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青故居，笔者有一段有趣的回忆。2011年夏天，笔者带着学生开展社会实践，主要是考察北京城的作家故居。当走到东四十三条97号艾青故居门前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和其他许多四合院破旧、糟烂的木质宅门不同，97号院竟然是一扇防盗门，显然里面不是大杂院，而是独门私宅。有学生怯生生地敲开门，院内的主人见是一群学生，竟然热情地把我们让进院内，我们受到艾青夫人高瑛女士的热情款待。

  艾青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大诗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艾青最能代表“新诗”对“自由”的追求。艾青的一生行迹甚广，在金华、石河子都有纪念艾青的场馆，在北京留有故居一处。纵观艾青波澜起伏的生命旅程，我还是觉得北京对于艾青最具特殊的意义。革命胜利之后，他进京、离京又返京，几度沉浮，前后在北京生活了三十余年。于艾青而言，北京意味着毕生的信仰和追求。

  紧邻故宫东侧有一条南北向的胡同，以东华门为界，东华门以北的称为北池子大街，以南的叫作南池子大街。这条胡同其实有不少故事可讲。辛亥革命之前，这里曾经是皇城的一部分，此后国民政府为了交通方便在红墙上另开券门，形成现在的样子。不少历史古迹都在这一带，比如皇家的档案库——皇史宬、多尔衮的王府——今天的普渡寺，以及与故宫西侧供奉雷神的昭显庙相呼应、供奉风神的宣仁庙，等等，都在这条街上。往北走到头，离京师大学堂的旧址和北大红楼就不远了，胡适住过的缎库胡同、陈独秀待过的箭杆胡同、沈从文曾蜗居的银闸胡同以及教授云集的中老胡同等也都在这附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暂住的时候还把《新青年》编辑部挪到了自己家里。想一想当初有多少新文学同人在北池子、南池子里进进出出，这条大街也算得上是见证了“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吧。

  1949年2月，随着胜利的大军，艾青以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进驻北平，他被安排住在北池子，主要负责国立北平艺专的资产清理、人员甄别等工作。刚进北平，艾青看起来意气风发、兴味盎然。他虽然以诗闻名，但最初是学美术出身的，一直抱有重拾画笔的愿望，“北京解放，使我又一次燃烧起对重新搞美术工作的希望。这个希望是很强烈的”。进京之后，艾青很快便和沙可夫、江丰一起去拜访在北平艺专任教的齐白石。在此后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艾青常常和美院的学生一起练习，并且还为胡风的《欢乐颂》设计了封面。然而不久，艾青还是被“从美术工作调到文学工作里了”，他后来在文章中多次表示出深深的遗憾。直到20世纪80年代，艾青还说：“我的第二次和美术工作的姻缘被切断了。这一次好像是和美术成了永远的告别。”

  1949年10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创刊，艾青被委任为副主编。大约在此前后，艾青被安排住进了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联、文协机关院内，和丁玲成为邻居。三进的院落，前面是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宿舍，后面有一座二层小楼，丁玲、萧三、沙可夫住在楼上，艾青住在楼下。直到1956年，艾青用稿费买下豆腐巷9号的四合院，院子里大小共有18间房，他在院子里种了丁香树，在每个房间里都置办了一套红木家具，卫浴设施齐全而先进。在此之前，艾青辞掉了《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搬到豆腐巷之后更是专心创作。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艾青的创作数量很大，但他心里也清楚，“大都是肤浅的颂歌”，自己并不满意。搬到豆腐巷之后，他写下了二十多首篇幅比较短小的诗歌，这批作品有些得自于在内蒙古的参观见闻，有些则是描绘北京当地景致，基本不涉及重大主题，抒情、修辞方式也比较典雅，可算是“回春之曲”吧。然而好景不长，在频繁的批判运动中，艾青受到一轮又一轮的批评，被迫离开了北京。

  1958年，艾青携家带口远走东北，一年之后蜻蜓点水般地回了趟北京，紧接着便又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原以为时间不会太久，根本未考虑处置房产，哪想一去十余年，直到1973年才以治眼为名，拖着病老之躯重回北京。旧梦重拾，房子已被别人占据，就连豆腐巷都已改成了丰收胡同，艾青只好暂时借住在西单背阴胡同28号小妹蒋希宁家中。1975年，艾青再次返京，回到丰收胡同自己家，发现“里面住了四家，卫生间的澡盆和抽水马桶没有了，改成蹲的。……我们栽的丁香树，早已死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住房成了艾青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和朋友们的通信中他多次提到住房问题。艾青先是在背阴胡同蒋希宁住的杂院里借了一间小屋，后来又迁入王府仓胡同四号，“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的平房里，床的上空驾着防地震的家什”。唐山大地震期间，人心惶惶不敢进屋，艾青一度到阜成门工地上冒雨避震。到了1978年7月，经艾青多方求助，一家人被安排住进史家胡同27号，大大小小五间房，条件大为改善，只是离公厕太远，艾青患有前列腺增生，如厕很是不便。他一直惦记着丰收胡同的房子，但迟迟收不回来。1979年2月，中国作协对艾青的问题予以平反。9月，艾青的工作和户口由新疆调回北京。同年12月，艾青夫妇搬到北纬饭店等新房，然而新房最终还是没有落到他们头上。落实政策几经周折，直到1982年秋末，时隔二十余年，艾青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丰收胡同里。艾青夫妇重新修整了小院，“门窗都刷了淡绿色的油漆，屋檐上也挂上半透明的绿色的塑料挡雨板”，“三间北屋是艾青夫妇的卧室、小客厅和写作间，东西两厢是子女的住室、厨房、锅炉房、浴室和厕所；南屋是较大的会客厅。进门处，有一棵香椿树挺拔地把枝丫伸向天空”。

  鲜花再度重放，可时光却一去不返，艾青自然也感慨自己如同“一个从垃圾堆里拣起来的、被压得变形了的铅制的茶缸，最多也只能用来舀水浇花而已”。但同时他又自励道：“我还必须把那些被红朱笔勾销了的岁月，像拣云母片似的一片一片拣回来。”人老觉少，且又稿约不断，艾青索性每天早上两三点就起床开始工作。除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在这些透视社会历史的长诗之外，艾青还写了不少短诗，如《鱼化石》《镜子》《盆景》等。


  20世纪80年代末，丰收胡同面临拆迁，在北京市的帮助之下，艾青用安置房置换来东四十三条97号院。艾青对这里也很满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还是个四合院，在城市中心。”我曾有幸几度到院中做客，白色的门窗使得院子里看起来朴素而又整洁，中庭的东北角种着一棵郁郁葱葱的玉兰树。艾青去世之后，这里就成为了“艾青故居”，想必也有不少像我一样的心怀崇敬者慕名而来吧。艾青诗作众多，其中《礁石》被视为是代表作之一：“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确实，艾青一生命运多舛，礁石很像是他人格的写照，读来也总是能让人感到鼓舞，思绪万千。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