，有过两位年轻诗人，我希望他们的写作早点入道，不惜亲自动手修改他们的诗句。我这样做，是希望他们看到我的手势，但他们总是跟我的手势纠缠不清，而不知道，我所有的手势无非只不过是想让他们能够看到天上的月亮。我经常认为，月亮才是诗。结果，一位年轻诗人跟我疏远，另一位年轻诗人特别诚恳，非要指导我的诗歌创作方向。
我会借年轻诗人出名吗？这是一个算账方法，相当市侩。的确，我们不是五四时期的人物，作为俗人，已经没有那种救亡图存的时代感。甚至，也没有八十年代那种世俗化的浪漫理想主义。年轻的诗人，我想问一句：你们现在的时代感是什么？北京大学是新诗的发源地，还需要你们去朝拜什么呢？白话文运动是一场平权运动；建国后，新诗断裂；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重新开启现代诗写作，八十年代末新诗再次断裂。不过，这一切，确实跟北京大学无关，那我们到底要怪罪什么呢？政治狂热，让新诗毁灭；经济狂热，让新诗平庸。我们能不能用市侩的办法来把这笔账算清楚？
想起来，从自己感觉不再年轻开始，我专门跟年轻诗人一起举办诗歌活动，已接近十年。十年一代人，真的像一场劫数。70后，80后，90后，我是70后，我对自己那一代年轻诗人没有记录。有的，只是一些碎片式的记忆。如果按照我为自己设定的计划，在记录了80后，90后，我若再继续记录00后一代，一旦完成三代年轻诗人的记录工作，我的生命将接近70岁。这是我在无时代里，为生命做的一个记号。时代像大海的浪潮，此刻，我犹如在夜晚平静的沙滩上，踩下脚印。当海浪席卷而来，什么都不会留下。一切，像从未发生过那样。
有人会以为我是在为年轻诗人唱一曲赞歌，我自己却认为，是在唱一曲悲歌。没有大海，我想象大海；没有时代，我想象时代。我唱年轻诗人的麻木、冷酷、无知、自负、自闭、孤傲、软弱、胆怯、自私，直到他们变老，获得世界的谅解。
当然，我还认识一些同龄人，年长者，他们能给我什么启示呢？还有那些死去的先贤，他们曾经处于跟我现在同龄的状态，还有那些经由伟大的头脑创造出来的同龄人，他们也存在于无时代。但是，我的生命注定会跟这一切擦肩而过。一旦我意识到了什么，我就会跟他们擦肩而过。当然，我也会跟年轻诗人们擦肩而过，我们只是短暂的相遇，甚至来不及见面。入选这本诗人作品集的30位年轻诗人，好多，我们至今不认识。他们写下的诗歌语言会给予他们一个精神肖像，让我去联想同龄人、年长者、先贤、创造者。
对年轻诗人，我以为我可以说出很多话来，但我真正能说出来的话却很少很少。我记起在福缘门的家，园明园东门的家，后八家的家，沙河的家，芙蓉里的家，安河桥的家，复兴里的家，惠新北里的家，天通苑的家。我想起那些纸杯，纸杯上的名字，那些青春而义气风发的脸，那些争执的岁月，他们进入无时代。
当我说无时代，其实是在说个人时代，每一个年轻诗人都进入个人时代。我们曾经是可以被忽视的个人。我们自己也以为自己是可以被忽视的个人。但实际上，作为个人，我们一直是存在着的。我们吃奶，游玩，成长，出行，远游，访学，交友，恋爱，结婚，生子，工作，在个人身上，发生了那么多，我们为什么还以为自己可以被忽视？谁在忽视个人？是自己，他人，还是社会。个人在逃避什么？当人类已走出洞穴。我们经历了对火的恐惧，对自然的恐惧，对海洋的恐惧，对森林的恐惧，对动植物的恐惧，对社会的恐惧，对意识的恐惧，对人的恐惧。而惟有灵魂，我们通过诗，始终在相互对话。
2023.5.7
《九零后北京青年诗人作品集》入选诗人
黑将从石头中榨出鲜血，
黑将从脑袋中取走痛苦。
——陈翔：《墙上的窗》
希望是光荣的，
伟大的航程也总是充满希望的，
只有最纯真的童话才偏爱结局，
——郭丛与：《郭丛与先生就近期伟大航道问题答记者问》
错误不在于迷失了秩序
在于因为寒冷被寒冷加塞
——郭旭：《对德拉戈莫申科周日的参与》
