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作家达蒙·加尔格特（Damon Galgut）凭借其第九部小说《承诺》（The Promise）入围2021年布克奖并最终拔得头筹。《承诺》承袭了南非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英语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承诺》由四章组成，各章分别围绕白人农场主斯瓦特家族的一场家族葬礼展开，女主人蕾切尔病逝前让丈夫马尼将黑人女仆萨洛米所住房屋赠予这位忠仆的“承诺”则是串联起四章的核心情动事件。本文从情动研究（Affect Studies）的视角出发，剖析斯瓦特家族两代人在承诺、背诺与践诺行为背后的情感归因，即羞耻、愤怒与同情，探察南非白人为性别政治、种族政治与阶级政治调节所操控的种族情感与种族态度，展示出基于爱的非洲乌班图精神是新南非种族和解与民族未来的情感基石。
羞耻：作为救赎方式的承诺
小说核心事件“承诺”不仅关乎个人道德，还涉及主体在情感层面对性别、阶级，尤其是种族问题的态度与行动倾向。因此，围绕“承诺”、“背诺”和“践诺”的情节设计无异于对当代南非社会种族政治现实的诊断。在情动视角下，人的本质是动态的情感活动，人的所作所为是对所处环境的情动调节。在此基础上，具有认知维度的情感状态也许可以揭示主体之在世。那么，斯瓦特家族女主人蕾切尔是何种情动？她又为何会在此种情形下做出承诺？答案也许暗藏于阿莫尔无意间所目睹到的承诺原初场景之中：病入膏肓的母亲让父亲许诺，将萨洛米所住三间房屋及宅基地赠予这位黑人女仆。
承诺的源头既是小说的道德罗盘，又是解读承诺背后情感动机的密钥。一方面，承诺是小说一再回指的“时间源”与道德基准，阿莫尔正是在脑中挥之不去的承诺原初场景指引下，三十年如一日坚定地走向道德的正北方才最终促使承诺兑现；另一方面，在蕾切尔做出承诺的场景中，从她的身体状态、行为举止到坚定态度与情感强度，无不暗示着承诺背后强大的情感动机。蕾切尔对丈夫的吁请有些近乎命令的语气，“答应我你会做”。这不免让读者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女主人与女仆间的“我-她”关系亲胜夫妻间的“我-你”关系。这是因为在性别政治的操控下，“妻子与仆人一样，只是叫法不同”。蕾切尔与萨洛米均为南非社会性别歧视的牺牲品，女性本体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母性使二者处于不同程度的受剥削、遭羞辱的他者地位。蕾切尔与萨洛米之间基于自身女性羞耻的纽结与牵连状态有助于读者理解蕾切尔的承诺及此后围绕承诺出现的纷争。
蕾切尔与萨洛米虽然身份地位悬殊，但她们身为女性的生育功能与母性形象均受到男权社会不同程度的利用与剥削。蕾切尔自20岁未婚先孕嫁进斯瓦特家至40岁病逝，一直被困在妻子与母亲角色的牢笼中而未能离开过农场主房屋这座房子。同样被困于此的黑人女仆萨洛米遭到的剥削更甚，因为她所从事的是对雇主具有高度依赖性的“低贱”的家政工作。在蕾切尔病重时，她身体失调引出的污秽腌臜连她的家人都觉得肮脏而不愿意侍奉在侧，众人纷纷把脏活累活都推给萨洛米，因为“她拿钱就是干这个的”。病体的属性是蕾切尔自我的一部分，无法去排斥；萨洛米照料病人的工作在他人看来肮脏不堪，这也是黑人女仆身份与自我的一部分。
鉴于此，承诺是蕾切尔洗雪自身羞耻、实现自我救赎的方式，它同时还象征着白人斯瓦特家族乃至整个南非在20世纪80年代超越国耻、重塑理想的可能。蕾切尔做出承诺的1986年正是全球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声浪高涨的一年，甚至连一向对南非问题态度暧昧不明的美英两国也明确加入国际反种族隔离阵营。虽然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在蕾切尔去世后18年才被废除，但她的承诺如石子般在死水一潭的种族僵局中激起层层涟漪，引发斯瓦特家族两代人对承诺的连锁反应并最终由新南非白人女性阿莫尔带来某种程度的种族和解。
愤怒：背诺的情感工具
愤怒与羞耻都是规范性、惩戒性、社会性的情感。小说中马尼的愤怒就是主体狂暴地表达自我权力意志，用特殊利益碾压他者利益的工具。任何忤逆与反抗都会招致马尼惩戒性乃至报复性的愤怒，他对儿子反叛的余恨历时九年也未消减，以至在遗嘱中规定若儿子不认错道歉将被剥夺遗产继承权。他完全无视亡妻遗愿，矢口否认亲自许下的承诺，却常将上帝、罪与罚等挂在嘴边。如此这般，只会对人际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并在此过程中滋生更多愤怒与暴力，最终使家庭陷入消极的恶性循环。
在探究马尼违背诺言的根本原因时，读者应注意到承诺背后折射出的黑人对土地的要求不仅触及马尼身为白人农场主的经济利益，更让他觉得这是对其统治阶级自我身份认同的挑战。妻子去世后，马尼虽然记得承诺之事却斩钉截铁地予以否认，还警告儿子“选好边站”。他用愤怒这种聒噪的情感表达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自己身上，让子女与亡妻的意志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从而模糊问题焦点。“选好边站”的警告更是意味深长，毫无疑问，此处的“边”指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黑白对立的种族分界线。土地之于马尼不仅是自然资源与生产工具，更是其身为白人少数派统治者与白人农场主的自我身份认同。当土地被冠以“我们的”这个形容词时，它就成为主体自我的重要部分，成为主体巩固内在身份的外部证据。因此，当他者提出土地要求时，马尼感到这无异于对他本人的挑战，愤怒自然随之而来。
