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7月，鲁迅在“私密”日记之外，写了一组“公开”日记，即：7月5日、8日、10日、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连续发表的《马上日记》；同月19日、23日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七、八十九、九十、九十二期连续发表的《马上支日记》；7月12日、26日、8月2日、16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连续发表的《马上日记二》。三组“马上日记”均收入《华盖集续编》。

  鲁迅在6月23日“记于东壁下”的《马上日记?豫序》结尾处说：“如果写不出，或者不能写了，马上收场。”《马上日记》之“马上”并非欧阳修“马上、枕上、厕上”之“马上”，也不是其引申，而是随时都可能“马上收场”之“马上”。

  《马上日记》虽是杂文不是真正的日记，但所记多为生活中的所遇所想，比鲁迅的其他杂文更见“日常”“真实”的鲁迅。比如文章里出现的杮霜糖，就可令后人读出鲁迅的另一面。

  6月26日的“马上日记”，除第一段谈李霁野的来信外，其余四段记的都是杮霜糖。

  先写收到：“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综合《鲁迅全集》第三卷《“碰壁”之后》《马上日记》二文注释：织芳，即荆有麟（1903—1951），山西猗氏人。曾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听过鲁迅的课，当时参加《莽原》的编辑工作。1927年后任职于国民党军政部门，加入特务组织“中统”。从1924年11月16日首次现身至1936年4月18日最后留踪，鲁迅日记里的“荆有麟”、“有麟”、“织芳”出现多达几百次，前期是人“来”，后期多“信”至。特别是1925年，隔不了几天就有相关记载，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天天都“来”。

  次说观感：“打开包来看时，何尝是‘方’的，却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

  三谈口感：“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

  又讲迷惑：“但我不明白织芳为什么叫它‘方糖’？”

  写完这些，鲁迅意犹未尽，借夫人之口讲其功用：“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杮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杮皮来滤过的。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豫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来搽。”

  既已“收起”，本应暂告一段落，但仍有余韵：“夜间，又将藏着的杮霜糖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糖的外形不“方”而“圆”，“方糖”应该是“霜糖”的误听、误写。不管是“方糖”还是“霜糖”，鲁迅显然喜欢这“好东西”，拿来就“吃了一大半”。本要把“所余的收起”，但到“夜间”，又禁不住拿出来，想再“吃一点”，结果一吃，“又吃了一大半”。

  面对霜杮糖“又凉又细腻”的诱惑，已46岁的鲁迅不愿过分克制，像被四川人称为“好吃嘴”的小年轻一样，禁不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吃，“吃了一大半”还不罢休，“又吃了一大半”。可以想象，荆有麟送来的两包本为“霜糖”的“方糖”，经鲁迅这么一吃，肯定所剩无几了。6月26日“马上日记”里的鲁迅，与其他文章里的鲁迅形象大异其趣，很生动，很接地气，充满人间烟火哧，活脱脱一个“好吃嘴”。

  十多天后，剩下的应该是“一小半”的杮霜糖再次出现7月8日的“马上日记”里。7月8日的“马上日记”，第一段谈“往伊东医士寓去补牙。”然后，“午后，密斯高来，适值毫无点心，只得将宝藏着的搽嘴角生疮有效的杮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来。”据钱振文《〈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和〈马上日记二〉》（《博览群书》2021年1期）考证：密斯高是许羡苏在女高师的同学高秀英，河南开封人。许羡苏，浙江绍兴人，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鲁迅日记中的“许璇苏”“淑卿”“许小姐”都是指她。1924年12月7日的鲁迅日记里，曾经出现过高秀英：“晴。星期休息。上午高秀英小姐、许以敬小姐来。”《鲁迅全集》第十七卷《日记（人物书刊注释）》注释：“许以敬，安徽贵池人。1924年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学生，与许广平同班。”“高秀英，字超群，日记又作高女士。河南开封人。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毕业，与许羡苏同学。”1924年12月1日的鲁迅日记里，有“上午高女士来”句，“高女士”应该也是高秀英。