让我们同声相求，
下次再讲故事的时候，
就忘记那些心血的细节，
因为流动的东西都缺乏证据，
——黄婧怡：《爱的教育》
最亲密的话，也乘着灵巧的舌头而来
祷告声也自那儿发出，自我们的生命之外
——葭苇：《小阳台》
是水，是它的透明让我们抱在一起
是它浑浊，有点苦涩让我们的身上遍布沟壑
是它的清澈令我们不断踩水，
踩破一切与古老的水无关的负累。
——可仔：《雨天，我们去纪念馆》
每天擦亮太阳的时候，我想，
比起阴雨连绵的南方老家，
我们更懂得，怎样转化这光之燃料吗？
——李琬：《农场》
两年了，夏季才真在这园中降临，
你的血管才变成摆满杨梅的巷道。
——李海鹏：南园之夏
我必须回到这个时刻，想尽办法不再折返但也不会丢失它
像一个在激烈的对抗中，忽然看到晚霞，微笑着退出的人
——李嘉伟：《技艺》
有人对我，朝思暮想，日系月梦，似不得真，
山外青山，鱼肚有鱼，大门不迈，七窍生烟
难也难在，天黑了风撩撩不散，有人剥橘子
眼酸，慢的像在史前发明钨丝灯，将将抬头，
——李颇离：《小杜》
我越被计算，我就越显无用，
我丧失得越多，越不能动，感受就越少。
我的全部，不只限于体内，时常
也靠体外器官延展生存空间，但我存疑。
——刘阳鹤：《无用的人》
比起乌龟，我们的日子多短，又多
着急啊，你推测说，会冬眠的动物
应该都是跟着公转生活，按照季候
感应活泼与困倦、破晓与日暮，我说
——马克吐舟：《焦躁记》
我等着，安静地等着
不安地等着
回忆着生命中
其他椅子的声音
那些更难辨认的口吻
——孟垚：《椅子》
他怯怯地问：
还是不能进入吗？
她怯怯答道：
是的，也不能出去
——蜺痖：《晨锁》
到处是事物对我的回忆。安静良好的树林
越向内，它越能想起崎岖泥泞的内心。
我惊异于这条鹅卵石路，连接的人物
和关系是如此漫长。最终抵达现在的我。
——彭杰：《去公园散步》
一句话重复千遍，仍有人愿意
郑重说出，这是等同于山川
带来的感动。而现在
我们只有山川一样的沉默
——述川：《想起朋友在武汉江滩边的婚礼》
我翻开日记本如同走进一间
丢失的东西比保存的更重要的仓库，
没有事物为自己感到难过。
——王彻之：《日记本》
在高耸建筑的背景中
他的动作十分娴熟
仿佛已经持续了数千年
——吴雨伦：《老农》
因为飞不起来的草稿，远低于作品，
因为无风的生活，深陷在体验的沙漠。
——杨依菲：《用永恒买一日》
一些透明的躯体从后山冒出来。
它们知道，一旦夜晚来临，
调皮的魂魄将会找不到回家的小路。
——叶飙：《病中》
鸢尾，若你还不觉醒
我要许下愿望
十岁那年，花朵停止打开
一个傍晚雨水打湿她所有花瓣
——蔡英明：《鸽子轻柔得如哀伤》
你应当合上书本
去恋爱，去旅行
去感受一颗橙子的滋味
——袁恬：《如果，你已尽力》
它们又翻身成为微弱的巴赫，阴部，冬夜，心跳之美，激素里的
奴隶，像尼采，一边计算一边毁灭。
——张铎瀚：《巴赫篇》
如果我们的痛苦在理论上不成立
那就给予它们，现实上的抚慰
——张楠呐：《自白》
我要书写一千种方式，我的信
怎样在到达你途中被毁去：
火的劫难，水的纠缠，时间的欺侮，
谎言的埋没，还有误会将它吹去。
——张小榛：《春之觉醒其二》
寡言女孩自小练就肉身折叠术
倒转的视角里，观者神色惊惧
——张媛媛：《莫力庙，或词语柔术练习》
我被继续闲置，火炮向西行驶
碾过妄想踏平异国的混蛋白痴。
——张政硕：《一块钢板的自白》
自由的是音乐
不自由的是舞蹈身上的
那个我。舞台是唯一的绳索。绳索
绳索是唯一的道路
——赵汗青：《叼扇子的人》
