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7年，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完成处女作《第一印象》并通过亲友转交至出版商手中。迁延数年后，小说临近出版，小说家才发现市面上已有霍尔福德（Margaret Holford）的同名小说。灵机一动，她联想到最近阅读的一部小说《塞西莉亚》，在小说结尾，作者范尼·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借小说人物利斯特博士之口总结道：“一切不幸都起源于傲慢与偏见”——这是《傲慢与偏见》书名的由来。事实上，《傲慢与偏见》得益于《塞西莉亚》之处良多，远不止借用标题那么简单。根据批评家莱恩的研究，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乃至遣词造句，奥斯丁从伯尼作品中借鉴之处不可胜数，甚至她标志性的讽刺口吻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伯尼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尼·伯尼堪称是“简·奥斯丁的文学教母”。

  两位女作家颇多共同之处，比如“隐匿”写作。众所周知，奥斯丁生于牧师之家，自幼谨守礼仪法度。写作，尤其是商业性写作，在当时通常被视为“逾矩”行为，因此她只能乘家人不注意时偷偷写作。“她能完成所有这一切”，她的侄子在《简·奥斯丁回忆录》中写道，“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去，大多数工作须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偶然的打扰。”为此她把手稿悉心收藏，或用吸墨纸盖住，她的几部小说初稿都是在“零碎的纸片”上完成，以便“随时藏匿”。

  奥斯丁生前所有作品都是匿名发表。首部《理智与情感》署名“一位女士”，随后的《傲慢与偏见》署名“《理智与情感》的作者”。唯有在身后出版的《诺桑觉寺》扉页才第一次署上她的真名。她的作品大多由兄长出面与出版商洽谈，合同签署也由后者代劳，因此，今日的“简迷”想要找到一份奥斯丁的亲笔签名，可谓难乎其难。据考证，迄今为止，奥斯丁的名字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印刷品中出现，恰好是在伯尼1796年小说《卡米拉》所列的订阅者名单之上。

  伯尼的父亲是伦敦文化名人，交游广泛。15岁那年，伯尼受到父亲训斥，被迫将自己的习作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她处女作《伊芙莱娜》的雏形。然而外部的压力终究未能抑制创作的渴望，于是她转入“地下写作”。《伊芙莱娜》完成后，伯尼决定匿名出版，同时考虑到出版商可能凭借笔迹辨认出作者是“杰出的音乐史家查尔斯·伯尼之女”。因此，她发明“假手”书写法，并将用“假手”誊抄的书稿由其弟查尔斯呈交熟识的书商朗兹。

  范尼·伯尼凭借《伊芙莱娜》（1778）一炮走红。据传，皇家艺术学院院长雷诺兹爵士“在阅读时得到很多启发”，爱不释手，遂悬赏50英镑，想要挖掘出小说真正的作者。历史学家吉本宣称自己用一天时间读完这部三卷本小说，政治学家伯克对此表示严重怀疑：他本人用去整整三天时间，而他自信自己的阅读速度丝毫也不亚于吉本。戏剧大师谢立丹读完全书后更是热切建议小说作者转而尝试喜剧创作。连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也赞赏有加，声称小说作者堪做他的文学“偶像”。面对文艺界人士的追捧，伯尼本人心态却相当超然：许多时候她只是笑而不语，任凭他人评说。最有意思的是，据说本书出版当日，伯尼的继母大声朗读报上刊登的新书广告，却不知作者就坐在她对面。

  同样是匿名写作，奥斯丁相信她所有作品（包括书信和札记，以及早年所作《英格兰史》）都有至少一位理想读者；伯尼则更愿意将自己的“每一缕思绪、内心的每一种企盼”展现给“莫须有小姐”（Miss Nobody）。更为有趣的是，伯尼也堪称史上首位通过日记进行现场“直播”的作家——直播的内容是她本人经受的乳房切除术。“接着，我不由自主爬上手术床……当可怕的钢刀插入胸膛——切开血管、动脉、肌肉、神经……我以为手术顺利结束——哦，不！又要重新开始切割——比先前更可怕，这次要将恶性腺体的底部、根部和它附着的部位切开……”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像大多数一样，伯尼本以为自己命不久矣，但不料手术极其成功：她术后存活长达30年，时人叹为奇迹。而她最大的变化，是此后作品中更平添一股切后余生的“豪迈之气”。

  在批评家看来，伯尼雄奇的文风很大程度上是对“约翰逊文体”的刻意仿效。同样，奥斯丁对这种文体也极为推崇，她在《诺桑觉寺》中采用约翰逊式的反义对偶句结构，评论同时代小说家安·拉德克利夫的哥特小说“缺乏人性描写”，其中的人物“如果不像天使般纯洁，则必定具备恶魔般品性”，这可谓是伯尼和奥斯丁这两位女作家的另一大共同特色。

  与奥斯丁对约翰逊的崇敬和膜拜不同的是，伯尼与这位大文豪亲密无间、情同家人——约翰逊一直称呼她为“小范尼”。青少年时代，伯尼曾拒绝约翰逊为她开设的拉丁文课程，因为“无法花费大量时间去习得一门我一向畏惧了解的学问”，而后者也不以为怪。《伊芙琳娜》大获成功后，约翰逊更是喜不自禁，宣称他平生崇拜两位文学家：一位是他的友人戈德史密斯（代表作《威克菲尔德的牧师》），另一位就是“小范尼”。“我敬佩范尼”，约翰逊解释说，是因为“她的观察，她的敏锐，她的幽默，她的认识，她的表达方式，以及她所有的写作天才”。他喜欢《伊芙莱娜》中雪山的场景，更喜欢其中个性鲜明、令人着迷的人物。相比而言，他觉得伯尼“小说里有真正的生活”，而戈德史密斯有时过于造作，“不太自然”。从这一点来看，约翰逊甚至断言，蒲柏的诗歌不如伯尼的小说，因为“写诗可以没有经验，而写小说则不能没有生活”。