愤怒的恶性循环或曰代际传递在斯瓦特家族也完全应验：当马尼将愤怒用作教育子女尤其是规训儿子的工具时，安东已将这种白人统治阶级的家长做派内化为自己的情感依托。他不仅习得了父亲基于愤怒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态度，还继承父亲的衣钵，拒绝履行承诺。在小说第二章马尼去世的1995年，南非民主政体虽已建立，但南非白人的种族态度依然僵化。在与阿莫尔讨论承诺问题时，安东推诿搪塞，拒绝兑现承诺，并说“即便我们做了所有那些事，也不能保证情况会有所改变”。他重提父亲当年资助黑人女仆之子上学但后者中途辍学一事以说明白人对黑人的善意纯属浪费时间。然而，黑人要靠白人资助方能上学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的绝对劣势与公民权丧失。然而，安东完全不考虑南非种族主义教育体系与就业制度对非洲人的剥夺而一味地站在统治阶级的道德制高点讽刺挖苦弱势群体。
马尼与安东父子的背诺行为及其背后的情感归因表明，愤怒是当时的白人种族态度建构之基石。自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起至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前的四十余年间，南非基督教国家教育与白人家庭教育一道对白人青少年进行反复的意识形态灌输。他们一方面以愤怒作为重要的社会化工具让白人青少年学会绝对服从并接受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以愤怒作为白人种族态度的基础。在愤怒的代际传播与恶性循环中，主体的愤怒强度、持续时间与暴力程度极易不断升级并最终反噬愤怒主体。安东的愤怒不断累积难以排遣，在与妻子的情人发生肢体冲突后更觉了无生趣，最终饮弹自尽，用小妹阿莫尔的话说，“他所有的力量与狂怒都被释放出来，猛地倒进枪管里，瞄准他生命的中心”。
同情：一种和解的希望
安东与阿莫尔两兄妹正是小说中的情动两极：如果安东代表旧南非既得利益者以消极情动愤怒维持白人少数派统治的社会痼疾，那么阿莫尔则象征新南非女性以积极情动同情实现种族和解的希望。阿莫尔（Amor）之名意为“爱”。同情（compassion）源于拉丁文，意为“一起受苦”，其中passion一词既有激情之意又含宗教意味。阿莫尔的圣洁之爱与人性光辉使她的同情积极正向，这种积极情动贯穿于其见证承诺、传播承诺与践行承诺的一系列行动之中。
阿莫尔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完全承认他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将我们对生活的全部兴趣从自我转向他者，它让我们个人生活的中心发生转移”。在这位女主人公身上，读者可以感受到同情是一种具有明确主客体与鲜明意向性的情感，主体关注的焦点是他者的痛苦、苦难与损害。想象他者处境并视之为同类，主动关心他者福祉且具有一定强度的情感反应。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使同情具有超越怜悯、善意等利他主义情感的道德规范。高强度的情感反应迫使伦理主体在通过想象重构他者苦难、深入了解其痛苦后，产生帮助他者解脱的强烈愿望并最终努力付诸实践。
他者的痛苦通过视觉、听觉与触觉被传递与感知，这意味着同情主体需要采用共视视角，并聆听他者痛苦，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内在的大爱。将他者视为同类，体现出主客体间共有的博爱精神。阿莫尔对黑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因为她也常遭众人忽视。其次，对他者的专注聆听是阿莫尔富有同情心的另一表征，深度倾听既显示出听者的谦逊包容，又是对他者的理解与敞开。家人注意到阿莫尔善于聆听的特质，并在向她倾诉的过程中释放紧张压力、宣泄负面情绪，给弱者带去精神慰藉。
同情这种积极情动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与社会价值，因为它与乐于助人、宽容和理解等美德共同构成南非传统思想乌班图（Ubuntu）的精神内核。乌班图源于恩古尼语格言“人之为人，有赖他人”（A person depends on other people to be a person），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共情与互相依赖的哲学。
作为一部感情充沛、意味深长的家世小说与现代南非农场寓言，《承诺》既可以激发读者对南非及其人民的真切情感，又能使读者透过情动研究视角思考个体在人生际遇中影响与被影响的能力。白人斯瓦特家族对黑人女仆的承诺、背诺与践诺行为背后暗藏着南非性别、种族与阶级操纵的情感密码，而解码羞耻、愤怒与同情既有助于读者走进当代南非白人复杂的种族情感腹地，又能为理想道德的重塑提供行动指南。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