这番话说起来容易，但实在没有什么既成的方案可供参照。毕竟，大多现有的编选与评论，不是更多地暗中受控于某种可疑的“诗坛规范”吗？在“发现诗坛新人”“展现XX地诗人风采”等编选套路中，文本不再作为一个论述空间与现实主义的场域。作者曾经在其中投射、实行与终结的各种层次的希望与焦虑，现在也必须再次“合群”，服从某种观念的过滤，而代价则是个体的被遮蔽与被使用。在我们看来，群像式的泛泛评点不仅在风格上乏味讨嫌，充斥着上位者的偏狭，更如同屏幕上一划而过的短视频般，欠缺必要的生产性与挑战性，以罐装的格言式论调，遮掩了每一个写作者所面临的紧张、多义的伦理与困境。尽管，在“文化资本”愈发集中于少数人的诗坛体制中，这种评论方案多少缓和了某种渴望被关注的焦虑感。对一位侥幸拿过数个不能用来参评大学奖学金的诗歌奖、发过几次刊物的青年诗人而言，如能被某位著名评论家在长文中提上几笔，自然是成长阶段中一件可堪记念的幸事，有心者甚至会暗自比较自己与同龄人所占据的版面篇幅。即便这趟评论的班车没能赶上，只要青年诗人足够熟悉诗歌圈的关系网络，能时刻维持着人前的不安分与紧张感，总能得到被“大师”赏识的机会。另一种常伴生出现的方案，则是从被评议的“群体”中抽象出数个特征，按照“一二三”等要点的方式排布。诗人们仿佛身处于公司的各个部门，分别参与写作的不同向度。面向开阔的、感性获取与体认的冒险，也在评论者的经营中被化作了某种拒绝危险的周末近郊团建。某种意义上，这两种写法几乎与GPT-4同样精明，遵循着可复制的原则，为每一个类型的写作寻觅合法化前提，并褒奖这种前提。唯一的一点小缺陷就是，当代诗已经从它投射与筹划的逻辑中被悄然剥离开了。
此外，还有一种按部就班的评论方案，就是将这些作品的起源与流变，放置到北京诗人书写的历史谱系中，做一个比较学维度上的研讨。不过，大家其实早已适应了“空间”被转化成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时间”，互联网也得以让青年诗人们每天都能阅读或咒骂相同的“诗坛前辈”。但似乎大多数当代诗人的写作风格中鲜有地域差异这件事，还没怎么被诗人与评论家们接受。在这些前提下，“北京”显然不能作为一个稳定、同一的书写场域，况且这些青年诗人大多在来到北京前就已在写作中高度完成了自我。即便考虑到其中部分人是在北京开展自己的写作，其写作资源也往往来自更为缠绕、富裕的文脉传统，乃至于不同的艺术领域与生活场景。于他们而言，“北京诗歌传统”更多地只是一个被透支的，与己无关的符号。因此，这类文本比较的展开，或许也意味着具体写作情境的不断偏移。何况，是否存在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群落化的“北京诗歌传统”，尚且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对前述评论方案的描述，略微显得跑题。不过，这正是我们所尝试得出的结论，即现有的评论范式无法含纳这些青年诗人的文本。我们并不拒绝对青年诗人的评论，实际上，一直以来同代人之间的评论并非太多，而是太少了。现代诗中不断增殖的文化地貌多样性，伴随着“尊重他人”“怎么写都行”的意识形态，非但无助于当代感性机制的重构。相反，以感受力与想象力为核心的“金科玉律”，因欠缺了必要的伦理基础，在不断内化为诗人们心智结构的同时，实质上阻碍了某种美学可能的发生。遭遇这种暧昧朦胧，享用着语言暴力或愉悦的写作视野时，现有的评论技术显然需要得到更新，回应当代诗写作中普遍的焦虑或心安理得。