  奥斯丁开始文学创作时，伯尼已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女性小说家。《塞西莉亚》一书为她带来250英镑版税，而约翰逊从王室获赏的年金也不过区区300英镑。对于经济困窘并希望通过写作舒缓家庭压力的奥斯丁来说，向成功的前辈女作家借鉴和学习自然也顺理成章。正如文学评论家布拉德布鲁克在《简·奥斯丁和她的前辈》一书中所说，作为其风格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范尼善于运用不同的语言展现人物特点，这一点对奥斯丁启发很大。以《伊芙莱娜》为例，对于社会地位高的角色（如奥维尔勋爵、路易莎夫人），范尼通常使用极其正式的语域（register），而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角色（如米尔万船长、迪瓦尔夫人），范尼的口语化表达可谓惟妙惟肖。性情古怪的米尔万船长喜欢用粗俗的语言辱骂从法国归来的迪瓦尔夫人，后者则以同样方式还以颜色，二人一直争吵不休，成为典型的“风俗喜剧”场景。迪瓦尔夫人代表的是中下层妇女形象，日后在《理智与情感》中的詹宁斯夫人以及《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太太等人身上，皆不难发现其身影。此外，如小说中贵族德维尔先生不顾家庭反对爱上小户人家的伊芙莱娜，与《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爱上伊丽莎白情节极为相似——而德维尔的母亲这一角色则近乎颐指气使的凯瑟琳夫人。

  除了人物形象，两位女作家在处理故事情节方面也颇多相同之处，比如对于舞会的描写。众所周知，对于当时的未婚女性而言，舞会是觅偶的最佳场所，无论是伯尼的都市舞会，还是奥斯丁的乡村舞会。当然，在这样的场合，社交礼仪也是重中之重。《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初见达西便心生不满，原因就在于后者拒绝“下场”且态度倨傲。相比而言，伯尼在《伊芙莱娜》中对舞场礼仪的描写更为细致。初涉社交界的女子（也是本书副标题）伊芙莱娜一踏入舞场便吸引了众多男子目光。凭借个人喜好，她先是拒绝了其中一位，不久又欣然牵手另外一位，无意中触犯伦敦社交界之大忌，差点被重新发配回乡间。一段时间后，她在街头邂逅粗俗不堪的乡下表亲，其言辞之鄙俗令她面红耳赤。这一幕难免让人联想起《曼斯菲尔德庄园》，小说女主范尼（恰好与女作家同名）寄居亲戚庄园几年后，决定返乡探亲。然而当她回到朴次茅斯家中时，她反而觉得自家人言语低俗，环境吵闹，感到自己“格格不入”，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庄园别墅的高雅气派。

  许多时候，奥斯丁模仿痕迹相当明显，连措辞及句式也近乎雷同。如《爱玛》（第7章）中埃尔顿太太声称“我酷爱音乐——满腔热情（passionately）”，显然是效仿《伊芙莱娜》中迪瓦尔夫人的口头禅“音乐是我的最爱（passion）”。《傲慢与偏见》（第47章）中玛丽对伊丽莎白评述莉迪亚的丑闻：“这是最不幸的事；一定会被人家议论……女性失去贞操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她的名声像她的美貌一样脆弱”，明显也是效仿伊芙莱娜的人生导师维拉斯先生的名言：“记住，我亲爱的伊芙莱娜，没有任何东西比女性的名声更精致：它同时也是人间最美好、最脆弱的东西。”

  当然，奥斯丁和伯尼这两位作家的区别也同样一目了然。由于生活阅历丰富，伯尼的题材气魄宏大（尤其是最后一部小说《卡米拉》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全面描绘），而奥斯丁对她本人写作的“自我设限”不过是“一座村庄的三四户人家”。根据传记作家托德（Janet Todd）的研究，奥斯丁晚年显然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未竟之作《桑迪顿》中，她致力于拓宽题材范围，在小说中描绘海滨度假村及商业地产开发等场景，似乎是对伯尼的刻意模仿。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还有以下一幕场景：女主海伍德小姐在当地书店拿起一卷《卡米拉》，思忖自己是否买得起，同时感慨“她绝对没有卡米拉的青春，也不愿拥有她的伤悲”。伯尼对奥斯丁文学创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就创作理念和技巧而言，作为“后浪”的奥斯丁显然胜出一筹。像感伤主义文学大师理查逊一样，范尼和她笔下的女性角色距离太近，代入感太强，导致其人情感泛滥，动辄便泪如雨下；而奥斯丁则反对将人物感伤化，《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娜这一形象的刻画便是对上述倾向的微讽。此外，范尼笔下男主形象太过完满，属于扁平化的理想人物，既缺乏性格发展，也令人难以置信，而奥斯丁笔下人物无论男女（如伊丽莎白与达西）皆有“成长”之变化和经历。由此，奥斯丁的作品不仅具有夏洛特·勃朗特所言“中国工笔画式的精准”，而且不乏曲折、发现与逆转等精妙笔法，也正是感伤主义罗曼司向成熟现代小说过渡的显著标志。

  （编辑：李思）