  为什么要拿出“宝藏着”的杮霜糖呢？鲁迅解释：“密斯高是很少来的客人，有点难于执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没有别的点心，只好献出杮霜糖去了。这是远道携来的名糖，当然可以见得郑重。”

  鲁迅说：“我想，这糖不大普通，应该先说明来源和功用。”

  但事出意料，鲁迅还未“献宝”：“密斯高却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说：这是出在河南汜水县的；用杮霜做成。颜色最好是深黄；倘若淡黄，那便不是纯杮霜。这很凉，如果嘴角这些地方生疮的时候，便含着，使它渐渐从嘴角流出，疮就好了。”

  鲁迅这才恍然：“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声，而且这时才记起她是河南人。”然后感慨：“请河南人吃几片杮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事还没完，杮霜糖的命运还需交待：“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或许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

  谈完杮霜糖，鲁迅从“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入手，发了一通议论：“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张三；研究萧伯讷，威尔士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

  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书’‘五经’之类，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谈为是。”《鲁迅全集》第三卷对“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有注释：“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一文里，说他和章士钊于一九二一年夏曾在英国访问威尔士和萧伯纳；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里，又将陈西滢的这一段文字改写为文言。此外，陈西滢在其他文章中还常谈到威尔士、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等以自炫。

  ”对“曼殊斐儿”也有注释：“曼殊斐儿（K．Mansfield，1888—1923）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小说《幸福》、《鸽巢》等。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又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上一再谈到法朗士，徐志摩也‘夸奖’他学法朗士的文章已经‘有根’了。”

  由此可见，鲁迅最后这段文字，是在影射“欧美留学”的陈西滢与徐志摩。这，或许才是鲁迅再提杮霜糖的原因。鲁迅总能将细微的生活细节升华到文化的高度，从给“密士高”吃杮霜糖笔锋一转讽刺陈、徐，既自然而然，又满含深意，笔法老道，笔触辛辣，看似不经意的几句题外话，却将被射被讽者的画皮剥得一干二净，现出画皮之下本真来。7月8日“马上日记”里的鲁迅，游走于生活之中，超拔于生活之上，似乎才是文字里的鲁迅，才是今人所熟悉的鲁迅。

  查鲁迅1926年6月26日日记，全文为：“二十六日，晴。午后访品青并还书。访寿山，不值。往东亚公司买《猿之群と共和国》一本，《小说と见支那之民族性》一本，共泉三元八角。访小峰，未遇。访丛芜。下午得朋其信。得季野信。得李季谷信片。”1926年7月8日日记，全文为：“八日晴。上午往伊东寓。午后访兼士。下午往公园。”

  并无荆有麟、高秀英来访的记载。但1926年6月24日的鲁迅日记却有荆有麟来访并送糖的记载：“二十四日 晴。上午秋芳来，未见。有麟来并赠柿霜糖两包。寄半农信。寄朋其信。寄小峰信。寄素园信。寄女师大试题。下午雨。”正如鲁迅谈自己的小说人物塑造时所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马上日记》也既有生活基础，6月26日“得季野信”就确有其事；又不全是“真实”的生活，将6月24日的“有麟来并赠柿霜糖两包”移至6月26日，就有“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意味。所以，《马上日记》不是生活实录，不是“真”日记；而是杂文，是“假”日记之名的文学创作。

  《马上日记》里的柿霜糖，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一方面，柿霜糖是生活里的真实，是荆有麟来看望鲁迅时送给鲁迅的。面对充满市井烟火气息的柿霜糖，鲁迅表现出了他的天然品性，喜欢吃零食的“好吃嘴”形象栩栩如生，令人莞尔。另一方面，柿霜糖又是文字里的存在，是鲁迅借以影射、讽刺“以希为贵”的陈西滢与徐志摩的道具。

  当柿霜糖脱离生活本真、成为形而上的道具时，鲁迅也就不再是生活里生动的“好吃嘴”，而是视角独特、笔触老辣的文化评判者。透过《马上日记》里的柿霜糖，我们看到了两位不同的鲁迅。两位鲁迅一生活生动，一庄重犀利，看似性情迥异，但都是真实的，也更是统一的。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