从个人有限的视角来看，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也反映出对前述几种评述方案的警觉。他们能更为从容地面对写作的历史性压抑——并非一种应激式的抵触或自我放逐的合流，而是对汉语表达与诗坛体制中那些虚浮、水肿的情操的清醒认识与抗辩。通过与写作的联动，相较于他们的前辈，这些青年诗人更多地从恼人的“常识”“成规”与“诗性”中逃离，以更为清新的感性阐释这个复杂的世界。这种觉察，使得这些青年诗人们可能不再那么急切地去寻求写作的合法性，不再去包装自我写作的前提，而是更为熟练地周旋于现实及其种种资源，投身于现实与写作所交织的张力游戏中。这意味着，咬合在我们心头的“时代性”，在这些青年诗人身上已经不再那么明显，而“不明显”，恰恰是这些作品中的结构性特征。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并不存在于作为一种模式被提出来的继承关系中，而是能够将过往的文学资源，乃至于历史性压抑通通转化为一种书写的可能。当我们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应该甩脱将他们视为“一代人”或“整体”的认知方式，转而将这些青年诗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考察他们每个人是以怎样不同的方法与资源去重构自身的主体性。
某种意义上，编选也是一种无声的评述。我们在编选的过程中，尝试一方面避开本质化的“审美性”对编选工作的干扰，而是尽可能纳入不同的伦理与情感内容，以及相对应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我们未能提出实际可行的新方案，也当然不敢主张自己避开了前述评论方案的种种窠臼，但我们的编选工作整体还是建立在尽力克服现有弊病的基础上。在我们看来，在建构涵盖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内容与各类母题的索引之前，仅仅重构思考的视野、方法，似乎仍不足以把握某种新鲜的感性技术，因为文本的“生成”只可能被生命包含并以一种风格被表达的运动。因此，“九零后北京青年诗会”与其说是某个群体的登场，某种写作理念的具现，不如说是一次具体的事件。在某种期许中，它事关决策，意味着一些青年诗人展现自己对现实的解释与参与。它并非是对现有新诗格局的一次再分配，而是一些新的力量，参与新诗边界与尺度的重构的尝试。显然，目前的工作还不足以支撑这一理想，因此，我们期许于“九零后北京青年诗会”能不断延续下去，活动的形式、编选的对象等也能够不断更新，在一次又一次对既成方案的“溢出”中，寻觅出一种可能的批评实践方向。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具体的编选原则与疏漏。首先，由于篇幅等原因，其中大量的作品不得不直接删除。尽管，这些作品或许更为鲜明地呈现了同辈们对主体性的生成、新诗及其现实语境等话题的探索，这一点，所有参与编选工作的人员需要向所有入选者致歉。同时，由于提名入选者时时间与精力受限，使得这本书遗漏了大量曾经在北京学习、工作过的青年诗人。事实上，在此时此刻我们还能想到数位未能入选的优秀青年诗人，但鉴于编选工作已经完成，也无法再做变动。因此，我们不敢认定这本书如何呈现了北京90后青年诗人的样貌，因为被遗漏的部分或许永远要大于被编选的部分，一次呈现往往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遮掩。再次，在编选过程中，考虑到组诗与长诗写作，往往需要作者更多地去构建一个具备内容载量的主题，以及考验作者的手艺，即在平稳输出心智与节奏的同时，如何不至于让整首诗的经营过于枯燥，因而，我们在编选时整体上会更倾向于组诗与长诗。对于组诗与长诗较多的作者，则会考虑让他的短制与长篇能更为均衡地出现。
感谢诸位入选作者的支持，以及彭杰对诗人诗稿的统筹编辑，袁恬、李嘉伟、葭苇、郭旭、蔡英明五人的提名与稿件收集工作。作为主编，我主要承担编选本书的全部责任。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